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论学窘境

新近一期的《社会科学研究》刊载了罗志田的文章，就梁漱溟的论学方式发表了看法。

罗志田说，梁漱溟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暴得大名”。他的基本思路是，未来世界文化将成三个阶段，先是全人类都西洋化，然后中国化复兴，最后印度化复兴。目前中国人先要彻底“排斥印度的态度”，其次“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第三则“批评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梁漱溟既可以说是后来全盘西化论的先驱，又有意代中国“旧化”出头，想要曲线救中国文化。

不过，梁漱溟想要救中国文化，却虽尊孔而不甚知孔；他明显主张西化，其实欲尊西而不通西学。这使其主张的说服力大大降低，他也因此而更加难以自明。

与很多同龄人少小读诗书的背景不同，梁漱溟是新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积累不厚束缚也少，有敢想敢说的气魄，而他的学问又以体悟见长，常能看到“内行”所不能见的面相。这些特点，都不时展现在梁漱溟关于中国学问的言说之中。

梁漱溟探讨“孔子所谓仁是什么”。他认为，求仁即求心安，即宋儒提倡的“顺着自然流行求中的法则走”。他的学生朱谦之提出商榷，以为“安不安”体现的是“爱不爱”，牵涉到人与人的关系。粱氏的说法可能导致人们“以仁为不资于外求”，全当作“内的生活”。从郑玄以来，仁从二人，要往“相人偶”方面理解，基本已是常识。汉学家的看法要比从人的个体修养看仁的宋学家更“正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