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农业发展地区农民收入结构演变规律及其启示<br/>——基于上海、北京、广州2005—2014年数据比较

都市农业发展地区农民收入结构演变规律及其启示
——基于上海、北京、广州2005—2014年数据比较

2018-03-07陶雪娟

上海农业学报 2018年1期

杨红，陶雪娟，杜辉，马佳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上海201403）

农民收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反光镜，是农村消费升级的原动力，是农村改革发展的发酵剂，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的硬支撑。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历来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重点［1］。目前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增收放缓［2-3］。因此，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一直密切关注农民收入稳增长的问题，并在2017年“中央一号”中明确提出了“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加强科技创新引领，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加大农村改革力度”的任务目标。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各种收入的非均衡增长使农户收入增长的源泉发生了质的变化。总结前人对农民收入结构的研究结果不难发现，大多数研究主要是从全国层面或围绕产业区展开的。例如，周雪松等［4］、叶彩霞等［5］、曾令秋［6］分别从全国层面出发，对我国农民收入的结构变化、区域差异等进行了实证研究；马凌等［7］、任淑荣［8］、孟志兴等［9］、滕馗等［10］分别以江苏省、河南省、山西省以及西北地区为例，研究了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综合来看，以往研究多是针对农民收入的演变结果进行分析，缺乏对农民收入结构演变规律及其根本原因的系统分析，特别是针对都市农业发展地区，一些代表了我国先进农业生产区域的农民收入结构的研究更是甚少，因此研究都市农业发展地区的农民收入结构演变规律对顺应现代农业发展、进一步提高我国农民收入意义重大。

北京是我国都市农业的发源地之一，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北京市提出了发展都市农业的要求；上海、广州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其都市农业的建设和发展速度较其他城市优势明显。基于此，以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2005—2014年农民收入的相关数据为对象，分析近年来我国都市农业发展地区农民收入结构演变规律及特点，旨在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农民增收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1 都市农业的概念及内涵

俞菊生等［11］、方志权［12］认为，“都市农业”一词最早起源于1930年出版的《大阪府农会报》上，其含义是地处都市及其延伸地带，紧密依托城市的科技、人才、资金、市场优势，进行集约化农业生产，为国内外市场提供名、特、优、新农副产品和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并具有休闲娱乐、旅游观光、教育和创新功能的现代农业［13-14］。结合近年来国内外都市农业的发展历程，其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存在于都市内部或外部；（2）是城郊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3）是集约化、规模化较高的现代农业；（4）依附于都市经济，是现代都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上海、广州作为引领我国经济跨越发展的排头兵，其都市农业发展主要以“菜篮子”产品生产、生态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等形式呈现［15-17］。在这些城市中，尽管一产增加值占整个城市GDP的比重较低，相较于优势农业产区，土地资源瓶颈明显、发展空间较小，但都市农业在城市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仍难以动摇。都市农业发展地区的“菜篮子”产品为市民生活提供了供给保障，城市的生态功能和休闲观光等功能不断增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百姓幸福指数稳步提升。

2 都市农业发展地区农民收入及其来源结构分析

文中所指的农民纯收入是指农民人均纯收入，即指农民总收入中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即扣除家庭经营性支出、税费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后剩余的部分，可直接用于生产性或非生产性投资、生活消费、积蓄。根据各地区统计局的统计指标和分类标准，农民纯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部分。由于上海市统计局将2014年度上海市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进行了合并，因此本文也将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进行了整合。文中的各类收入数据均是名义值。

在农民纯收入方面（表1），2005年广州的绝对数最高，为8 380元（人民币，下同），其次是上海和北京，分别为8 340元和7 860元；2014年上海的绝对数最高，为21 192元，其次是北京和广州。除2014年广州农民的纯收入比2013年有所降低外，2005—2014年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农民纯收入均有逐年稳步递增的趋势，其中北京的增长幅度最高，增长了2.57倍，其次是上海，增长了2.54倍，广州增长了2.11倍（图1）。

表1 都市农业发展地区农民不同来源的收入Table 1 Farmers’different-source incomes（yuan）in developing urban agricultural areas 元

在工资性收入方面（表1），上海是工资性收入最高的城市，2005—2014年期间其平均值分别比北京和广州高1 222.2元、1 648.5元，但近几年来，各城市的工资性收入差距不断缩小。2005年上海比北京高1 590元，2014年两者的差距缩小到358元，与广州的差距也由2005年的2 147元缩小至2014年的899元。在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方面（图2），2005—2014年期间各都市农业发展地区的差距变化不大，上海小幅下降，广州小幅微升，北京较为稳定，三个城市的农民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逐渐趋同。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农民工资性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且在城乡一体化、三大经济圈协同发展等时代背景下，不同城市间的工资性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图1 2005和2014年都市农业发展地区农民纯收入比较Fig.1 Com parison of farmers’net incomes in developing urban agricultural areas in 2005 and 2014

在家庭经营性收入方面（表1），2005—2014年期间北京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而上海和广州正好相反，呈先降低后增加的趋势。2005—2014年期间，广州的家庭经营性收入最高，且绝大多数年份达2 000元以上。2005年家庭经营性收入最低是上海，为811元；2014年家庭经营性收入最低是北京，为867元。但从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来看（图3），各都市农业发展地区均呈先持续下降后降幅收窄的特点，其中北京在2005—2013年的曲线走势一直呈下降趋势，2014年降幅明显减小；上海在2005—2014年的曲线一直趋缓，变化幅度最小；广州在2005—2009年的曲线斜率较大，但2010年以后也逐渐趋缓，其结果与关浩杰［18］、姜长云［19］等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其原因主要是，近年来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量农民选择到城市务工，因此家庭经营性收入逐渐降低，但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农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始发力，“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等政策红利逐渐显现，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开始增加。

在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方面（表1），除广州2014年的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有大幅度降低外，其余各城市间的差距不大，且随着年份的增加均呈递增的趋势，这与近年来国家对农业的财政补贴力度不断加大关系密切。该结论与王慧等［20］研究结果一致，其研究得出，2009—2013年全国农村居民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比例由10.9%上升至12.1%，其中转移性收入增加的比重占91.7%。分析广州2014年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降低的原因，可能与当年广州的房价大幅下跌有关。2014年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广州房价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引起部分居民的购房投资收入明显减少，加上股市低迷等因素影响，从而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出现大幅降低。从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来看（图4），除2014年广州的占比数据明显下降外，各都市农业发展地区呈稳步递增的趋势，且各城市间的差距变化不大。

图3 2005—2014年都市农业发展地区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Fig.3 Proportions of fam ily-run business incomes in developing urban agricultural areas in 2005—2014

图4 2005—2014年都市农业发展地区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结构占比Fig.4 Proportions of transfer earnings and property incomes in developing urban agricultural areas in 2005—2014

此外，综合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分析，2014年北京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较2005年增加了8 298元，居第二，但家庭经营性收入却远低于其他两个城市，说明2005—2014年期间，北京的经济发展速度比上海和广州都快。从三个城市的GDP总值看，北京的GDP增幅最大，增长了14 361.30亿元，其次是上海，增长了14 320.04亿元，广州增长了11 552.64亿元，该数据也充分佐证了北京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结论。

3 各都市农业发展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量及来源贡献率分析

3.1 各都市农业发展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量及来源贡献率分析

3.1.1 北京市农民收入增长量及来源贡献率分析

2005—2014年北京的农民纯收入增长量逐年不断增加，且主要增长来源是工资性收入、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这两项对收入增加的贡献率平均值为66.0%、40.9%，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贡献率则较小，且正负无明显规律（表2）。2011年工资性收入增长量达到最高，为1 572元，对当年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106.6%，2011年以后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呈逐渐降低的趋势。而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的贡献率从2010年起逐年增大，到2013年达到最大值，比上一年增长1 154元（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分别增长848元、306元），其贡献率为62.0%。

表2 北京市农民收入增长量及来源贡献率Table 2 Increments and contribution rates of farmers’different incomes in Beijing

3.1.2 上海市农民收入增长量及来源贡献率分析

除2009年农民纯收入增长量有所降低外，2005—2014年上海的农民纯收入增长量也逐年上升，且工资性收入、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仍是推动农民纯收入增加的主力，其两项对农民纯收入增加的贡献率分别为56.1%、43.9%（表3）。农民纯收入增长量最高的是2014年，为1984元，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最大的年份是2010年，达62.2%，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的贡献率最大的则是2009年，为55.5%。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贡献率仍较小，且正负也无明显规律。

表3 上海市农民收入增长量及来源贡献率Table 3 Increments and contribution rates of farmers’different incomes in Shanghai

3.1.3 广州市农民收入增长量及来源贡献率分析

除2007年和2014年广州农民的纯收入较上一年有所降低外，其余各年份农民纯收入都稳步递增，且工资性收入、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仍是农民纯收入增加的主要来源（表4）。农民纯收入增长最快的年份是2011年和2013年，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9.9%和43.9%，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的贡献率分别为24.7%和44.3%。经研究分析得出，2007年广州农民纯收入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减少，而2014年农民纯收入降低的主要原因是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的降低。

表4 广州市农民收入增长量及来源贡献率Table 4 Increments and contribution rates of farmers’different incomes in Guangzhou

3.2 各都市农业发展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量比较

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2014年广州房价下跌致使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大幅下降，因此2014年广州农民的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数据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故选择2012、2013年各都市农业发展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量进行比较。

2012年广州的农民纯收入增长量最高，为1 971元，北京和上海的差距不大，分别为1 740元和1 757元（图5）。在各收入增长来源中，均是工资性收入＞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工资性收入方面，北京的增长量最大，为1 264元，其次为广州的1 111元，上海的增长量最小，为1 003元。据有关资料表明，2012年北京将“大力开拓农民就业岗位、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确立为农民收入增长的工作重点，当年北京市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6.32万人，其中就业困难人员3.72万人、新开发绿色就业岗位2.91万个，帮助本市2.24万名城乡劳动者就业。

在家庭经营性收入方面，各地区的差距较大，广州的增长量最高，为140元，其次是上海，为28元，北京是负增长。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加离不开新型家庭经营主体的创新，2012年上海市松江区“定人定产”的家庭农场发展取得了较好成效。据2012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对上海松江的调研结果表明，2008—2011年，松江区家庭农场的平均收入由7.45万元增加至10.1万元，人均农业经营收入为46 561元，与当地打工人均收入24 000元相比，家庭农场经营者是非农从业者的1.9倍［21］。

在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方面，上海的增长量最高，为726元，北京的最低，为521元，分析其原因是2012年上海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卓有成效，在思想认识方面，首先要有针对性的宣传，实行“一把手”工程，同时建立操作性强的目标考核制度；在农村集体资产量化方面，先量化经营性资产，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量化非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在成员资格界定方面，应根据当地实情，因地制宜制订相关规定标准；在股权设置方面，应以农龄为主要依据，并充分尊重群众选择，具体可由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公开程序自主决定。以上相关政策的落实，为全市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2013年广州的农民纯收入增长继续领先于北京和上海，与农民纯收入最低的城市相比，差距由2012年的231元缩小至192元；上海与北京相比，由2012年的高17元，变为2013年的低54元，由此说明2013年上海的农民纯收入增长量较其他两个城市继续明显落后（图6）。在工资性收入方面，依然是北京的增长量最高，其次是广州，上海最低，该结论也在李国正［22］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通过进一步调查分析得出，相对于工作年限、性别等，学历是影响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主要因素，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民，受教育年数每增加一年，月工资性收入分别提高2.1%；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受教育年数每增加一年，月工资性收入分别提高3.9%。

图5 2012年都市农业发展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量比较Fig.5 Comparison of farmers’income increments in developing urban agricultural areas in 2012

图6 2013年都市农业发展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量比较Fig.6 Comparison of farmers’income increments in developing urban agricultural areas in 2013

在家庭经营性收入方面，北京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进一步减缓，其增长量由2012年的－45元降低为－485元，且各城市间的收入增长差距也进一步扩大，北京与广州的差距也由2012年的185元扩大至734元。另外结合表1的数据发现，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的占比虽较高，但其增速最慢。说明我国农民较快摆脱了传统经济模式下过分倚重家庭经营性收入特别是农业生产收入的格局，收入结构不断优化，但考虑到我国仍有数亿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和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第二、第三产业的家庭经营活动，因此仍需继续做大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这块“蛋糕”，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助力新农村建设和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在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方面，北京的增长量成功反超，由2012年最小值变为2013年最大值，究其原因除了与房价上涨因素有关外，还与2013年北京市大幅提高农业补贴、大力推进农业旅游和生态农业发展等政策实施有关。2013年北京、上海、广州的住宅均价分别为2.34万元/m2、2.42万元/m2、1.57万元/m2；同年，北京市发放农机购置补贴1.83亿元，2012年补贴额增长9.58%，民俗旅游总收入10.20亿元，较2012年增长12.10%。

4 主要启示

第一，目前工资性收入是农民纯收入的第一大来源，在2005—2014年期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企业业绩上升，用工成本大幅提升，为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且在城乡一体化、三大经济圈协同发展等时代背景下，各都市农业发展地区的农民工资性收入差距有不断缩小的趋势。但2011年后，经济增长节奏趋缓，企业业绩下滑，为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因此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持续降低。考虑到新常态下我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今后一段时间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速可能会继续减缓，且在农民纯收入中的占比将逐渐降低。

第二，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仅次于工资性收入，是目前农民纯收入的第二大来源，且近年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未来有可能取代工资性收入成为都市农业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力。而从广州2014年的情况分析，房价下跌引起部分居民的购房投资收入明显减少是广州当年财产性收入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因此杜绝房价断崖式下跌、促进房地产软着陆是保障农民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的重要举措。

第三，近年来，各都市农业发展地区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均呈先持续下降后降幅收窄的特点。究其原因是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量农民选择到城市务工，因此家庭经营性收入逐渐下降，但2010年以后，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农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始发力，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开始增加。但考虑到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增长总量的比值高低起伏不定，因此对于像广州这类农业生产总值较大的都市农业发展地区，建议今后可以将家庭经营性收入作为增加农民纯收入的重要途径。

第四，近年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卓有成效，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但上海农民的纯收入下降明显，特别是工资性收入增长明显低于北京和广州，因此建议上海相关决策部门应建立和完善农民工资正常增加机制，从而保障目前农民收入的稳步递增。

总之，“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增收又是农民问题的关键，只有农民的“钱袋子”真正鼓起来，农村和谐稳定才有基础。因此，建议各地区农业主管部门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农业增收潜力，广辟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1］祝伟，汪晓文.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收入差距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4）：137-142.

［2］温涛，田纪华，王小华.农民收入结构对消费结构的总体影响与区域差异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3（3）：42-52.

［3］万年庆，李红忠，史本林.基于偏离-份额法的我国农民收入结构演进的省际比较［J］.地理研究，2012，31（4）：672-686.

［4］周雪松，刘颖.中国农民收入结构演变及其启示［J］.中国农学通报，2012，28（14）：210-213.

［5］叶彩霞，施国庆，陈绍军.地区差异对农民收入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10（10）：103-107.

［6］曾令秋.浅析农民收入结构与农民增收［J］.生产力研究，2007（3）：21-27.

［7］马凌，朱丽莉，彭小智.江苏省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变、成因与优化对策［J］.华东经济管理，2011，25（12）：6-20.

［8］任淑荣.河南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及影响因素分析［J］.河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41（1）：232-236.

［9］孟志兴，孟会生，李玉萍.中国中部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及收入增长问题分析：以山西省为例［J］.中国农学通报，2010，26（14）：425-428.

［10］滕馗，李红涛.西北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内部差异及影响因素［J］.西北人口，2014，35（3）：108-112，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