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别于其他现代民族国家“政教合一”、“政教协约”、“政教分离”等政教环境，根植于“政主教从”这一中国传统政教模式下的中国伊斯兰教，在泛起“恐伊症”的当下社会，也不免面临颇多来自外界的审视与质疑。本文超越“穆斯林”这一广泛的、具有世界性的宗教语义，从政治与宗教关系的角度，落脚于具体的、中国的穆斯林群体，讨论伊斯兰教法在中国“由俗而制，由制而礼”的演变。一方面，在“教法”与“国法”面前，中国穆斯林在大局上多以随顺国法为主，其二者的张力也更多表现在具体问题特别是穆斯林个人事务方面的处理上；另一方面，“政主教从、以教辅政”也来自政教双方的互动与共构，通过承认与认同的双重努力，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才能融为一体。以“教法随国论”的逻辑视之，作为中国国家公民的中国穆斯林群体实际正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的关键词为何是“伊斯兰教法”而非“伊斯蘭教规”？对伊斯兰教而言，“教法”并非等于“清规戒律”，而是相当于宗教本身，故有“教即法，法即教”之谓。汉文译著家刘智有言：“道非教不明，教非法不立”。[1]就宗教本旨而论，此“法”非“国法”之法，乃教化之法、修持之道，属世界宗教典型范式之一，如犹太教亦重律法。宗教有“法”，实非个案。佛有佛法，儒有礼法，道教亦有道法、雷法、斋醮之法。宗教之外，非法而有法（前谓法律，后谓法度），亦非罕见。皆知书法有法，亦闻历法之法。故言，宗教之内，无须“见法色变”，而应细究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