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梅讯 谭 利 龙海燕 雷凤琴 李德梅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医学影像中心，湖北 十堰 442000)

原发性肝癌(PHC)起病隐匿，早期缺乏典型临床症状和体征。一旦确诊往往已发展成中、晚期癌，病程已不可逆转，治疗效果与预后极差〔1～4〕。然而，研究表明在PHC的亚临床期，人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太多损伤，是肿瘤治疗与逆转的最佳时机〔5～7〕。肿瘤标志物(TM)是肿瘤细胞合成或是机体细胞对肿瘤反应而异常表达的一类物质。与PHC关系密切的TM有肿瘤异常蛋白(TAP)、甲胎蛋白(AFP)及AFP mRNA等。本研究应用复方苦参注射液(CMI)联合白细胞介素(IL)-2干预治疗亚临床期PHC，通过观察各组患者TAP、AFP及AFP mRNA的表达变化，探讨CMI联合IL-2预防性阻断亚临床期PHC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选取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在十堰市太和医院门诊或住院治疗的亚临床期PHC患者203例，男135例，女68例；中位年龄51.5～20.5岁，均有病毒性肝炎病史，符合病毒性肝炎后代偿性肝硬化诊断标准。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入选病例随机分为CMI组、IL-2组、CMI联合IL-2组(联合组)和对照组，分别为49例、51例、53例和50例。治疗前各组性别、年龄、病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1 治疗前各组性别、年龄及病情临床基线比较

1.2治疗方法 各组均给予常规抗病毒、护肝及对症支持治疗：肝安注射液250 ml/d，静脉点滴，阿德福韦酯10 mg/d口服。CMI组加用复方苦参碱注射液，将复方苦参注射液20 ml加入250 ml生理盐水中静脉滴注，每日1次，连用3个月；治疗1个月后评价疗效及毒副反应。IL-2组加用IL-2静脉滴注，每次(2.5～5.0)万U，每日1次，连用3个月。联合组同时加用CMI、IL-2。1个疗程为3个月，各组均进行2个疗程的治疗干预。

1.3检测指标与方法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3个月、治疗6个月及随访3年时，检测各组TAP、AFP和AFP mRNA阳性表达情况。①TAP检测：采用TAP检测系统和TAP凝聚助剂(浙江瑞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②AFP检测：运用微粒子发光法(美国雅培公司)；③荧光定量PCR检测AFP mRNA，自动荧光PCR分析仪采用PE7700自动荧光PCR仪(美国Perkin)；④随访3年时，对每个入选对象进行肝脏B超或CT或MRI检查，发现肿块即行肝穿、病理学检查，并统计PHC确诊例数。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及χ2检验。

2 结 果

治疗3个月时，与对照组TAP、AFP和AFP mRNA阳性表达比较，联合组、CMI组及IL-2组均显著下降(均P<0.01)；但CMI组与IL-2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联合组均较CMI组和IL-2组显著降低(P均<0.01)。与治疗3个月时比较，治疗6个月时对照组TAP、AFP和AFP mRNA阳性表达无明显下降(P均>0.05)。与对照组比较，联合组、CMI组及IL-2组均进一步下降(P均<0.05)；但CMI组与IL-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而联合组分别较CMI组和IL-2组显著下降(P均<0.05)，见表2。随访3年时，与对照组TAP、AFP和AFP mRNA阳性表达与PHC确诊率分别比较，联合组、CMI组及IL-2组均显著下降(P均<0.01)；但CMI组与IL-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而联合组较CMI组和IL-2组均明显下降(P均<0.01)，见表3。

表2 治疗前后各组TAP、AFP、AFP mRNA阳性表达比较〔n(%)〕

与对照组比较：1)P<0.01,2)P<0.05；与联合组比较：3)P<0.01，4)P<0.05，下表同

表3 随访3年时各组TAP、AFP、AFP mRNA阳性表达与PHC确诊率比较〔n(%)〕

3 讨 论

PHC是恶性度极高的肿瘤，在十堰地区呈现相对集中的高发区，尤其在城区〔1〕。亚临床肿瘤的发展是一个双向转化的动态过程，此时肿瘤细胞数<108个，未形成肿块及其营养血管，亦无临床症状、体征与身体危害，通过中医中药、提高免疫力等干预可以逆转〔8～10〕。然而，临床期肿瘤细胞数通常>109个，已处于不可逆的中、晚期，其中一部分患者已出现了肿瘤转移，丧失了最佳治疗期。因此，肿瘤防治的根本原则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即“三早”；而“三早”的关键是早期发现处于亚临床期的肿瘤，也就是对肿瘤高危人群的科学筛查、管理及有效干预。研究表明，以血清AFP 400 μg/L作为PHC诊断标准，敏感性不到50%〔11～13〕；约70%PHC患者AFP可呈阳性，但另有30%PHC患者阴性及部分慢性肝炎、肝硬化患者AFP阳性，影响了AFP对PHC的诊断价值。

TAP是肿瘤细胞产生的代谢产物，是具有“异常糖链”的TM，亚临床期即可被检测，为PHC早期诊断提供了新方法。临床研究证明，TAP检测对恶性肿瘤的灵敏度达93.2%、特异性达92.6%，且与AFP阳性不重叠。当癌细胞的数量达到约105个及以上时，在指端血液中可检出TAP；癌细胞数量从105个发展至109个，至少需要1～3年，即TAP检测阳性比临床体征/症状/肿块出现要早1～3年〔2〕。AFP mRNA是成人肝细胞癌变后AFP基因表达产物。由于AFP mRNA不仅是基因在转录水平的表现，也可作为细胞表型的标志，能在细胞无任何形态变化的情况下判断该细胞的表现型，因此，其作为PHC诊断指标可以发现一些早期甚至是亚临床期的PHC。目前，采用外周血循环细胞RNA进行反转录PCR、检测肿瘤标志物的表达情况，由此判断是否存在癌细胞，以达到早期诊断肿瘤的目的。在部分PHC患者中，由于AFP基因在表达过程中翻译缺失而停止转录之后，血清AFP表达为阴性〔14～16〕，而AFP mRNA则为阳性，故检测AFP mRNA可对血清AFP阴性的患者做出早期诊断，弥补了现行单纯以AFP作为诊断依据的不足。

CMI是由苦参、白茯苓等组成的纯中药制剂，其中的苦参碱是一类生物活性较强物质，其抗肿瘤的作用是全面而广泛的，如拮抗肿瘤增殖、浸润和远处转移、抑制肿瘤新生血管形成、增强机体免疫力、降低化疗不良反应等。目前CMI主要适用于失去手术、放疗、化疗时机的晚期癌症患者，能够发挥抗癌、镇痛、止血、提高免疫功能等作用〔17，18〕。

本研究表明，CMI、IL-2均有较好的抗癌变能力。CMI具有清热利湿、凉血解毒、散结止痛等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作用，其机制可能是诱导细胞凋亡、阻滞细胞于G0/G1期，而IL-2可以通过诱导和激活机体免疫活性细胞如自然杀伤(NK)细胞、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淋巴细胞激活杀伤(LAK)细胞及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等杀伤癌细胞；二者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机制逆转癌变过程，且二者联合应用治疗亚临床期PHC能起到协同增效的作用〔19～21〕。本研究中随访3年时，确诊为PHC的例数，在联合组最少，CMI组、IL-2组次之，对照组最多。这表明CMI、IL-2均具有预防性阻断治疗亚临床期PHC的作用，以CMI、IL-2联合治疗的效果更好；同时表明早发现、早诊断、早预防性阻断治疗PHC高危患者，是必要的、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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