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欣，裴 斐

(1.合肥师范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部,合肥 230601;2.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036)

弗朗西斯·伯内特(Frances Burnett)是19 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英裔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其作品以对女性儿童问题的关注而著称，其中最为经典的两部代表作分别为《小公主》与《秘密花园》。她所处的时代正值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这是帝国海外殖民扩张最迅速的时期，也是英国儿童小说的井喷时期。帝国大规模扩张之前，英国的儿童小说中女孩角色处在缺失状态或仅为可有可无的配角，仅有男孩角色存在或以其为主角，如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1719)；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1726)等。但随着帝国的扩张，渐渐出现了大量女性作家以女孩为主角的作品，如萨拉·菲尔丁的《家庭女教师》(1749)，夏洛特·杨格的《雏菊项链》(1856)，伯内特的《小公主》(1888)等。《小公主》中的女主角萨拉仍是符合当时女性道德规范的典型形象，但继《小公主》六年之后出版的《秘密花园》的女主角玛丽却已与萨拉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形象。英国儿童小说中女性的形象顺应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其本质上反映出的是女性主义意识与觉悟的渐进，是社会及文化的前行。从对这两个不同的女孩形象进行分析着手，探究维多利亚时期帝国殖民地海外扩张对英国女性主义催生的推进作用，及其在英国儿童小说中的体现。

一、《小公主》中的传统淑女形象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是典型的男权文化社会，女性地位低下,没有政治权力或资产,也无法经济独立，只能将婚姻作为最佳出路[1]。受主流男权思想的影响，整个社会普遍认为女性价值的体现主要在于对男性的附庸。这一点在该时期“百科全书式的旷世奇才[2]”约翰·拉斯金的演讲《王后花园里的百合》中也有所体现：“女人必须有着绝对无误的智慧，这种智慧不是为了自我发展，而是为了自我牺牲；这种智慧不是为了凌驾于丈夫之上，而是为了不让她辜负他身边的位置；女人的美德就是牺牲、忘我、道德纯洁和奉献精神，而这一切则在妻子和母亲的天职中得到最完美的体现。”[3]此外，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思想是福音主义,推崇女性的克制、温顺、谨慎等品行[4]。在这样的男权思想及宗教思想影响下，年轻女性没有话语权、缺乏主体性，她们的生活相对固定在室内空间，连社会生活都比较少、局限于极为狭窄的家庭生活领域的附庸[5]。相应的，当时传统女性的美德被认作是得体、礼让、谦恭、顺从男性、乐于作为贤妻良母为家庭奉献，这样的女性才称得上淑女。培养女性的礼仪及秩序、令她们成为淑女，正是当时女性教育的核心。

这种要求女性居于客体、忠于家庭的女性观也深深扎根于英国儿童小说这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意识的领域中。英国早期的儿童小说性质上类似福音小说，其中的女性角色无一例外地服从于男性。甚至直到19世纪晚期，英国儿童小说中仍渗透着这一理念：女性从少女时开始，就应遵守时代赋予的女性道德、满足于做顺从的女性、得体的淑女。《小公主》中的萨拉就是这样一个传统的女性道德典范。

故事中萨拉的形象是“身材苗条行动灵巧，小脸充满着活力，惹人怜爱”[6]4，她虽然极不愿与父亲分离，却顺从地接受了父亲将她送到女子寄宿学校的安排。她从小生活在优渥的条件里，却从不因此傲慢、自私、坏脾气。她对寄宿学校的年幼孩子们，始终充满爱意地平等对待；即使是对地位低下的下层女仆，她也友善对待：“你我完全没有不同，都是一样的小姑娘”[6]36。萨拉生性就是个施与者，慷慨、善良，同时，她又坚强隐忍。在得知父亲去世的噩耗、受到寄宿学校的女校长多次尖酸恶毒的讥讽时，始终竭力保持着沉默与镇定，从不曾与这个权威人物正面冲突。她沦为女仆、生活再艰难时，也对恶言恶语充耳不闻，其内心独白是“做公主的都得有教养”[6]96；挨骂时只一声不吭地站着，不卑不亢地听着；受惩罚就去做她分到的活，不抱怨叫屈，也没有反抗的迹象，从不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在任何时候都不曾放弃风度，尽量保持优雅。其言行举止，完全符合那个时代标准淑女的道德规范。

她在偶然认识父亲生前的朋友时，就因他饱受痛苦的折磨而为其祈祷“但愿能有个小主妇去抚慰你，我甘心做你的小主妇”[6]100；他在萨拉生活艰难时为她提供大量物质援助，令她觉得“生活一天比一天更美好”[6]143；连写给他的信中都是“我只想感谢您对我天使般的关爱，我对您感激不尽”[6]147。他不仅帮助她，还将她救离了女校长的掌控，改变了她的命运。作者对于两人之间的关系未曾明确表明，介于收养与伴侣之间。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这种灰姑娘式的故事结局都是萨拉作为传统女性，经过男性的帮助和救赎获得新生。这个结局的设定与当时传统对女性的定位相吻合，也是当时女性传统的终极表现：美好有德的女性在逆境中保持得体、隐忍顺从、接受命运，就一定会获得最佳回报——获得有社会地位及财富的男子以婚姻和家庭为形式的青睐与照顾。

萨拉在女孩中一直是领袖，但在与父亲及其朋友这两个男性的相处中，始终是被动、乖顺、从属的。萨拉接受两人的所有安排，没有自己的主张和异议，是甘心依附于男性、从未思考过如何获得女性自身的独立、自主、自由、凭靠自身能力改变人生的形象；是缺乏反抗意识、没有叛逆精神、单纯依赖男性的引领及救赎的形象。她不止相信男性，还相信命运、相信上帝对每个人都有合适的安排，不必抱怨或争取。这样外表柔顺、内心平和、品行纯良、逆来顺受、举止优雅的女性，是作者伯内特认定的女性道德模范，她认为具有以上特质的女孩才配称为公主，这一点从小说的标题也可看出。萨拉这个形象仍属于传统女性美德的范畴，女性意识仍未开化，女性主义觉悟淡薄甚至缺乏。作为室内历险小说题材最早的创作者之一，作者伯内特的女性意识与觉悟显然走在时代的前列，但她在塑造这个角色时仍沿用了传统的女性道德规范。

二、《秘密花园》中的叛逆新女性形象

《小公主》中的故事发生在一群女孩之间，而《秘密花园》中的主角有女孩也有男孩。书中小女孩玛丽是第一主角，同时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男孩角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历险小说中，男性往往是唯一的主角。而作为一部典型的室内历险小说，《秘密花园》中反传统地由女孩玛丽带领两个男孩，男女孩同时在一个室内空间进行历险活动——探索被禁止进入的花园并获得成长。“秘密花园”这个意向本身就具有隐喻含义，指的是女性经由自身努力拥有的独立和自由的空间。这些都反映了作者认同女孩应该与男孩一样，拥有平等展示自身能力的平台、女性地位应当获得提升、男女性别应该获得平等对待、女性有权保留自身的独立与自由。其女性意识和觉悟在《小公主》中的体现，已有质的飞跃。

玛丽从小缺乏父母的关注与正面引导，在仆人的顺从中成了孤僻暴躁、自私专横的小霸王。在印度，她是生活在本土裔中的外族人，缺少同类的陪伴，无安全感及认同感；因父母双亡回到英国由姑父照顾后，她又被边缘化为“那个印度来的小女孩”[7]33。童年被父母忽略的经历、父母死亡的阴影、没有同类的孤独、殖民地异化的生存环境、不为任何一种文化所接受催生的不安全感和无归属感等消极因素充分磨练了她的心智，让她具备与其年龄不符的强悍、阳刚、顽强的生命力。孤儿的身份使她从小免于家庭的管束，形成了独立、自我的性格，具有激烈叛逆的个性、强烈的自主意识和反抗精神。

书中这样描述她的外貌：“人人都说没见过这样模样不讨人喜欢的孩子。她长得又瘦又小，淡黄色的头发稀稀拉拉，一脸的苦相。她不仅长得难看体弱，举止也乖张粗鲁：请来教她的家庭女教师，都被她赶走了；对于身边的佣人，玛丽稍不顺心就会破口大骂他们是‘猪’‘猪崽子’；[7]2与人相处时根本不知何为友好，在有男孩想和她玩时会蛮横大叫。外表丑陋举止粗鲁、内心冷漠刚硬等因素，令玛丽这个形象与萨拉有天壤之别，这预示着玛丽的个性和意识不可能属于萨拉所代表的传统女性美德的范畴。作者塑造了这样一个上流社会出身却粗鲁乖张、专横自私的小女孩形象，打破了当时为社会主流价值观认同的模范女性“淑女”的模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父母去世后，玛丽回到英国在姑父的庄园开始新的生活。在约克郡的野地与花园里、干净清冷的空气中、男孩狄肯的陪伴下，日渐健康、活泼起来，也渐渐恢复了白种人的肤色，这一转变过程也象征着她属性及身份的回归；玛丽从排斥男孩到主动与男孩接触、玩耍、一起成长；从暴躁冷漠的女孩转变为讨人喜欢的女性模范，这些都是她女性意识渐进的表现。她不断尝试新的事物，偷跑到被庄园主明令禁止进入的花园里，挑战权威与禁忌、试图探究古老庄园中深藏的秘密与过往，并尝试自己动手开拓土地、重建花园。在这个过程中，她愈加展露了性格中离经叛道、不服权威和管束的那部分。她能独立思考，拒绝顺从他人；也会有困惑，但总能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敢于直面顶撞试图控制她的权威。这种对权威的挑战、不服管束的态度、勇于探索的精神、独立决定并动手建设的做法等种种，是萨拉这样的淑女绝不会去尝试、更类似于男性角色才会有的。具有冒险精神和勇于挑战权威，本身就是极具男性化特质的个性。作者伯内特创造出这个与传统淑女形象格格不入的另类、叛逆、勇敢的新女性形象，正是她对女性传统美德的重新审视及颠覆，是她自身作为女性、女性主义的意识与觉悟提升的体现。

在探索庄园房间、发现科林的过程中，她的独立勇敢和冒险精神表现得更突出。她发现庄园里有奇怪的哭声时，敢在暴风雨的晚上独自擎烛在迷宫般的黑屋子里四处找寻；被管家禁止后又坚持多次尝试，终于自己找到了表弟科林，体现了不属于这个时代、年龄的小女孩应有的胆量与精神；为了让暴躁的科林不再歇斯底里地发脾气，玛丽以更大的火气大声呵斥、制止他，立马把他给镇住了；玛丽又将他带到室外和秘密花园、鼓励他站起来、跑起来、将他变成了“和约克郡任何一个男孩一样生气勃勃”[7]231的健康男孩、甚至帮他修复了与父亲的关系。玛丽敢于以寄居的身份挑战庄园继承人科林的威严、科林作为男孩对玛丽的退让与示弱、女孩不仅不再顺从和依附男孩，反而在体质、智慧、能量上超过男孩、意志上引领男孩、精神上救赎男孩、结果上改造男孩，这是与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伦理相冲突的、是反社会传统的罕见现象，打破了传统观念中对男女性格特征的界定和角色的定位。对传统故事情节的颠覆、对男女主人公角色进行换位，这样前所未有的手法可以说是儿童小说中女性塑造的一次全面突破，说明人们心中女性应有的形象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充分体现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呈现从无到有、从附属到主导的过程，论证了社会及作者本身的女性主义意识与觉悟在不断的前进中。

三、帝国海外殖民扩张与女性主义的渐进

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即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期，是英国工业革命发展的巅峰、英国综合国力最强劲的阶段[8]。在这一时期，英国海外侵略的版图遍布世界。在帝国版图通过海外扩张而扩大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男性离开本土去殖民地开辟领土、追寻财富，这些原来家庭中的主宰者们离开家庭后，男性劳力逐渐减少，客观上要求女性增加在社会工作与活动中的参与比重；女性们离开家庭，从过去局限于家庭的贤妻良母转变为社会工作的从事者，这大大拓宽了女性原有的视野，增进了她们对自己的角色及地位的认知，让她们对自身的价值重新进行思考；以男性为主进行的海外殖民活动又反过来形成文化输入，他们将其冒险、刺激、全新的经历与传奇般的故事带回本土，极大地鼓舞、激励了有志女性，令她们不再满足局限于家庭，有走出家庭的有限空间、获得平等去殖民地进行海外历险的意愿，其女性意识随着帝国海外扩张的进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及社会趋势下，触觉敏感的女性作家们成为女性意识觉醒最早的女性人群，渴望借助创造文学作品、构建女性文化来对传统的男权社会进行挑战、摆脱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和束缚[9]；试图通过作品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追求人格尊严，追求女性的独立与和男性的平等。总之，帝国殖民地海外扩张推进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文学也在此时崛起，女性作品层出不穷，如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等经典作品，使男女平等的女性意识得以彰显和升华，进一步解放了女性思想，为女性在男权传统的社会中赢得了更高的地位。时代的思潮及女性作家们女性意识及觉悟的渐进，又进一步影响了同时期的英国儿童作品。

作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发源，英国儿童文学在维多利亚时代工业革命的社会和帝国海外殖民语境中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10]。17至18世纪的儿童作品中，几乎没有男性作家涉足。然而，帝国海外扩张的进程催生出大量与远航、海盗、丛林、探险等元素有关的传奇与故事，男性作家开始进入儿童小说的创作领域[11]，具有相应特色的儿童小说开始涌现，如R.M.巴兰坦的《珊瑚岛》(1858)、路易斯·史蒂文森的《金银岛》(1883)、吉卜林的《丛林之书》(1894)、詹姆斯·巴利的《彼得潘》(1906)等，这些作品都具有典型的帝国文化特征，其行文中有大量帝国男性的阳刚话语。这个时期的故事主角，多少沾染了帝国征服期特有的冒险精神。这一批男性作家创作的具有全新风格的儿童小说，也对女性作家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帝国海外殖民扩张促使女性主义与男性精神部分融合，构成了新的女性模范[12]。获取了女性意识与觉悟成长的女性作家们开始在创作自己的儿童作品时，对女孩形象的塑造、命运的安排和与异性的相处模式及理念、女性自身的成长与出路等因素进行思考与重建。这也是《小公主》中的萨拉与《秘密花园》中的玛丽这两个女孩形象呈现如此大差异的根源之一。

从逆来顺受、安于现状、具有阴柔女性特质的萨拉，到叛逆激进、勇于冒险、具有阳刚性格的玛丽，女性形象的巨变恰好是女性意识和觉悟受到帝国海外殖民扩张影响的有力证明。伯内特对这两个女性形象的不同诠释，反映出女性及作家本人自尊的价值、坚强的人格力量和追求自由独立的意识，论证了帝国殖民海外扩张对女性主义意识的推进作用。

继《秘密花园》之后，英国儿童小说中又出现一些描绘新女性模范形象的经典作品，如伊迪丝·内比斯特的《寻宝的孩子们》(1899)、《铁路边的孩子》(1906)、《魔法城堡》(1906)等，这体现了女性主义在整体社会思潮中的持续渐进。儿童小说中这些新模范的出现又对女孩们的成长产生了影响，令她们成为后来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12]，进一步推动了女性主义的前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是缓慢的，甚至有反复和回归。因为帝国殖民地海外扩张而获得新意识与觉悟的女性强烈渴望追求新生活，但她们不可能迅速、完全摆脱现实和传统礼教的束缚。女性仍然受到传统美德的约束和限制，其接受的教育核心仍然聚焦于家庭生活。女性及女作家们在新旧文化与意识之间徘徊、挣扎与追求，女性主义在父权制社会中的推进必然障碍重重、进度缓慢。然而，一系列有别于传统淑女的新女性形象开始在女作家创作的儿童作品中出现，本身已经是女性主义推进的表现，也是文学作品对时代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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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