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乐

一、缘起：“国家干预经济”引发“新自力救济”

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自亚当·斯密以来就一直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从“重商主义”到“凯恩斯主义”再到“华盛顿共识”，政府是否应当干预经济运作、“看得见的手”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与“看不见的手”共同发挥作用，世易时移，这些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答案。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论战，甚至贯穿了西方经济理论的整个发展历程。自“二战”以来，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更是从国家政策层面上升到了国际合作层面。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只会导致零和游戏；只有为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创立规则，才能确保全体国家都能享受到自由贸易带来的福利。因此，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等多边组织均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国际造法活动，通过国家间谈判为国家行为划定合法性边界。此种“国际造法”可能包括少量原则性规范的确定，如WTO领域中的非歧视原则、国民待遇原则；但更多的还是针对具体的国家行为设定详细的行为模式，如反倾销、反补贴规则。

通过国家间合意推进国际经济的法治化，在“二战”以来有效减少了国家间纷争的自力救济。当国家行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使用法律手段化解贸易与投资争端。WTO的五百余起争议以及数量无法统计的投资争议仲裁均是例证。然而，近十年来，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领域，却先后出现了一种“新自力救济”：一些国家不满足于当前多边贸易与投资规则对别国政府的约束，借用现行规则提供的救济手段，对原本游离于规则之外的、别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实施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