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小艳

(1．长治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系，山西长治　046011；2．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粟特地区处于东西南北交通的枢纽，从事商品转运贸易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这个被称为“文明的十字路口”的地方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特征。粟特本土及其聚居地不仅是联系东方、西方和南方的商业通道，而且也是文化纽带。粟特人在整个欧亚大陆扮演着传播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角色，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搭起了一座流动的桥梁，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沟通交流。琐罗亚斯德教传入中亚之后，主要经由粟特人经今新疆而传入中国，一度活跃于北魏后期至唐宋时期。三种宗教的其他两个景教和摩尼教的东传也与中亚粟特人密切相关。粟特人在佛教传播中发挥的作用也不能被弱化。

一、粟特与琐罗亚斯德教的东传

琐罗亚斯德教源于波斯，创始人为琐罗亚斯德。该教主张二元论，认为宇宙间有善恶二神。《阿维斯塔经》是其经典，其中包括教义、戒律和礼仪。在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琐罗亚斯德教成为了古波斯国教。琐罗亚斯德教在中亚三大区域（巴克特里亚、花拉子模和索格底亚那）的一些古代民族中传播，但在安息王朝初期由于希腊文化的影响曾经一度消沉，到安息王朝后期才逐渐复苏。随着萨珊王朝影响的扩大，琐罗亚斯德教再次盛行于中亚各地。后由当地商人（主要为粟特人）经今新疆而传入中国，一度活跃于北魏后期至隋唐时期。

琐罗亚斯德教何时传入粟特，并没有明确记载。一般认为，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中亚地区在阿黑门尼德王朝统治之下，其便在索格底亚那（粟特）开始传播。羽田亨谈到琐罗亚斯德教在粟特的传播时，认为“到记录时代出现粟特之时，此地已表现有此教为中心的独特之依兰精神。”[1]93只是由于当地文献的缺少，所以该地区琐罗亚斯德教的发展情况并不为人所知，然而，“琐罗亚斯德教不论在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抑或在伊兰人中间都称为一种牢固的不可动摇的信仰[1]120。也有学者认为，琐罗亚斯德教并非从伊朗地区传入中亚，而是直接源于自中亚。葛勒纳（Frantz Grenet）通过分析阿胡拉·马兹达所创立的16个圣地认为，“16个圣地中没有一个是属于伊朗地区，而是出现在中亚地区，其中南阿富汗地区是中心”[2]。辛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认为，不能否认琐罗亚斯德教起源于古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这一点《贝希斯敦铭文》可以证明。但是，由于《阿维斯塔经》并非西南伊朗语书写，因此，琐罗亚斯德教的摇篮就应该在花拉子模、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等地方寻找。根据巴列维文献中的《伊朗之城市》（Shahristaniha I Eran），《阿维斯塔经》被保存撒马尔罕的城堡中[3]。琐罗亚斯德教在粟特的传播也表现在地名上。“粟特”一词就有“火地”（Fireland）之意[4]。羽田亨认为，“伊兰人从那里往南往西迁徙时，最初遇到的乐土当为肥沃的泽拉夫善河流域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此名为Suguda的希腊语变体，原名为‘作为漂亮的神圣清洁之地’之义”[1]93。

公元5 - 8世纪琐罗亚斯德教在粟特地区非常普遍。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都证明了这一事实。《魏书》卷102记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 有胡律，署于袄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新唐书》卷 221下记载：“（康国）祠袄神”。《大慈恩三藏法师传》记载：“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此言康国。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有寺两所，向无僧居，客僧投者，诸胡以火烧逐，不许停候。”敦煌出土的《往天竺五国传》：“安国、曹国、史国、石螺国、米国、康国……此六国总事祆教，不识佛法，唯康国有一寺，有一僧，又不解敬也。”经过对《粟特古文信》的分析和研究，亨宁认为这些信件中出现了一些古代伊朗神祇的名字。如第二号信件的发信者是Nanai-Vandak，意思是“娜娜女神之仆”，Artixw-Vandak是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塔经》中提到的Asis-Vauhi之仆[5]。

根据考古发现，粟特地区保留了大量与琐罗亚斯德教崇拜有关的遗迹。在撒马尔罕、布哈拉和卡什卡河流域等地出土了大量的纳骨瓮，其中撒马尔罕发现的纳骨瓮居多，占到了总数的百分之四十。经过对纳骨瓮材质、形状、装饰以及发现地等多方面的研究，结果表明，纳骨瓮可能在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已经开始使用，甚至比这一时间还要早50 - 100年。根据纳骨瓮形状演变的规律研究，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8世纪初它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6]，这说明琐罗亚斯德教在粟特发展、传播和盛行的时间。在撒马尔罕外的莫拉-库尔干村（Molla-Kurgan）也发现了纳骨瓮，其下方刻有火坛，火坛两边各有一名祆教祭司。祭司戴着祆教仪式的口罩和头罩，以免头发或体液污染圣火[7]。粟特人创造了琐罗亚斯德教特征最为丰富的宗教形象。葛勒纳认为，“目前为止，琐罗亚斯德教所崇拜的30个神中，其中有23或者24个神在粟特艺术（壁画、庙宇雕塑、纳骨器等）中出现”[8]。一些纳骨瓮上的图案反映了阿胡拉马兹达在审判日用遗骨重构死者的画面。

就进入中国的祆教而言，信仰的群体主要是入华的粟特人。琐罗亚斯德教在北魏时期传入中原，称为拜火教或火神教，唐朝改称为祆教。在新疆等地区可能很早就已经出现了。林梅村认为，“祆教可能早在战国至西汉时期便已随塞种人的迁徙传入新疆地区”[9]。荣新江认为，祆教“大概在公元前已经传入新疆地区，在天山的阿拉沟和伊犁地区塞种人的墓葬中就有琐罗亚斯德教的祭祀铜盘出土。但这一影响，可能受到亚历山大东征和佛教传播的影响而没有持续下来。我们看到的琐罗亚斯德教进入古代新疆（西域）地区和中国内地第二波，是由信奉这一宗教的粟特商人带来的”[10]。自20世纪以来，在山西、陕西、河南、宁夏、甘肃等地先后发掘了近二十座粟特人墓葬，以北朝至隋唐时期居多，其中发现了大量与祆教崇拜有关的遗物，这都足以反映粟特人对祆教的信仰及其在祆教东传中的作用。

二、粟特与景教的东传

景教即聂斯托里教，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大约产生于公元5世纪前半期，其创始人聂斯托里在公元428 - 431年任君士坦丁堡教务大总管，因其主张被斥为异端邪说于431年被以弗所宗教会议判为异端，驱出教会，451年死于埃及。由于萨珊波斯王朝与东罗马帝国处于敌对状态，所以萨珊波斯给东罗马帝国迫害和放逐的人提供保护。聂思脱里教徒逃亡到波斯境内，由此开启了聂思脱里教的东传历史。

6世纪初叶以后，景教已传播到河中地区。科斯马斯写道：“在巴克特里亚人、匈奴人、波斯人和其他印度人……以及整个波斯地区，都有无数的教堂、主教和大量基督教徒，殉教者为数很多，禁欲弃世之隐士不乏其人。”[11]《西突厥史料》记载，“景教在591年前30年时，已传布于康居（Sogdiana）一地突厥人之中，盖诸人于童年时刺此十字也。”[12]前者所提匈奴人即为嚈哒人，当时嚈哒势力达到鼎盛。大约560年左右，突厥占领了嚈哒旧地，突厥人也继承了嚈哒人中所盛行的景教。“基督教在粟特地方的流传应在7世纪前半期，萨珊朝灭亡之后。但在任命僧正或大僧正管理该地教区以前,那里应在某种程度上已有景教传播。”[1]60撒马尔罕曾建立了一个东方聂斯托利教派的大主教区。公元5 - 6世纪，嚈哒人受到基督教影响。公元549年，撒马尔罕请求由嚈哒人担任主教，可能在6世纪早期，撒马尔罕地区就出现了大主教区①有的学者认为撒马尔罕大主教区真正出现于阿拉伯开始征服撒马尔罕之时（705年）。参见：Colless B E. The Nestorian Province of Samarqand [J]. Abr-Nahrain, 1986(24): 51-57.。

考古发现也反映了景教在粟特地区的传播情况。片治肯特出土的陶片上出现了叙利亚文的元音拼写，这反映了书写者的母语应该是粟特语。这些陶片属于公元7世纪末或者8世纪早期。在陶片上发现了一些书写错误，这可能说明“书写者是粟特人，而非叙利亚人。有可能是为了联系叙利亚人而书写，或也有可能说明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存在。基督教会在木鹿、撒马尔罕附近、吐鲁番等地建立了很多教堂”[13]。东方基督教会为了传播宗教，总是习惯建立一些学校，专门教授传教士神学、医学、音乐等。布哈拉发现有基督教十字架特征的货币，反映了公元7世纪或者8世纪该地区基督教的存在。由于布哈拉发现的带有基督教特征的货币比中亚其他地方都多，所以奈马克认为“在铸造这些货币的地方，基督教或者是统治王朝的国教或者是地方宗教”[14]。就葬俗而言，琐罗亚斯德教的仪式并不是唯一的一种方式，在片治肯特发现了一个具有典型的景教特征的墓葬，但在死者胸前放有铜制十字架。

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记载，景教在公元635年传入中国。但方豪认为此前，阿罗本“本人或其他景教士必已有逗留于长安之西新疆、甘肃一带”[15]。中亚景教徒至少使用过6种语言，即叙利亚语、中古波斯语、粟特语、新波斯语、古回鹘语和突厥语。其中，叙利亚文是景教的官方语言，但在宗教传播中使用最多的语言是粟特语。

三、粟特与摩尼教的东传

摩尼教兴起于公元3世纪的波斯萨珊王朝，因其创始人摩尼（Mani，约公元216 - 277年）而得名，该教在琐罗亚斯德教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基督教、佛教等教义而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教义。在沙普尔一世允许下，摩尼可以在萨珊波斯境内传教。沙普尔一世的继承者霍尔米兹德也准许摩尼在境内传教。然而，瓦赫兰一世（公元273 - 276年）开始反对摩尼教在境内传播。摩尼教在波斯被宣布为异端并予以取缔，摩尼本人获极刑而死。瓦赫兰二世（276 - 293年）对摩尼教的迫害更加厉害，摩尼教徒四散逃亡，但也因此摩尼教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

摩尼教在中亚大概是从公元3世纪后由摩尼弟子阿莫（Mar Ammō）开始传播的。阿莫不仅熟知不同于中古波斯语的帕提亚语，而且与帕提亚的诸多贵族之间有交往。根据摩尼教的传统，“阿莫与阿姆河保护神 Bagard的相遇标志着摩尼教在东方的传播”[16]。从摩尼去世到伊斯兰征服期间，摩尼教处于内部发展和巩固期，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宗教传播。公元6世纪，嚈哒帝国在萨珊波斯和突厥联合攻击下衰亡，粟特商人在这一历史变化中获益最大，他们的商业迅猛发展，而且其中一部分商人成为摩尼教最为忠实的信徒。撒马尔罕南部的摩尼教信仰最为强烈，这里曾是中亚摩尼教教团总部所在地。到10世纪初期，撒马尔罕还有500多名摩尼教徒居住。粟特人信奉摩尼教的一大贡献就是用粟特文书写了许多摩尼教经典。

当摩尼教在中亚传播时，粟特商人的活动范围已经向东扩展。随着粟特商人在丝路贸易中规模的扩大，他们把摩尼教带到了中国的吐鲁番和其他地区。正像巴托尔德写道：“也像在此之前的佛教和景教一样，摩尼教先在粟特人中传播，之后该教利用这个民族在商业上的活跃来传播其宗教。”[17]摩尼教随着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活动而东传。摩尼教经中亚越葱岭传入中国，应始于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但是当时主要是以民间形式进行传播。摩尼教正式以官方形式传入中国内地，是在公元694年。《佛祖统记》中记载，此年“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入朝”。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摩尼教大慕来见，摩尼教便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回鹘可汗击史朝义于洛阳，将此宗教从洛阳传入回鹘地区。大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唐朝借回纥（回鹘）兵平定了叛乱，同时废除了天宝以前不许唐人信仰其教的禁令。至于废除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回鹘在当时是唐朝唯一可以利用的雇佣军，所以皇帝和官员只能接受摩尼教在中国传播的事实。摩尼教借回鹘势力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新阶段。从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到元和年间（公元768 - 820年）的半个世纪里，摩尼教在回鹘的庇护下，从长安扩展到今山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和浙江等省份的广大地区。但会昌三年（843年），唐武宗连续颁布敕令，禁止摩尼教在华传播，关闭了回鹘保护下建立的摩尼教寺院。此后摩尼教主要以秘密宗教在民间流传，经元、明而逐渐与其他教派相融合，经过从唐以降历代与佛、道等长期融合和适应，到清代，逐渐从朝野记载中消失。然而，摩尼教并未消亡，继续作为一个信仰支派活跃于民间。泉州晋江草庵就是摩尼教一个著名的遗址，因保存有元代摩尼教石刻及发现的宋代“明教会”碗，被誉为“世界上现存最完好的摩尼教遗址”之一。

四、粟特与佛教的东传

佛教何时传入中亚并没有确切的时间记载。一般认为，佛教在中亚的广泛传播始于公元1世纪。然而，与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和基督教相比，佛教在粟特本土只是少部分人的一种宗教信仰。这可能是“由于祆教从一开始就对佛教作出了强有力的抵抗，而那里当时还正处于萨珊王朝的统治之下”[18]。截至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中亚地区发现27座具佛教特征的遗迹，大夏-吐火罗斯坦发现了16处，七河地区发现了6处，木鹿绿洲发现3处，粟特和费尔干纳河谷各发现1处[19]。佛教传入粟特由此可证。但是在粟特本土没有发现有关佛教的铭文，零星的记载也只是出现在片治肯特和穆格山文书中。片治肯特发现的佛陀雕塑是唯一的遗迹[20]。佛教首次传入中国，应归功于来自大月氏和天竺的僧人。但是，“自汉代以来，来中国的译经僧多为中亚人，故早期传来东土的佛教并不是面目全同于印度的佛教，而是流行于中亚及西域一带的佛教或经过中亚这个中介而带有中亚化的佛教”[21]。公元2世纪和3世纪时，把佛经译成中文的翻译家，大多是粟特人。按照汉文古籍称呼域外各族人的惯例，通常在其名之前冠以该族族名的略称，他们对佛教的贡献不仅在于将佛教传入中国，而且不断介绍佛学和翻译佛经。现在所看到的粟特文佛经卷子大部分获自敦煌千佛洞。敦煌藏经洞出土的遗书主要为佛家经典。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粟特商人并不是从本土将佛教传入中国，是在来华之后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而改宗。佛教经典也并非直接从康国（即粟特本土的撒马尔罕）带来，多数是从中文佛经译成了粟特文。

五、粟特成为东西方文明传播中转站的原因

粟特人在整个欧亚大陆扮演着传播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角色，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搭起了一座流动的桥梁。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亚地区处在东西交通和商路必经之地，是“丝绸之路”的中枢。其地北邻游牧部落，南通印度，西通波斯、罗马，东连中国，自古便是东西方交通要道所在地，是古代亚欧多个文明的交叉点。

第二，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琐罗亚斯德教、景教和摩尼教在东传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佛教的教义，并模仿佛教图像等。《魏书·高昌传》中记载了高昌地区“俗事天神（琐罗亚斯德教的阿胡拉·玛兹达），兼信佛法”，景教在东传中也有佛教色彩，摩尼教教义很多方面与佛教教义相糅合，中亚和中国的摩尼教经文受到佛教的影响。从片治肯特的艺术遗存，基本可以看到中亚地区非佛教系统的文化概貌。整体来说，粟特壁画，尤其是片治肯特壁画并不属于任何单一宗教，而是多元宗教的结合。

第三，在汉唐之际，粟特商人开始向东迁徙运动，在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及北方丝绸之路沿线形成了一系列的粟特人聚落。粟特聚落不仅在粟特商业发展中发挥了作用，而且也是佛教、摩尼教、景教东传时的重要中转站。佛教徒、摩尼教徒、景教徒在粟特聚落得到热情款待，并且在他们进入中原之前帮助他们熟悉新的环境。

第四，宗教传播与商业活动联系在一起。粟特商人除转运商品外，伴随着他们的文化也得到传播的机会。在传播文明方面，商业贸易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传播者或者与商队同行，或者自己也从事商业活动，“粟特商人有时候将摩尼教寺院当做储备物资的地方或者是银行”[22]。

第五，由于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所发挥的作用，粟特语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种通用语言，这也是粟特商人在宗教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粟特语由三种文字书写，不同宗教信仰的粟特人使用不同的粟特语方言，使用不同的文字拼写自己的语言，有阿拉米字母的粟特文、有摩尼字母的粟特文，有景教叙利亚字母的粟特文等。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一些粟特人已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他们与大夏和安息人一起，把印度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粟特人以叙利亚文学为样板，创造出一种粟特基督教文学。琐罗亚斯德教在粟特地区流行，却没有妨碍佛教、摩尼教和基督教在粟特的传播。粟特历史的复杂性也是造成多元宗教文化并存的原因之一。粟特先后处于阿黑门尼德王朝、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朝、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大月氏、贵霜帝国、嚈哒、突厥、中国和阿拉伯等外来势力的控制和影响之下。粟特建立了诸多绿洲文明小国，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这些小国成为不同外来势力的缓冲地区，使得粟特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也出现了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

粟特人借助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商业活动，承担了在整个欧亚大陆传播多元文化和宗教的角色，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景教和佛教在粟特的出现是丝绸之路上不同地区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而其经商范围越大，宗教传播范围也越广。多元宗教文化的东传见证了中亚地区与古代中国的和平交流与互动，更好地促进彼此之间的经济往来，这对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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