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霞+刘晶

内容摘要：在文化记忆中，基于事实的历史被转化为回忆中的历史，记忆因此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文学是再现历史的媒介，日本女作家山崎丰子的“战争三部曲”再现了战争的残酷及战后的伤痕。分别从战俘、日裔二世及战争孤儿三个视角叙写战争记忆，呈现作家对战争的厌恶及对和平的追求。但其反战主要表现为对战争创伤的厌恶，仍有一定的民族主义的局限性，我们应从国际人道主义的视角反思战争责任，构建真实的战争记忆。

关键词：文化记忆 山崎丰子 战争书写

日本女作家山崎丰子（1924-2013）生于大阪，本名杉本丰子，其与有吉佐和子、曾我绫子并称为当代日本文坛的“三大才女”。1957年，山崎丰子发表了首部作品，即以处女作《暖帘》一举成名。翌年以《花暖帘》赢得1958年第39届直木赏。山崎丰子的作品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作家立足于自己出身地的大阪的文化与传统之上的作品，包括《店号》、《少爷》、《吝啬鬼》等。另一类是社会派小说，包括《白色巨塔》、《华丽的家族》等长篇小说。山崎丰子是现实主义作家，其在许多作品中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受到了日本及众多国家读者的喜爱和尊崇。自1973年起，山崎丰子历时近20载创作了“战争三部曲”——《不毛地带》、《两个祖国》及《大地之子》，作品一经发表即震撼了日本文坛。

一.文化记忆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将记忆分为自传体记忆、历史记忆与集体记忆，他指出，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哈布瓦赫在《集体记忆》一书中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它也不是某种神秘的群体思想。“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进行记忆。”“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群体的支持。”[1]

德国古埃及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对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进行了细化，将集体记忆分为交流记忆和文化记忆[2]。文化记忆包括一个社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必不可少且反复使用的文本、图画、仪式等内容，其核心是所有成员分享的有关政治身份的传统，相关的人群借助它确定和确立自我形象，基于它，该集体的成员们意识到他们共同的属性和与众不同之处[3]。近年，文化记忆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

战争记忆是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战争记忆既有个体记忆，也有集体记忆、民族记忆。同时，战争记忆可以被记忆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或遗忘，也可以被权利操控和建构[4]。战后70多年，如何客观地记忆战争，对日本人战争记忆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二.战俘的战争记忆

1973-1978年，山崎丰子的《不毛地带》连载于《周日每日》周刊上。1976年新潮社出版了《不毛地带》的前半卷（相当于4分册的1-2卷，2分册的上卷），销量超过六百五十万册。1978年与后半部分一起共4卷出版。1983年11月-12月由新潮社的新潮文库刊行，收录于《山崎丰子全集》的第12-15卷。

《不毛地带》讲述了战后西伯利亚归国俘虏奋斗历程。原关东军参谋长壹岐正在伪满洲被苏联军拘捕后，在严寒的西伯利亚忍受了长达11年的难以想象的饥饿和强制劳动，终于在昭和31年归国。他在犹豫是否进入日本防卫省后，受到近畿商事董事长大门一三的盛情邀请，进入近畿商事工作。在短短七年便升上了业务总部长兼常务董事的职位，然而他却发现，被扣留的地狱般的生活之伤尚未愈合，就身不由己地又投入了一场财阀、商界、军方与政界多方交缠的商战之中。

西伯利亚的战俘生活给壹岐正的身心带来了重大的创伤，有一次商务活动需要壹岐正参加，但是他拒绝去莫斯科，因为那里有他人生痛苦的记忆，路过那里会让他回忆起无尽的悲伤。他说，他再也不想去苏联。甚至去欧洲出差的时候，自己也绝对不乘坐经由莫斯科的飞机。当同事再一次劝他去的时候，壹岐正愤怒了，闭嘴！在最北端的流放地，身穿囚服在地下数十米的暗坑内扛着镐头，忍受了11年强制重劳动的人的痛苦你怎么能明白！壹岐正愤怒表达了战俘的痛苦经历，再现了战争给战俘带去的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与悲痛。最后壹岐正告别了商场上的第二人生，作为第三人生，成为了西伯利亚滞留者友好团体朔风会的会长，赴西伯利亚为在当地逝去的日本人扫墓并收集遗骨。

山崎丰子描写了战俘的悲惨生活，展现了战争给战俘所带来的无法弥补的创伤。然而，《不毛地带》将壹岐正展现为正义、高大的形象，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性，掩盖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恶劣行径，“其历史认知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对日本军队的侵略行径未能进行由表及里的客观分析，作品中对战争责任的指向性模糊，偏差较大，缺乏对“军人”一针见血的直接质问，影响日本读者的史实接受”[5]，其對战争的记忆缺乏客观性，不利于人们了解战争、反思战争。

三.日裔二世的战争记忆

山崎丰子出生于1924年，据说战争时曾在军需工厂做过炮弹打磨的工作，她是亲身体验战争的悲惨的最后的世代。小说《两个祖国》于1980年6月26日-1983年8月11日连载于《周刊新潮》，1983年由新潮社出版发行（共3卷）。

小说围绕在加利福尼亚出生，在日本接受教育的日裔二世天羽贤治展开。从血缘来说他是日本人，从国籍来说他是美国人，然而战争却让他陷入了不堪的困境。他与弟弟分别住在美国和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家人被强迫住进日本人强制收容所，受到了无尽的屈辱。天羽贤治加入了美军部队，在战场上竟遇到了自己的弟弟，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血肉相连的兄弟对阵，兄弟成为战场上对抗的仇敌，贤治甚至还误射了弟弟。小说揭示了战争给普通家庭带来的不幸。

战争结束后，天羽贤治作为广岛的原爆调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语言监督官，负责订正翻译官的错误，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天羽贤治深知审判中的每一句话都关系到被告的生命，因此在工作中精神高度集中，仔细核对日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专心做好语言监督的工作，尽全力保证公正。在此过程中，他忍受了在日本和美国两个祖国的夹缝间的烦恼和痛苦，他全心工作却被上级质疑其对美国的忠诚度，要求他彻底当一个核对机器。天羽贤治发掘无论自己怎样努力，最终都无法得到所期望的法律尊严。贤治在具有国籍的美国和具有血缘的日本——这两个祖国之间被碾压。另外，妻子不能理解他，婚外恋的女人因原爆病症而死亡，这些打击并重，使得天羽贤治几近崩溃，最后抑郁而想到自杀。留下风烛残年的双亲和两个尚且年幼的孩子去死，天羽贤治是怎样的孤立无助又是怎样的失望崩溃！贤治觉得自己找不到自己的国家，找不到自己的归属，他希望孩子作为一名三世，不会尝到爸爸那样的苦痛、孤寂与无奈。最后，天羽贤治带着无尽的遗憾与留恋告别了人世。endprint

小说中，山崎丰子同时真实地再现了原爆给人们带来的创伤。战争中，广岛被投下原子弹，梛子失去了父母，还因此得了原爆引起的急性白血病。马上就要举行婚礼的妹妹被原爆炸伤，半边脸上结满疤痕、始终不停地抽搐。被炸者会出现疼痛、脱发、突然的发烧、眼睛出血、咽喉出血、皮肤出血、脱发、敗血症等诸多异常症状，常常会突然死去。还有很多孩子因原爆得了白血病而去世。在难以忍受的身体伤痛外，精神上的创伤也令人崩溃，有的飞行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载着原子弹飞到广岛，在他们得知广岛的惨状后住进了精神病院。战争给亲历者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留下了悲惨的记忆，以致使他们常常做噩梦，脑海中重现被爆的场景，身心都受到巨大的伤害。

四.日本遗孤的战争记忆

1991年，文艺春秋出版了长篇小说《大地之子》，该作品获得了第52回文艺春秋读者奖。在《大地之子》的创作中，采访加写作耗时8年之久，被山崎丰子称为“赌上作家之命”的作品。

《大地之子》是一部讲述在中国的日本遗孤成长的作品。主人公松本胜男幼时随爷爷及母亲作为日本开垦团来到中国东北，在战争中失去了爷爷、母亲及小妹妹三位亲人，后来又与大妹妹敦子失散，陆一心从小就经历了难以承受的悲惨遭遇，战争使得原本幸福的家庭成员离去、失散，造成了他痛苦的童年，记忆也一度损伤，胜男失忆了，7岁的他记不起自己的名字也记不起日语了。松本胜男成为了战争遗孤，跟随养父陆德志生活，养父母倾尽所有将其培养成才。然而他的人生仍然十分艰辛，日本人的身份使他失去了初恋，文革期间又被送往宁夏及内蒙古劳改，最终在养父多个月忍受风寒交迫、风餐露宿后，到信访办上访才使得陆一心得以平反。战争对于遗孤的创伤还远远不仅于此，后来陆一心可以正常地在钢铁厂工作、生活。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作为中日合作制铁所项目的成员，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生父松本耕次，然而一面是希望他回到日本的孤老的独自一人生活的父亲，另一面是没有丝毫血缘关系却倾尽所有养育多年的已经年迈的中国的养父养母，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日本还是留在自己成长的中国大地，陆一心做出抉择也十分煎熬。正如妹妹敦子去世前所说的，她想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但是又怎么能忍心扔下抚养自己长大的养母。陆一心在痛苦的内心挣扎后，认为自己是大地之子，选择留在中国这片大地上。

山崎丰子通过战争遗孤的故事，表现了战争给遗孤的身体、心理蒙上了阴影，也给千千万万个家庭造成了巨大的、永久的创伤。但尽管如此，接受日本教育的山崎丰子并没有能够站在反法西斯、反侵略战争的角度，客观地审视和反省战争。

“文学作为重现与消解历史的载体，被认为是再现历史的最佳媒介”[6]。日本著名作家山崎丰子的“战争三部曲”为我们研究日本的战争记忆提供了依据。文学的虚构性和历史的真实性是文学批评的重要课题，所引起的社会影响值得讨论[7]。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作品中战争的残酷及战后的伤痕，感悟作家对战争的厌恶及对和平的追求。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但其反战主要表现为对战争创伤的厌恶，仍有一定的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山崎丰子并没有明确指出战争的责任，影响了读者的历史认知。我们应从国际人道主义的视角反思战争责任，构建真实的战争记忆。

参考文献

[1]莫里斯·哈布瓦赫，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Assmann， Jan （1988）： Kollektives Gedachtnis und kulturelle Identitat[G]. In： Assmann， Jan & Holscher， Tonio （Hrsg.）： Kultur und Gedachtnis.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3]金寿福，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外国语文，2017.4

[4]胡澎，日本人战争记忆的选择、建构——兼谈中日如何共享战争记忆，东北亚学刊，2016.3

[5]鲍同，日本现代文学中的“军人”形象研究——以山崎丰子的“战争三部曲”为例，外语学刊，2017.5

[6]丁跃斌，“他者”语境下的冲绳文学解读，外语学刊，2017（2）

[7]鲍同，日本现代文学中的“战争伤痕”研究——以山崎丰子的社会小说为例，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5

本文系2017年辽宁省教育厅基本科研项目“伤痕、记忆与历史重述：日本近现代作家战争书写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DW2017006。

（作者介绍：李晓霞，大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日文学关系；刘晶，大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