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发展权的功能定位
2018-03-06李春林
武大国际法评论 2018年5期
李春林
一百年前即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就重建战后世界秩序提出“十四点和平计划”。但该计划并未获得国际法学者的支持,加之为大国政治家束之高阁,最终它未能阻止“二战”爆发。只是在再度经历“惨不堪言之战祸”之后,世界才发现“十四点和平计划”闪烁着真理火花并开始吸纳。①See Jonathan Carlson,Answering Anti-globalist Angst,12 Transnational Law&Contemporary Problems 17(2002).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全球治理与人类未来绘制的美好蓝图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比“十四点和平计划”更具进步性和宏伟性,因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并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机构包括人权理事会的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国际法进行结构性转型。发展权等国际人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联系紧密,并对实现国际法结构性转型具有助推作用。而发展权从其诞生以来经历了深刻的性质变动,因此,我们应准确定位发展权在推进国际法结构性转型过程中发挥的基本功能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发展权的内在联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人类的前途命运和时代发展趋势,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本走向,在一系列重要场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起国际社会热烈反响。作为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该理念正在对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并与发展权存在多方位的一致性。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进入国际法与国际人权话语体系
用“命运共同体”来描述国际体系未来发展方向出自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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