姚 艳

(渭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翻译对于我国文明的延续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中华文明永葆活力的重要举措。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在《中国翻译词典》的序言中说：“翻译是中华文明永葆青春的万应灵药。”通过翻译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推广到更大的空间，提高我国文化影响力的同时，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改变取用的知识、文化日益增多，而输出的知识、文化少得可怜的状况，从而实现中华文化的输出和冲击。通过把中国文化翻译成英文及其他不同种语言，向世界输出我们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和理念，从而对外传播。纵览历史长河，洋务运动时期，我国就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掀起过学习西方文化的狂潮。然而，由于忽略了我国文化的输出，导致我国文化一直处于被动、受压制的状况。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文化想要更好地发展，就需要加强对外交流和传播，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夺得主动权，形成更广阔的文化氛围，而汉语典籍的英译就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华文化的英译并非简单地将汉语翻译成英语的过程，译者不但要具备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知识，同时要熟悉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阅读习惯等，在翻译过程中遵循合适的伦理原则，并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才能进行翻译。

一、翻译伦理概述

伦理道德在不同的时期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其意义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伦理”中的“伦”，就是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而“理”是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伦理”的完整意思就是在社会关系的发展和人际关系的交往中应该遵循的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原则。从翻译的角度来看，翻译工作就是将一种语言翻译、转化为另一种语言，这不仅仅是表达方式的转化，更重要的是翻译技巧的运用和情感的转化。[1]因此，翻译是文化的转化和情感的交流。翻译属于特定文化语境下主体间的对话, 不是静止的、孤立的、封闭的，所以不可避免会受到人际关系中各种社会规范的制约，也不能脱离理论道德的约束。因此，对于伦理道德的把握主要依赖于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要遵循伦理道德的原则，尊重目的语国家的传统文化，充分了解目的语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遵循伦理道德。读者在接收到译文信息时，也会在内心产生评判，读者会依据自己所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对译文进行评价，而非基于译者的文化背景。因此，译者要根据目的语国家所遵循的文化背景进行翻译，译文才能被读者接受和理解。当前翻译界认为：“翻译包括了一连串的活动, 每一种活动都体现了在诸多的可能性中做出的选择，翻译活动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必须受到一定的道德制约,因此应用翻译学离不开应用伦理学。”[2]

综上所述，翻译工作的成功必须是在充分把握伦理原则的基础上实现的。翻译工作中的伦理道德原则，更加强调译者的中心地位，伦理道德原则否定了汉语典籍原作者的中心地位，认为应该由译者在脑海中消化原著，并且通过个人对目的语文化的理解和对原著的感情理解，进行合理化的翻译，呈现出的作品必须符合目的语国家传统文化背景和文化习惯，同时应该充分展现原文中蕴含的文化情感。

二、我国汉语典籍的英译历史及现状分析

汉语典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创作的经典作品，注入了中华民族的深厚情感，体现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我国拥有大量的汉语典籍，这些汉语典籍中承载与蕴含了大量的中华传统文化，非常适合传播与交流。此外，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华传统文化有较多的曲解，而有效的汉语典籍英译工作可以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解和误会，因此汉语典籍的英译也显得尤为重要。

(一)汉语典籍的英译历史

从我国对汉语典籍的英译历史发展来看，这项工作由来已久。从晚清民国初时期开始就有非常优秀的译者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辜鸿铭先生就曾推出《论语》和《中庸》等非常优秀的英文翻译版本；苏曼殊先生曾经用英文翻译过100多首古诗词，其中《诗经》有60多首，李白、杜甫的诗词也涉及较多。这一时期有大量的文化典籍被翻译，是典籍翻译的一个多产期。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由于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国人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量不是很丰硕，但是其中不乏优秀的译者和翻译作品。比如：林语堂先生、贺敬瞻先生、林文庆先生等优秀学者，他们的译作有《墨子》《镜花缘》《老残游记》《古文小品选译》《老子之智慧》《庄子》《中国著名诗文选读》《英译重编传奇小说》《聊斋志异》《离骚》等优秀英译作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现了两位杰出的典籍译者：杨宪益和他的夫人戴乃迭，其翻译的典籍包括《红楼梦》《楚辞》《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史记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选》《儒林外史》《关汉卿杂剧》《长生殿》《聊斋选》《老残游记》《古代寓言选》等，总翻译量达到了千万字。而另一位需要特别提到的翻译大家是北京大学的许渊冲先生，其在古代诗词歌赋翻译方面成就非凡，翻译作品有《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一百五十首》《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李白诗选》《苏东坡词选》《李煜词选》《西厢记》《元明清诗一百五十首》等，真的是硕果累累。[3]如今，为了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我国很多翻译大师和翻译工作者一直孜孜不倦从事典籍翻译工作，大量译作层出不穷。

(二)汉语典籍翻译的现状分析

随着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我国对民族文化传播的日益重视，越来越多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被翻译成英文出版海外。当今世界对汉语典籍英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求翻译的准确性，而且要求译文能够准确地传递汉语典籍中的文化和情感，并且译文还要符合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伦理道德。[4]然而，从当前我国汉语典籍的翻译形势来看，虽然近年来我国一大批翻译学者和专家参与到了我国传统典籍翻译的研究中，各类翻译论文和研究课题层出不穷，一些典籍翻译并出版，但是目前我国典籍翻译涉及范围较小，大多数典籍翻译只是关注经典的文学作品，如诗歌、小说等，中国其他传统文化方面的典籍，如科技、医药等鲜有涉及。同时由于前期的翻译成果有限，在翻译研究过程中可参考对比的译文较少，研究语料较小，语料选择局限，这就导致翻译的定量分析研究较少；而且大多翻译研究关注的是现有译本语言的对比分析，研究关注的是语言本身，忽视了译者的主体作用以及其他影响翻译的因素，而且相关翻译研究理论关注不多。赵长江教授曾指出，典籍翻译要关注译作的实际传播效果，即是否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因此，典籍翻译研究还需突破现状，才能有助于典籍翻译研究的发展，从而积极服务于我国经典文化的对外传播。

三、翻译伦理视角下汉语典籍英译的问题分析

伦理是人与人交往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翻译自然要受到翻译伦理的约束。然而，从翻译伦理的视角来看，当前我国汉语典籍的英译依然存在以下问题。

(一)译者未按翻译伦理要求的过程开展英译

根据搜集的文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一些译者在汉语典籍的英译过程中并不完全遵循翻译伦理要求的翻译过程，表现为对汉语典籍原文的错译、漏译，甚至出现不文明的翻译等等。我们不得不承认，实际汉语典籍的英译工作与理想中的英译工作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就要求广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遵循伦理原则，注意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差异，关注自身的翻译语言和意思是否违背伦理道德，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时，是否正确把握价值判断和伦理取向。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给译者遵循翻译伦理带来的挑战

汉语典籍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包含着中国发展的历史，但在汉语典籍英译的过程中，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往往给译者带来一定的挑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由于汉语典籍中的文字多为古代文字，其含义较为晦涩难懂，当译者进行英译时，由于中英语言文字的差异，难以体现源语真正的含义，也难以传递其蕴含的文化内涵，而且译文往往难以遵循西方读者的语言习惯和审美眼光。二是许多文化典籍所处的历史年代、文化背景与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即使译者对其进行了准确的翻译，由于文化冲突的存在，译文往往也难以符合西方读者的伦理道德标准。例如：在翻译《水浒传》时，对鲁智深曾描写为“此人上应天星”，有些译者将这句话翻译为“He could response the Star in Heaven”。这里涉及中国宗教文化，也就是72天罡星、36地煞星。显然，目前的翻译与作者原来的意思相去甚远。但如果翻译为“This man represents a star in Heaven”则比较符合原文意思。因此，译者在英译汉语典籍时应该充分考虑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英译过程中要尽量避免文化冲突，遵守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5]

(三)未凸显译者在遵循翻译伦理中的主体性作用

翻译的过程是一种以原文为客体的对象性活动，因此译者作为这个对象性活动的主体必须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这就需要译者在翻译汉语典籍中投入自己的主观情感，提升自己的素质水平。汉语典籍进行英译的难度较高，作为译者，其重要责任之一就是保证含有中华优秀文化因子的翻译文本能够在英语翻译环境中得以生存并发展。所以在对汉语典籍进行翻译时，对译者素养有较高的要求。从汉语典籍的内涵与本质来看，汉语典籍翻译与其他作品翻译不同，对于译者学科素养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可以说一部作品的翻译水平高低，取决于译者的专业素质水平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然而，从当前我国翻译汉语典籍的情况来看，许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未投入自己的主观情感，也不注意提升自己的翻译水平和技巧，未能发挥自己在遵循翻译伦理中的主体性作用。[6]

四、基于翻译伦理的汉语典籍的英译策略

(一)按照翻译伦理要求的翻译过程开展翻译

根据翻译伦理的要求，翻译的过程具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对原文的复刻，是完全按照原文的意思和语言结构进行翻译，也就是原文的再现时期。第二阶段是为翻译工作赋予一定目的，主要活动是为了委托人的各种目的进行的翻译工作，翻译的过程也不再是完全对原文的复刻，而是适当地添加了一些目的和意义。第三阶段是关于跨文化翻译的伦理道德问题，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要遵守伦理道德，尊重目的语国家的文化传统，并且要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强调译者个人的情感，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需要投入译作中，适当地抛弃原作者的一些不符合其他国家文化背景的情感。第四阶段是翻译工作的完善阶段，需要译者的自律，在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生活习惯，但是不要忘记作为中国翻译者的使命，就是传承和积极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7]14翻译伦理要求的四个阶段为我国译者开展汉语典籍的英译工作指明了方向。在翻译伦理的指导下开展汉语典籍的英译有利于提高汉语典籍英译的质量。本文以《道德经》为例，来说明如何按照翻译伦理要求的翻译过程开展翻译。

原文: “大国者，下流也。”

第一阶段译文：A large kingdom must be the low stream.

第二阶段译文：A big country should be like the delta low-regions.

第三阶段译文：The large state is like the lower part of a river.

第四阶段译文：A large state should play the role of female/Just like the lowest reaches of a river.

从以上译文可以看出，第一阶段译文仅仅是对原文的复刻，逐字逐句地翻译，显然并不能表达原文的准确意思。第二阶段译文加入了翻译的目的，因为这里考虑到《道德经》是意在告诉世人普遍哲理，所以将“must be”改为了“should be”,并把下流翻译为“the delta low-regions”来指代下游低洼近海处。虽然这样的翻译可以表达原文的意思，但显然这种翻译不符合西方读者的文化习惯。第三阶段考虑到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将“delta low-regions”翻译为“lower part of a river”，显然更利于西方读者理解。第四阶段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指出大国就好像是河川下游的近海处，汇聚收纳了上游许多小国，如此愈见其大。这里把大国类比为女性，指出要发挥出女性似水一般的作用，来汇聚上游流来的水。

(二)把握文化转换的尺度，选择合适的翻译伦理

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译文容易被西方读者所曲解。因此，在汉语典籍英译的过程中，译者不仅要遵循翻译的准确性原则，更要把握好文化转换的尺度，这就需要译者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合理把握不同文化之间伦理道德的转化，让中华传统文化作品经过转化，适应西方国家传统，并且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译者不仅仅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还应该了解和掌握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文化的差异性，并且有强烈的爱国情感，通过译者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差异的包容性。[8]

此外，译者还要根据西方文化的特点，选择合适的翻译伦理。译者对于翻译作品的伦理选择主要有三种方式，分别是“尊重保留” “归化屈从”和“调和中立”。[9]“尊重保留”即是对汉语典籍的原有意思、原有情感、原有文化进行忠实的翻译和传递，译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为了将中华文化完全地呈现给世界，并且将中华文化中的表达方式和汉字含义传递给世界，保证了原作品的完整性。“归化屈从”是指抛弃了以汉语典籍的原作者为中心的原则，以译者的主观情感为主导，并且符合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和文化背景，坚持相应的伦理道德，并不能完全体现原作品的原有情感和意思，但是却符合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潮流，这种翻译方式与第一种翻译方式完全相反。“调和中立”，顾名思义，就是对第一种和第二种翻译方式的结合和协调，既充分尊重了原作品的情感和真实意思，又能兼顾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背景。译者在翻译时，充分考虑到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对原著进行了充分的吸收和转化，并且能够保留原作的真实意思。水平较高的翻译作品，还会保留原作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这就需要译者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字功底和翻译水平，还需要充分掌握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发展历史。以李白《金陵酒肆留别》中“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常”的译文为例，来说明如何根据作品选择合适的翻译伦理。

Lowell译:The wind blows.The inn is filled with the scent of willow-flowers. In the wine-shop of Wu, women are pressing the wine.The sight invites customers to taste.

Giles译:The breeze blows the willow-scent in from the dell,While Phyllis with bumpers would fain cheer us up.

许渊冲译:The tavern’s is sweetened when wind blows in willow down,A southern maid bids the guests to taste the wine.

可以看出，Lowell的翻译比较遵从原著的内涵和语句的结构，将原文的感情和意境丝毫不差地展现在他的译文中。显然，Lowell采用了“尊重保留”的翻译伦理。

Giles则选择了“归化屈从”的翻译伦理，他的译文完全没有原文的意思。从他的翻译来看，名为Phyllis的一位女子在充满魅力的山谷景色中，与诗人共同饮用美酒并且畅谈人生，描绘了一幅极具诗意的景象，不同于原著的意思和情感。我们在翻译作品中已经找不到对原文情感的描写了，更谈不上寻找中华传统文化的踪迹，原文的意思比较温婉含蓄，符合中国古代女子的韵味和内敛，而翻译的文字则较为热情、奔放，符合西方开放的思想，翻译的意思与原文的意思差距较大，但是这并不影响翻译的文章成为优秀作品。

许渊冲先生的翻译则是介于两者之间，既不像Giles的译文与原著意思相差甚远，也没有Lowell 的完全遵从原著的情感和语句结构，而是两者的中和，既保留了传统汉语典籍的情感和语句结构，又针对西方文化进行一定的修饰，选择了“调和中立”的翻译伦理。这三种不同翻译方式，体现的是不同翻译策略的选择。Lowell的翻译目的只是为了让汉语典籍的意思呈现在读者眼前，尽量保留原有典籍的意思和情感，只作为翻译为读者提供便利而用，并未考虑伦理道德的选择。而Giles则是另一个极端，对于伦理选择的原则体现得较为明显，但完全不考虑汉语典籍的原有意思和情感，而是在原有意思的基础上将汉语典籍改造为另一个符合西方文化的新作品，可以完全融入西方本土的作品。许渊冲先生则是中立派，是两者的中间，他的作品既为了让读者充分了解汉语典籍的真实意思，又考虑到了汉语典籍翻译过程中的伦理道德选择；既满足了读者学习汉语典籍的需要，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又体现了伦理道德的选择，体现了对西方文化的尊重，较好地遵循了伦理道德的翻译原则。[10]

(三)突出译者在遵循和选择翻译伦理中的主体作用

译者作为汉语典籍英译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必须发挥选择伦理原则的重要作用，通过翻译伦理的选择赋予作品重要的情感和特殊的文化内涵。法国著名学者安托瓦纳·贝尔曼认为，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目的、翻译立场、翻译方案以及翻译方法使译者成为翻译中最积极的因素,他/她的态度、方法和立场一旦确立,译者也就为自己定了位置。[11]译者在作品的翻译准确性、情感呈现与伦理选择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作品的翻译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虽然在跨越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作品的碰撞过程中，会产生不同文化之间的误会和碰撞，但是在作品翻译中只要做出正确的伦理道德的选择就可以实现误会的消除和文化的交流。因此，对于进行汉语典籍英译的译者来说，也要充分发挥其遵循和选择翻译伦理的主体性作用，在翻译过程中投入自己的情感，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和技巧。[12]以《醒世恒言》杨曙辉夫妇译本为例，分析译者在翻译伦理的规范和指导下如何发挥译者主体性，以再现原文内容和原作者意图。在翻译《醒世恒言》章节标题时，杨曙辉夫妇尽最大努力再现原文特色和原作者的审美追求。

原文:大树坡义虎送亲。

译文:The Grateful Tiger Delivers the Bride at Big Tree Slope.

原文:小水湾天狐诒书。

译文:Divine Foxes Lose a Book at Small WaterBay.

“大树坡义虎送亲”和“小水湾天狐诒书”是《醒世恒言》第五卷和第六卷的标题，两个标题是七言对句。对偶句的基本特征是对称并列的句子字数相同、结构相同或相似。根据翻译伦理的要求，杨曙辉夫妇翻译时发挥译者主观能动性，在传达标题原意的基础上着力再现对偶句的形式之美。译者采用了直译的方法，译文忠实通顺，上下句句式相同，工整对仗。The Grateful Tiger 对Divine Foxes，同为名词短语; Delivers 对Lose，同为动词; at Big Tree Slope 对at Small WaterBay，同为介词短语。[13]274,313

五、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作为跨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交际行为，难免会产生文化和伦理的冲突，因此，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伦理原则，注意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差异，关注译文是否会违背目的语读者的伦理道德。译者应该注意文化的差异性，对于汉语典籍的英译不仅仅要实现原文意思的转化，更应该实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因此，在翻译汉语典籍的过程中要注意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和包容，遵循伦理道德的标准和原则。这就要求译者在汉语典籍的翻译时不仅要遵循翻译原则进行英译，更要尊重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把握好文化转换的尺度，选择合适的翻译伦理，发挥自己在遵循和选择翻译伦理的主体性作用，从而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