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欧阳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宋承唐末五代之乱而建立，实行“右文”政策。在科举取士数量逐渐增加的基础上，恩荫制在宋代也呈现了“数额冗滥、范围甚广”等特点,[1]这使宋代官僚队伍一直居高不下。宋代统治者在人事政策上继承了前代“三年任期”制，但随着官僚队伍的逐渐扩大，“三年任期”制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出现了两年一任、甚至不足一年一任的情况。[2]频繁的官位调动，使得地方官赴任成为宋政府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宋政府对地方官赴任问题投入了足够多的精力，不仅会在路途中给予赴任官员各式各样的帮助，并且对地方官赴任前后程序、赴任期限、家属携带等问题做了详细规定。赴任者本人在面对经济困境和安全威胁时，也会想尽办法解决。目前学术界对宋代地方官赴任问题虽有涉及，但并不充分。*详见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7页；张聪著，李文锋译：《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3～104页；王福鑫：《宋代旅游研究》，河北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3～53页，187～204页；刘馨珺：《从墓志铭谈宋代地方官的赴任》，《东吴历史学报》2004年12期，第159～196页；苗书梅：《朝见与朝辞——宋朝知州与皇帝直接交流的方式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期，第112～119页；黄纯艳：《宋代官员的公务旅行——以欧阳修于役志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1期，第21～28页；赵碧云：《清代地方官赴任研究》，《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9期，第57～60页；李永卉：《试论南宋地方官员的离任审计法律》，《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4期，第18～25页。本文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该问题作相对系统全面的梳理，不仅可以从侧面了解宋代官吏管理制度，还能部分地反映官员生活中的面相。不当之处，还望方家多多指正。

一、官员启程赴任前的准备工作

地方官到新州县任职前，需获得一系列的文凭与印章，且向皇帝、宰相、御史台长官辞别谢恩。

(一)文凭与印章

赴任前，吏部会将告身发放给官员，告身是证明自己职务与官阶的凭证，官员领取告身时，往往要缴纳一笔费用(绫纸钱)。如宋太宗淳化四年(993)五月诏：“百官为父有(母？)官，先曾降麻制授官者，纳钱五千。”[3]3347又大中祥符四年(1011)十一月诏：“官告院应选人注官，令纳朱胶、绫纸钱，许选人情愿就便送纳。”[3]3350但对于官职低微、收入较少的官员，宋政府也会减免所需缴纳的绫纸钱。至道元年(995)二月，“应中书除授幕职州县官，陵纸并令赐予，不更纳钱。”[3]3347这表明幕职州县官在此前是需要缴纳绫纸钱的。宋代统治者对告身的制作和发放可谓达到了“事为之防，曲为之制”[4]382的程度，为防止不良之人伪造告身或告身被冒用的情况发生，告身除了注明官员职务和官阶外，还会记录此人岁数和形貌特征。如云：“长身品，紫棠色，有髭髯，大眼，面有若干痕记”，或云“短小，无髭，眼小，面瘢痕”之类。非常遗憾的是，元丰改制废除了在告身上书写体貌特征的制度，导致南渡后“承袭伪冒，盗名字者多矣”的局面。[5]25因此，到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有官员建议告身应写明三代、乡贯、年甲，并得到了采用。[3]3356

除了告身外，宋政府还会颁发给赴任官员一种叫“历子”的文凭，是由官员的直接上司负责填写，用于记述官员政绩功过以备考课升降之用的本子。史载：“先是，诸州掾曹及县令、簿、尉，皆户(吏？)部南曹给印纸历子，俾州郡长吏书其绩用愆过，秩满，送有司差其殿最。”[6]3758在得到“告身”“历子”后，官员就可以领取官印了。官印的获取通常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在礼部领取，另一种是到所任职之地进行官印交割。《宋史》载：“礼部掌国之礼乐、祭祀……若印记、图书标疏之事，皆掌焉。”[4]3851又熙宁五年(1072)诏：“内外官及谿洞官合赐牌印，并令少府监铸造，送礼部给付。”[4]3592可知官印的发放由礼部负责。在任官员任期结束后，有时会把官印留在当地，“诸守臣因事罢黜指挥已到，就当日将牌印交以次官，批罢离任”[7]56。只有因犯罪而被罢免之官须立刻把官印交给临时代职官，然后由代职官转交给新任官员。

(二)辞谢

在获得文凭与印章后，还需要履行一系列辞谢仪式。新任官员要上殿向皇帝表示感谢并辞别，称为“朝辞”。史载：“先是，京朝官授远地及缘边知州、通判，朝辞日，许升殿。”后来因为官员多汇报无关紧要的事，故咸平四年(1001)规定：“始令奏听朝旨，得报，乃许升殿。”[4]1064南宋时，朝辞得到了更加严格地执行。乾道六年(1170)八月诏：“应今后文武知州军、诸路厘务总管、副总管、钤辖、都监见辞，并令上殿，批入料钱文历，如托避免对，并不得差除赴任。委台谏、监司常切按察，以违制论。”[8]可知，不仅扩大了朝辞人员的规模，而且禁止“托避”不朝辞的官员赴任，并处以“违制”罪名。除了向皇帝进行辞谢外，还需到宰执和御史台处辞谢，分别称为“堂谢”和“台谢”。史载：“授官职朝谢毕，谢宰执。”[9]91说明在“朝辞”结束后，需要到宰相处进行谢别。关于台谢，北宋时规定：“故事，通直郎以上迁官，皆赴台谢，惟两省侍从官则否。”[10]1241可知台谢的范围限于通直郎以上的官员，但两省侍从官除外。南宋时，台谢范围扩大，所有在京除授的官员都得到了台谢机会，“所有在京除授及转官，合赴台谢，或赴外任，亦合台辞，并照例给关子付本官。”[3]4512通过“朝辞”“堂谢”和“台谢”三条与地方官员直接交流的途径，中央高层领导者(皇帝、宰执和御史中丞)不仅可以树立自己的权威，了解官员的品行才干，还可以获知基层民情和地方政绩。

二、官员赴任的花费问题

宋代交通欠发达，官员花费在赴任途中的时间多以月计算。另外，多数官员赴任并非只身一人。因此，官员准备启程赴任前，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应付赴任途中的花费。考据史料发现，官员赴任费用主要由两部分构成：自我筹集和官方资助。

(一)自我筹集

现存史料反映了宋代某些官员的经济状况，《燕翼诒谋录》载：“国初，士大夫往往久任，亦罕迎送。小官到罢，多芒履策杖以行，妇女乘驴已为过矣。”[11]9小官因贫困，赴任甚至需要步行。陆游曾论及自己的经济状况时说道：“贫不自支，食粥已逾于数月。”[12]197又如何坦离任后“无以振其行李，县之士民哀其穷而为之裹囊以饯之”[13]。虽然赴任费用对于一些清贫官员来讲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科举难、改官难”[14]的现实状况促使他们格外看重赴任机会，会通过各种途径解决费用问题。

1.亲友资助

咸平二年(999)，王禹偁被贬谪到黄州，毕士安“亦罢职守潞州，人皆咎禹偁。公曰：‘元之家贫，安能遽之任乎？’乃致白金三百两赆禹偁，禹偁乃能为黄州之行”[15]。王禹偁被贬黄州之前的职务为知制诰(阶官为刑部郎中)，[4]896-901知制诰这样的官员，仍需朋友的资助才能赴任，对于那些职微俸薄的中下级官员，其赴任艰难可想而知。陆游曾讲道：“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阴。以贫悴逐禄于夔。其行也，故时交友醵缗钱以遣之。”[12]334此条史料固然有“哭穷”的嫌疑，但大体是可以相信的。为了支持赴任，地方官的妻子甚至抵卖妆奁帮助丈夫。如：“自大司马使西鄙，奏君为其属。君顾太夫人春秋高，将辞不行，夫人曰：‘行矣，妾在侧，君奚忧？’于是尽斥奁中之藏，具滫髓滑甘，以时进馈。”[16]由此可见，亲友资助是赴任费用的重要来源之一。

2.借贷

宋代也存在官员赴任借贷的情况，为了防止赴任借贷可能造成的官员腐败，宋政府很早就对赴任借贷做出了限定。大中祥符元年(1008),“新及第授官人，无得以富家权钱，倍出利息。至任所偿还，所在察举之。”[4]1544但实施效果并不是很好，赴任借贷仍时有发生。章惇“初宰信州玉山县，以忧去。服除，再知玉山县，带京债八百千赴任”[17]。又绍兴二十四年(1154)，“保义郎李琦监和州东关镇税，家颇丰赡。有高指使者，赴官舒州，与其妻来谒，愿贷钱五万为行装，约终任偿倍息，李如其数假之。”[18]这种情况迫使南宋政府不得不加大对赴任举债行为的惩罚力度，“诸命官举债而约以任所尝者记本过五十贯，徒两年”。[7]902但考虑到一些官员的俸禄并不足以支撑家庭支出，故赴任举债情况屡禁不止。

(二)政府资助

宋代官员赴任费用除了自我筹集，还能获得来自政府的资助。

1.公使库资助，或预支俸钱

宋政府考虑到官员赴任的经济困难，宋太祖年间就设立了公使库，以资助官员赴任，“太祖即废藩镇，命士人典州，天下忻便。于是置公使库，使遇过客，必馆置供馔，欲使人无旅寓之叹”[5]42。《燕翼诒谋录》对公使库做了更加详细的记载：“祖宗旧制，州郡公使库钱酒专馈士大夫入京往来与之官罢任旅费，所馈之厚薄，随其官品之高下、妻孥之多寡，此损有余补不足、周急不继富之意也。”[11]29可知设置公使库就是为了资助官员赴任，且根据官品高低、家属多寡，资助程度也不同。同时，公使钱的设置也可以避免赴任官员的扰民行为，减轻百姓负担。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盖祖宗之时，以前代牧伯皆敛于民，以佐厨传，是以制公使钱以给其费，惧及民也。”[19]

另外，宋政府还允许赴任官员提前预支俸禄，根据赴任地距京师的远近预支不同的数额。大中祥符三年(1010),“幕职、州县官，除广南、福建路已令预借俸钱外，江浙、荆湖远地，麟、府等州，河北、河东缘边州军，自今并许预借两月俸，余近地一月。”[4]1666但政策落实到实际运行中，总会或多或少地发生改变，宝元二年(1039)十二月，“夏竦乞预借月俸以办行李，诏特借一季”[4]2888。破坏了远地两月、近地一月的俸禄预支规定。

2.驿劵

在宋代，驿劵是官员入驿食宿的凭证。宋初“内外文武官，下至吏卒，所给劵皆未有定例，又或多少不同”。为了解决这种混乱无序的局面，嘉祐四年(1059)正月，张方平进献“驿劵则例”，赐名为《嘉祐驿令》：“并取宣敕、令文专为驿劵立文者，附益删改为七十四条，总上、中、下三卷，以颁行天下”[4]4548。对驿劵规定之详细可想而知，遗憾的是《嘉祐驿令》未能流传至今。值得注意的是，宋政府还会根据赴任地区的不同发放不同类型的劵。史载：“京府按视畿内，幕职、州县出境比较钱谷，覆按刑狱，并给劵。其赴川峡者，给驿劵，赴福建、广南者，所过给仓劵，入本路给驿劵，皆至任则止。”[6]4145官僚队伍的快速增长，给宋代财政带来了较大压力，熙宁八年(1075)权发遣河东转运范子奇言：“近年非次朝旨差官时暂勾当，于俸给外增驿劵，举天下言之，耗费不少，乞自今已有本俸给者，罢给驿劵。”[4]6607故于次月下诏：“自今差官出外，已支赐者毋给驿劵，愿请驿劵者不支赐。”[4]6623就是说，官员赴任时只能获得“支赐”或“驿劵”的其中一种。

3.随行吏卒配给

宋政府为提高赴任效率和安全，给官员们配备了数量不等的吏卒。随行吏卒人数配给经历了至道三年(997)、天圣七年(1029)、熙宁七年(1074)[3]2373-2375三次调整，形成了从幕职州县官到知判州府使相20个不同等级，所差人数从7人到550人不等的规定。南宋时，《庆元条法事类》对配给吏卒做了更加详细明确的规定。[7]186-190为保证赴任安全，宋政府还会派军士护送，康定元年(1040)七月诏：“臣僚赴官、罢任所过山险之处，量差军士防送，毋得过迎送人数之半。”[4]3025宋政府甚至对随行吏卒的使用时间做出了限制，“诸接送人已到本处，过十五日无故不起发，及不遣回者，计所过日并依私役兵防律，缘路无故稽留通计过十驿程之半者，罪亦如之。”[7]182对于过期使用吏卒之官，处以法律上的罪名。宋政府对吏卒接送距离也有限定，且水路与陆路的标准不同。嘉祐三年(1058)诏：“臣僚赴任益、梓、利、夔，其远接人陆路止于京师，水路止于荆南，若路不由京师，即计其地里，无得过六十驿，若旧制不及者，止于旧制。”[3]2374对随行吏卒做时间和接送距离上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赴任地方官对吏卒的滥用，节约行政成本。

三、赴任期限与违限惩罚

宋政府非常重视赴任效率，针对不同地区给予了不同的赴任期限，且对赴任违限做出了惩罚规定。

(一)赴任期限

为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及时的权力交接显得尤为重要，故宋政府对赴任期限做了规定。北宋时，“诸之官，川、广、福建路，限六十日，余路，三十日。下班祗应事干急速放朝辞者，限五日到。以上并除程，在京以朝辞日，在外以授敕告、宣札日，待阙者以阙满日，非次阙以得报日为始。”*此条史料来源于谢深甫于嘉泰三年(1203)成书的《庆元条法事类》。此条史料并未注明该法律产生于何时，但可以推测应该产生于北宋。因为该条史料讲福建路的时限为60日，而同书54页淳熙三年的一条史料：“福建路之官，除程限依余路作三十日”，并解释：“本所看详上件指挥，系为日。今行在去福建不为远地，难以冲改旧法，止合编节存留，为申明照用”。说明制定“旧法”时，京城是离福建较远的，因此，此京城只能是指开封。故此史料颁布时间为北宋时期。[7]53可知，宋政府不仅对不同地区做了不同的时限规定，还对时限的起始期做了具体说明。至南宋，行在临安距福建路较近，故赴任福建的时限由六十日改为三十日，“福建路之官，除程限依余路作三十日”[7]54。当然上述赴任时限只适用于正常时期，特殊时期则有特殊规定。宝元二年(1039)正处于宋夏剑拔弩张之时，二月壬午诏：“新除近边知州军臣僚，并令乘递马赴任，限三月十日以前到。”[4]2896赴任时限只有短短二十天。为鼓励官员到边远地区赴任，措施之一就是延长赴任时限，太平兴国(976—983)初年诏：“川峡、岭南、福建注授，计程外给两月期。”[6]3721另《宋大诏令集》载：“广南官并春夏季内定差，许至秋冬到任。”[20]为了更好地协调离任官员与赴任官员的时间差，宋政府规定：“应官员赴任川、广、福建于半年前，荆湖南路于一季前，荆湖北路、江南西路于两月前，江东、淮南、两浙路于一月前，其不及千里州军于入半月，并为见阙，全差合破船数。”[3]11182根据赴任地距京城的远近确定赴任官员提前启程的早晚，有助于保证赴任效率。

(二)违限惩罚

宋政府对于限满不赴、无故稽留之官有处罚措施。北宋时，“诸之官限满不赴者，一日笞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即代到不还，减二等。”[21]南宋时期有所改变，“诸之官，限满无故不赴者，罪止杖一百。”武官赴任违限惩罚力度明显更大，“诸下班祗应之官无故违限者，一日杖六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7]52此外，为防止官员托疾延迟赴任，还制订了监督机制。大中祥符七年(1013)诏：“在京授差遣及外州移任文武官，除驿程外，在道属疾者，所至遣官验视，给公据，俟达本任，委长吏验问。如设诈妄满百日者，不得放上，具名以闻，并用违制论。当任远官托故不赴者，从本法。”[4]1869通过“验视”“验问”，既能给予赴任官员帮助，也能起到监督作用。对限满不赴任的情况，宋政府也制订了解决办法，“诸之官限满不赴，每月终州委通判，帅司、监司委属官，实封差人赍申尚书吏部，当厅投下。仍令所委官置籍销注，帅守、监司常切检察。”[7]53通判、监司等官会将限满不赴情况及时报知吏部，吏部可以较快做出补救措施。史料中存在因赴任违限而被惩罚的事例：大中祥符九年(1016)七月，殿直王素被任命为钦州咄步寨寨主，“素以地多瘴毒，不欲行，托疾，在道二百余日，至襄州，又称病甚求免，故黜之。”[4]1998王素因害怕瘴毒，故意滞留不赴，受到了黜贬，但此类例子并不多见。与之相反，许多赴任违限官员并未受到惩罚，如欧阳修在《于役志》[22]1005-1010中记载其从开封到夷陵，历时达三个半月。陆游在其《入蜀记》[23]1-21中记载从山阴到夔州，历时接近五个月。他们在赴任途中，走亲访友、观光游览，丝毫看不出因害怕违反期限而匆匆赴任的情景。

四、赴任途中的危险及应对

赴任途中的危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途患病，二是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

(一)疾病与死亡

官员在赴任途中长时间奔波劳累，对身体状况是极大的考验。范成大在赴任成都后感叹：“成大止存四茎骨头，乌皮包裹其不仆于道涂者，天也。”[24]赴任之艰难可想而知。赴任官员在途中患病的情况时有发生，范仲淹讲道：“赴任耀州，以炎热之期历涉山险，旧疾遂作。近日颇加头目昏沉，食物减少，举动无力，勉强稍难见于永兴军，请医官看治次”[25]。有的官员因赴任途中患病，影响到了以后的生活，张方平言：“臣自熙宁三年赴任陈州，于路得疾。面日徧急，后医治虽痊损。然终不复旧，至今语謇涩，心多悸易忘，时昏眩”[26]。对于赴任途中可能遇到的疾病，宋人有事先的防备。《作邑自箴》记载了官员旅行途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如“犯寒不宜早洗面”“胃热以冷水洗面，则生疮瘰”“中暍已不省人事者，与冷水喫即死。但且急去衣服，令仰卧头高，以日中沙土或温温炉灶中灰壅之。复以稍热汤蘸手巾，熨腹胁间，良久苏醒”[27]100-103。这些内容是对赴任途中可能遇到疾病的预防和应对，此书也成为宋代颇受重视的书籍之一。除个人防范、治疗外，宋政府也会帮助赴任途中的患病官员，如上文提到的“请医官看治次”及“在道属疾者，所至遣官验视”。对于赴任途中死亡的官员，宋政府会给予其家属一定的抚恤，包括允许家属按照官员生前的资序乘官船归乡、[28]给予家属一定仓劵、[4]11697恩补官员子孙一定官职[4]7952等。

(二)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

除了疾病与死亡外，充满危险的水路交通、贼盗、瘴气等也对赴任安全造成了威胁。作为水路大动脉的长江，其危险指数令人咋舌。史载：“镇江府旁临扬子大江，舟楫往来，每遇风涛，无港河容泊。以故三年之间溺舟船凡五百余艘，人命当十倍其数。”[3]6166在水流相对平缓的长江下游，每三年尚溺船五百余艘，溺亡五千余人，上游的危险程度可想而知。范成大的《吴船录》为我们描述了其过三峡时的状况：“独滟滪之顶，犹涡纹瀺灂，舟柫其上以过，揺橹者汗手死心，皆面无人色。”[29]其危险指数使经验丰富的揺橹者在经过时也必须万分小心，以至“面无人色”。在长江航行，还可能遇到贼盗的袭劫，如“两岸皆葭苇弥望，谓之百里荒……平时行舟，多于此遇盗。通济巡检持兵来警逻，不寐达旦”[23]42。宋政府需要派兵于百里荒进行昼夜巡逻，可知此地贼盗十分猖獗。面对水路上的危险，宋政府除了派兵昼夜巡逻外，还会于险恶的津渡置船救溺，“乞于津渡险恶处官置小船十数只，差水手乘驾，专切救应，其诸路江河险恶处，亦乞勘会施行。从之”[3]9535。对于赴任官员本人来讲，面对危险时还多会求助于神灵。陆游在进入三峡之前“舟人杀猪十余口祭神，谓之开头”[23]48。又如经过江西一座龙王庙时，“士大夫及商旅过者，无不杀生以祭，大者羊豕，小者鸡鹅。”[30]对于陆路可能遇到的危险，宋政府会“量差军士防送”，且《作邑自箴》也提醒赴任官员们“投宿先顾屋壁欹损，并视后床下及僻处”[27]100。赴任安全与气候也有关系，岭南地区“瘴烟，季春为甚”[31]，为了保证赴任官员的安全，宋政府下诏：“岭南官除赴以时，以避炎瘴。”[6]133通过调节赴任时间，来确保赴任官员的安全，这也从反面证明瘴烟对赴任官员的健康威胁之重。

五、赴任家属问题及官员到任后的程序

(一)家属问题

考虑到宋代官员多非只身一人，故到地方赴任时，是否允许携带家属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北宋初年，天下初安，离京师较远的地方，多不许赴任官员携带家属。之后，允许赴任携带家属的区域越来越广。端拱元年(988)四月，“先是，江南、两浙、荆湖州郡所差京朝官、幕职州县官等，咸不得家族行，如闻中外物情甚郁，今海内宁一，愿携家者听之。”[32]天禧三年(1019)七月诏:“河东路不许携家赴任，州军有官员挈属在彼者，并令发遣离任。”[4]2159但此诏令制定不久就被废除，同年十一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天下，诏：“河北、河东、陕西缘边监当、京朝官，使臣，幕职、州县官自今并许携家赴任”[4]2171。景祐元年(1034)，允许携带家属的区域继续扩大，此年正月诏：“幕职、州县官任川峡路者听搬家，京朝官如无亲属可侍者，亦听之”[4]2660。此后，未见过不许携带家属赴任的规定。

北宋初期，对不携带家属赴任的官员，不仅有物资上的补助措施，还有升迁考课方面的优待政策。大中祥符二年(1009)诏：“外任官不得挈家属赴任者，许分添给钱赡本家。添给：羊，凡外任给羊有二十口至二口凡六等；给米有二十石至二石凡七等；给麦有三十石至二石凡七等；傔从有二十人至二人凡七等；马有十匹至一匹凡六等。”[6]4134天禧四年(1020)六月陈尧咨言：“旧制，河北、河东缘边幕职州县官不许挈家赴任，代还日免其守选。”[4]2199-2200通过物资和考课上的优待措施，激励官员更好地服务地方。当然，考虑到赴任途中的花费以及赴任途中可能遇到的危险，并不是所有官员赴任时都选择携带家属，如“王均、李顺之乱后，凡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17]110。对于因罪而贬的官员，如果家属不欲同行，也得到了许可。[3]8450

(二)官员到任后的程序

官员到达任地后，要履行一系列程序，赴任才算最终完成。到任后，官员需到上司处进行参拜，称为“公参”。“小官赴任，诣长贰公参讫，衙前听候三日，方敢退归本职。”[9]76应该是在公参之时，上级官员会对新任官员进行身份核对，并支发俸禄，“诸命官赴任，委长吏限当日照验，初补及见任付身别无伪冒，听上。仍于十日内取索出身以来文字，长吏辨验讫，批上印纸，方许放行请给”[7]55-56。公参顺利进行，象征着新任官员得到上级的认可，是权力交接的一个重要环节。

另外，官员到任后一般需要到当地祠庙进行参谒。“故事，守令始至，则郡县之祠庙悉诣之。恭于神，训于民，政之本也。”[33]在崇文抑武的宋代，孔庙比其他祠庙更具优势地位，故官员到任后参谒孔庙多是其不可或缺的工作。绍兴十四年(1143)十月诏：“州县文臣初至官，诣学，祗谒先圣，乃许视事……后遂著为令。”[10]2878使赴任官员到孔庙参谒成为一种制度。通过参谒孔庙等祠庙，一方面表达了以文治国的施政方针以及希望得到当地神祇的庇佑,另一方面也借此向民众宣告上任。

最后，新任官员还必须上表谢皇帝恩。宋人文集中有大量谢表流传至今，为我们了解谢表的内容和格式提供了方便。[22]1412,[34]谢表有固定格式，多会说明自己何时得到任命文书、何时启程赴任、何时到任。通过“愚昧”“不才”等词汇表达自己的卑微，然后感谢君主的知遇之恩，并保证尽忠朝廷、造福百姓等。

六、结语

官员赴任问题作为官吏管理制度的一部分，宋政府对其投入了较多精力。“告身”“历子”“印章”的制作与发放，体现了官吏管理的成熟；“朝辞”“堂谢”“台谢”的施行，为中央统治者了解赴任官员品行和获知地方民情提供了渠道；公使库、预支俸钱、驿劵、随行吏卒，为赴任官员提供了经济和安全上的帮助；依据赴任距离的远近确定不同时限，并对违限官员做出处罚规定，保障了赴任效率；家属携带问题和官员途中死亡后家属抚恤问题，体现了宋政府的人文关怀。如果仅从制度层面去研究，可以发现宋政府对官员赴任问题的设计非常完备。但是，一旦制度落实到实践层面，或多或少地都会发生扭曲变质。正如我们看到的，欧阳修、陆游在赴任期间花费的时间远超过了规定，而他们却依然走亲访友、观山游景。就整个宋代来讲，也没能节制住官员赴任借贷问题。因此，制度史研究不仅要关注“死”的制度规定，还要关注制度实际运行的“过程”、制度之间的“关系”和所处的“空间”，[35]即走向“活”的制度史。

另外，通过研究地方官赴任，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宋代官员的生活状况。如一些官员的生活并不富裕，在面对赴任花费的压力下不得不向亲友或他人借贷；在赴任地不安全或被贬斥时，多选择不携带家属；面对赴任旅途中的危险，除了依靠人力外，还会求助于神灵。对于这些情况的了解有助于多维度反映官员生活的面相，使研究者对宋代官员有更加全面的认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赴任，宋代官员也获得了验证所学、增长见识的机会，是“知”与“行”的有效合一。

[参考文献]

[1] 金旭东.试论宋代的恩荫制度[J].云南社会科学,1985,(3):82-83.

[2] 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262.

[3] 徐松辑，刘琳点校.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 王明清.挥麈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6]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7] 谢深甫撰,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8] 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M].北京:中华书局,2016:2025.

[9] 赵升撰,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1]王栐撰,诚刚点校.燕翼诒谋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2]陆游.渭南文集[M]∥钱仲联,马亚中主编,涂小马校注.陆游全集校注,第9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

[13]陆九渊撰,钟哲点校.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242.

[14]王瑞来.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J].史学集刊,2015(4):76-78.

[15]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宋代传记资料丛刊,第16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233.

[16]陆游.渭南文集[M]∥钱仲联,马亚中主编,涂小马校注.陆游全集校注,第10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312.

[17]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170.

[18]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1:645.

[19]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394.

[20]佚名编,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609.

[21]窦仪撰,吴翊如点校.宋刑统[M].北京:中华书局,1984:148.

[22]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

[23]陆游.入蜀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4]岳珂.宝真斋法书赞[M].北京:中华书局,1985:394.

[25]范仲淹撰,李勇先，王蓉贵点校.范文正公文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397.

[26]张方平撰,郑涵点校.张方平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469.

[27]李元弼.作邑自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28]赵抃.赵清献公文集：宋集珍本丛刊[M].北京:线装书局,2004:787.

[29]范成大.吴船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21.

[30]方勺撰,许沛藻，杨立扬点校.泊宅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83.

[31]楼钥.攻媿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53.

[32]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582.

[33]文彦博.潞公文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130.

[34]洪迈撰,穆公点校.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530-531.

[35]邓小南.过程·空间——宋代政治史再探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序言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