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

王 宏

南京工程学院

刘性峰

一、引言

《茶经》成书于公元760年到780年之间，距今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作者陆羽(733—804年)，又名陆疾，字鸿渐，复州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市)人。《茶经》分上、中、下三卷，内容包括源、具、造、器、煮、饮、事、出略、图等十部分，共计7 000余字。《茶经》内容丰富，文字优美，为中国“茶学”“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可见，无论是就内容，还是影响力，《茶经》在中国茶典籍中的地位都是无与伦比的。目前《茶经》已经被译为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捷克文、俄文、匈牙利文、日文、韩文、德文等多国文字，对世界的“茶学”和“茶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将在简介《茶经》英译概况的基础上，重点对国内近十年来的《茶经》英译研究做一梳理，点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并对未来《茶经》英译研究提出建议。

二、《茶经》英译概况

《茶经》的首个英译本是由William Harrison Ukers(1873—1945)翻译，题为AllaboutTea，于1935年在美国由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mpany出版，并于2007年再版。不过，这是一个节译本。此译本“只是《茶经》各个章节的概要，没有将原著中蕴含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一一详译”(姜欣、姜怡 2009：前言24)。并且，其中的许多与文化相关的典故传说和历史人物都被略去。

1974年，英国出版了Francis Ross Carpenter翻译的全译本TheClassicofTea，并于1995年重印，收录于《大英百科全书》，且配有精美图片，文字通俗易通。“但这个译本不属于严谨的学术作品”(刘静 2011：28)。由国内学者姜欣、姜怡翻译的TheClassicofTea被列入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于2009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茶经》英语全译本。

三、国内近十年《茶经》英译研究

《茶经》因其在国内外茶领域的巨大影响而引起世界上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由于列入《大中华文库》的《茶经》英语全译本出版时间较晚，其译者和出版社都是在中国，国外学者对《茶经》英译开展的研究较为少见。与此相反，国内学者对《茶经》英译研究较为重视，国家和地方政府对《茶经》英译及相关研究也颇为重视。《茶经》的英译者姜欣教授和姜怡教授主持的项目就有：2009年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项目“中华茶典籍英译的互文性探究”、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茶典系列的互文模因追溯及其英译的多维视域融合”、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茶文化模因的跨时域表征与古今茶著翻译研究”等。

国内对《茶经》英译研究较多的当属姜欣、姜怡两位教授及其团队。国内学者对《茶经》英译开展的系统研究始于2006年姜怡、姜欣教授在《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从《茶经》章节的翻译谈典籍英译的意形整合”。该文从《茶经》章节标题的翻译入手,探讨如何在译文中整合《茶经》原文本的形与意，提出在传达原文的指称意义的同时，必须全方位传达原文的言内和语用的意义,以达到“意义相符、功能相似”的社会符号学翻译标准,将负载着中华文化的经典之作《茶经》准确地介绍给世界。自此以后，涉足《茶经》英译研究领域的国内学者越来越多，刊登《茶经》英译研究论文的学术期刊也越来越多。笔者2017年8月在中国知网对国内2008～2017范围内近十年《茶经》英译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检索，搜索到主题词为“《茶经》英译研究”的期刊论文75篇，与《茶经》英译研究相关的期刊论文数百篇。笔者发现，《福建茶叶》对《茶经》英译研究尤为青睐，近些年每年都刊登数十篇相关论文。各高校学报也刊登了大量《茶经》英译研究的学术论文。值得一提的是，外语类期刊如《中国外语》《外文研究》《外语教育研究》《民族翻译》也对《茶经》英译研究极为重视，先后刊登了数篇相关研究论文。

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于《茶经》英译本的研究主要从以下视角展开。

(一)翻译策略视角

翻译策略受制于翻译目的。“翻译茶典籍的目的也是为了与其他民族进行平等的文化交流。从国人的理解角度将《茶经》再现给世界各国的读者……也可以保证对本土文化内涵更为精准的阐释，使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得以更广泛的传播与承认”(姜欣、姜怡 2009：前言25)。与不以汉语为母语的译者相比，姜欣、姜怡具有理解原作的天然优势。她们认为，“茶典籍应当既保留东方茶韵，又能为希望了解中国文化的目标读者欣赏并益智。保持文本的异域性无疑将有益于世界各国的目标语读者了解、品赏、学习纯美的中国茶文化”(姜欣、姜怡 2009：前言25)。为了保留原作语言文化中的本来的特质，她们尽可能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使译文尽可能地向原作靠拢。

许萍(2013: ⅰ)在对姜译《茶经》《续茶经》中茶文化的翻译与原则和策略进行考察后发现，为了保留中国茶文化特有的色彩，译者“采用诠释模式，提供必要的语境信息；采用融合模式，促进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在‘信’的原则下，对原文本进行恰当的增译、减译、转译与阐释。如源语文化在译语中空缺，则尽量采用异化手法，保留源语文化特色，并为译语文化引入新鲜血液”。

姜晓杰、姜怡(2014)运用文本分析法对《茶经》英译本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发现《茶经》作为信息类文本, 其语际互文转换多采用交际翻译策略;而涉及文化因素的译介时,则采取语义翻译策略。从而进一步证实了纽马克关于翻译策略的著名论断，即“没有任何一篇文本翻译是纯粹的交际翻译或语义翻译,二者互为补充”(姜晓杰、姜怡 2014：61)的论断。

张维娟(2016)指出《茶经》英译的翻译策略主要采用交际翻译策略与语义翻译策略相结合, 二者相互补充将《茶经》中的思想内涵体现出来。

井婧(2017)就翻译补偿理论对《茶经》英译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茶经》英译的翻译补偿策略提出了意见。

刘性峰、王宏(2017)也以姜欣、姜怡英译《茶经》为例研究了《茶经》的整体翻译策略，指出为了实现文化的平等交流，译者从整体上主要采取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

(二)功能语言学视角

安红(2011)以功能语言学语篇衔接理论为工具，对《茶经》中古汉语和英语衔接手段的差异进行对比，探讨其翻译策略。作者分析了《茶经》中的照应、替代、省略等方面的衔接词，指出译者采用了指代词显化、替代以及增加连接词等手段，将《茶经》原文中的隐性语篇衔接变为译文中的显性语篇衔接。

龙明慧(2015)依据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对比分析中美译者的《茶经》英译本在传递原文概念意义、人际意义以及语篇意义的差异,并对两个译本的翻译效果进行了综合评价,力图为茶典籍翻译实践提供借鉴,促进我国茶文化的有效译介和传播。

张丽君、陈琳(2016)探讨了《茶经》强大的生命力及其纵向和横向互文传承,并且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中，基于原文与译文表达含义的差异、人际意义、概念意义三个角度，对比分析了中美译者的《茶经》英译本，评析了《茶经》国内外不同的翻译成果。

(三)文化视角

何琼(2013)通过对比Carpenter版本和姜欣、姜怡版本，探讨了《茶经》中文化意象的翻译方法。作者发现，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在翻译书中的文化意象时，会出现文化意象翻译的偏差，主要包括文化意象的亏损、文化意象的失落以及文化意象的变形等状况。作者结合实例对这三种偏差进行具体分析，并指出，要减少偏差，需要“考虑两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在翻译中保持文化个性，力求形神兼备，减少文化亏损，平衡语用效果。首先重视源语文化的发展轨迹，民族特征……同时考虑译入语承载异族文化时对译入语读者产生的理解障碍，考虑与译入语原文化的心理冲突”(何琼 2013：201)。

金珍珍、龙明慧(2014)针对《茶经》中的文化与英语文化中的“茶文化”进行了比较，认为原文存在信息过载的现象。作者借助信息论，提出拓宽信道容量和删减一些不必要的信息可以使译本更有效地传达原文主题，体现茶学知识和中国文化的精髓。

鲁利萍(2016)在“《茶经》中的文化内涵及其英译得失”一文中，从文化翻译的角度,重点考察《茶经》英译本中关于儒释道的翻译效果,并对译文中的得与失做出评价。

(四)传播学视角

翻译的最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原作的思想、文化等进入另一个世界，丰富译入语语言文化，促进国家间的沟通和交流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因此，有必要从传播学视角研究翻译，解释和揭示其中的本质、规律、问题等。《茶经》的翻译亦是如此。

姜怡、王慧等(2009)指出茶典籍是我国古代茶文化的载体,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在茶典籍对外传播中,既要准确传达相关茶学信息,又要保留其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然而,在实际的茶典籍对外翻译活动中存在不少的问题,导致茶典籍传播中出现弱化阐释现象。该文以《茶经》英译为例,探讨了中国茶典籍对外翻译策略,以期为茶典籍翻译实践提供借鉴,促进中国茶文化的对外传播。

刘静(2016a)指出《茶经》是我国重要的茶文化典籍，其译介和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该文着重阐述了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儒、道、释内涵和精髓的《茶经》，其译介与茶文化的传播具有的文化价值和时代意义。

王永建(2016)指出《茶经》之所以被后世尊为茶坛中的“圣经”,不仅因为它是中国第一部茶学专著，更因为它是当今世界中现存最早的完整记录茶学的经典。《茶经》外译为中国茶文化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做出了贡献。该文探讨了中国茶文化以《茶经》英译版为载体在西方国家的传播，指出《茶经》英译版的广泛传播，促进了西方对中国茶文化的了解和接受。

(五)超文本研究

“超文本”指书籍正文之外的其他辅助成分。“一个文学作品的超文本成分通常包括：作品的标题、副标题、笔记、序文、献辞、题词、注解、后记、附录、封面、插图、作者简介、媒体对该书的评价、不同语言的译本等等”(张美芳 2011：50)。《茶经》中含有许多“超文本”。如何处理这些“超文本”是译者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甚至是难题。

张祥瑞(2009)回顾了解构主义理论、互文性理论同翻译的关系,阐释了将“超文本”应用到典籍翻译实践在理论上的可行性。随后,作者又分析了变译理论和目的论给译者带来的启示,并从中汲取了有用成分以指导具体的“超文本”翻译实践。分析“超文本”在《茶经》中的应用，作者发现，“超文本”译文更有利于解决典籍英译中因注释过多影响阅读的问题，也有助于显化原文的互文内容，帮助读者理解背景文化知识。作者以解构主义、翻译变异、目的论、互文性等为理论工具，以译文读者为目的，将网络技术和典籍翻译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TSP翻译模型，即“特殊用途翻译模型”。基于此，不同读者可以利用“超文本”中的超链接，根据自身需要有选择地阅读译本。在翻译研究范式多元化和寻求开放性的大背景下，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尝试。目前，从超文本角度研究《茶经》英译的论文仅见此篇。

(六)模因视角

模因论是理查德·道金斯基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自私的基因》(1976)一书中首次提出。与基因不同，模因是针对人类文化现象的。一个文化单位(如一种观念、信仰等)存在于个体、文化群体的思想之中，可以自我繁衍或在不同的个体、文化群体之间进行交流传播。Chesterman (1997)将“模因论”引入翻译研究，把“模因”作为翻译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单位，对翻译规范和翻译策略进行描述性研究。

姜怡、姜欣等(2009)借助“翻译模因论”对《茶经》及其后来的“茶典籍”的标题进行了研究。其研究发现《茶经》作为互文母本的模因原型品质，同时可以揭示我国“茶典籍”进化发展的足迹。其启发意义在于，对典籍文本的准确理解、阐释与对外译介可以求助于其互文本。

姜欣、姜怡(2016)指出源于同一语域的茶典籍具有超强的互文性，其共同主题使文本中很多模因呈现复合体状态，形成强势模因,共核的外缘在不断扩展,展现出茶文化的内涵与发展。该文探讨了如何通过追溯唐朝《茶经》中包含的互文线索，使《荈赋》译文与茶文化模因“共核”保持一致连贯，同时以适当调整其翻译的“外缘”，使模因在英译本这一新宿体中与时俱进，让传统茶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七)宗教视角

禅宗思想在中国、日本及其他国家非常流行，禅宗思想文化很大程度上与“茶”有关，即所谓“茶禅一味”。《茶经》包含丰富的禅宗思想与文化。“禅宗与茶在内在精神本质上存在惊人的类同构现象。禅宗至慧能而定形, 其旨不外‘净心自悟’四字。”(潘林荣 1994：80)这种思想崇尚“自然”“本色”“无为”“清净本心”等。

董书婷(2013)探究了译者如何借助“翻译补偿手段”，比如情感强化、静寂禅意化、隐性连接显性化等，在词汇和语篇层面再现宗教方面的背景知识及原文的禅宗思想内涵。作者对情感强化、静寂禅意化、隐性连接显性化做了详尽的阐释。

“儒道”讲求天人合一，天性与人性合一，内外合一，追随自然，告诉人们顺着自然的本性行事。中国的茶文化也正是顺乎这种思想，符合文人雅士的这种精神需求，糅合了中国人的特性，诸如中庸、俭德、明伦、谦和等内涵。

刘静(2016b)以Francis Ross Carpenter和姜欣、姜怡的《茶经》英译本为参照，探讨了《茶经》儒道思想的内涵及其在英译本中的体现，指出《茶经》既有儒家“中庸和谐”的思想，又有道家“天人合一”的理念。两部《茶经》英译本在传递《茶经》的儒道思想内涵方面各有所长，也有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八)计算机技术视角

姜欣(2010)、姜怡(2010)、刘晓雪(2009)的博士、硕士论文都是借助计算机技术，比如语料库、计算机辅助翻译等，对茶文化的翻译进行研究。与一般的实证研究相比，语料库翻译借助计算机软件可以用数据证明翻译中的一些共性与规律。利用这种较为先进的工具研究茶文化的翻译，可以发现更多此类翻译的特征、规律和本质。

姜欣的博士论文“古茶诗的跨语际符号转换与机辅翻译研究”以符号学为理论工具，以计算机技术为手段，试图构建由计算机辅助实现汉语诗符跨语际转换的理论框架。作者对比分析了古汉语和英语的特点，进而探求茶诗的语言符号特质，证明其在解码和编码过程中具备映射、呼应、渗透和交融能力。最终证明，借助计算机技术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对茶文化中的典籍诗词进行翻译。当然，这种方法在实践中有多大程度的可行性则有待进一步验证。

姜怡的博士论文“基于文本互文性分析计算的典籍翻译研究”以互文性理论和模因论为理论基础，借助语料库统计，以《茶经》《续茶经》为个案，研究茶典籍文本的互文性特征，探究典籍译文构建过程中的翻译策略，即互文多维视域融合翻译策略，旨在证明典籍翻译研究可以与计算机应用技术结合起来，促进典籍翻译研究的发展。作者提出了典籍翻译三度视域融合的观点，即“现代读者/译者视域与古代源语文本(及作者)及前期互文本(及作者)视域之间的融合，上述融合之后所形成的新的视域与译者(读者)视域间的融合，前两次融合之后所形成的新视域与目标语和目标语文化视域间的融合”(姜怡 2010: 70)，并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最后，作者证明了借助计算机技术可以优化翻译研究。

刘晓雪的硕士论文“基于语料库及互文计算的茶典籍互文研究”对《茶经》《续茶经》进行文本内和文本间的互文性量化比较，目的在于发现如何在翻译中准确再现茶典籍的文内和文间互文。

除此之外，国内学者对《茶经》英译研究的视角还包括认知语言学视角、符号学视角、生态翻译学视角、美学视角等，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列举。

四、现有问题及对策

在国内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茶经》英译研究在过去十年的确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我们发现该领域的研究仍有以下问题：第一，关于不同译文的对比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多以姜译《茶经》为研究语料，对另外两个译本的对比研究相对较少。这就较难全面、客观地考察《茶经》英译现象，并对其做出科学的解释。第二，关于茶文化的术语英译研究不足。术语翻译是科技翻译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构建中国古代科技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茶经》中有许多不同于西方科技的“茶文化”术语。但是，现有研究在这方面重视不够。第三，缺乏对《茶经》英译本海外实际接受状况的考察。虽然已有学者对《茶经》英译本的海外传播展开研究，但是缺乏对于此类译本的实际海外接受情况的调查研究。只谈翻译，不考察阅读市场和读者接受状况，最后只能沦为“自说自话”，使翻译实践和研究的效果大打折扣。第四，鲜有从中国“茶”科学的本体论视角展开的研究。现有研究大多借用西方某个理论研究该文本的翻译现象，忽视了对中国古代“茶科技”本体的考察，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放弃对中国茶典籍语言属性、思维方式、科学范式的考察。

针对目前《茶经》英译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我们特提出以下对策：首先，加强对《茶经》不同英译本的对比研究。我们可借助语料库以及其他先进、科学的研究工具对《茶经》不同英译本、甚至其他语种版本进行考察，既增加语料的量，又采用更为科学的方法对其展开研究，以更为全面、系统、科学地揭示、解释此类翻译现象。其次，重视“茶”文化术语英译研究。我们建议借助于术语翻译研究的理论，加强对于相关“茶”术语的研究，既要在实践层面重视此类术语英译的规范性研究，又要关注该类翻译研究的理论构建。再次，关注《茶经》英译本的海外接受研究。我们呼吁，将传播效果作为考察《茶经》英译本对外传播成功与否的主要的评价依据，并将评价内容细化为一些更为具体的方面，如海外大学图书馆的借阅情况、在国外相关学术领域的引用率等。最后，强调对《茶经》本体论的研究。我们认为，《茶经》英译研究既要观照中国古代“茶科技”的本体特征、认识方式和科学范式，又要考察《茶经》原作的文本特征，以此研究不同译者对于原作的处理方式。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国内近十年《茶经》英译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研究视角较广，内容也较为丰富，但仍有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并积极加以解决。我们在文中对此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具体对策。我们呼吁国内学者进一步加大对《茶经》英译的研究力度，使研究不断深化，让更多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外语类核心刊物上。我们同时呼吁加强对《茶经》不同译本的对比研究，早日以版权出让或合作出版等形式让已收入《大中华文库》的最新《茶经》英译本在海外出版发行，让更多国内外同行了解《茶经》英译及研究的最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