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虽然时代、地域和人种差异极大，但人们对幸福生活有着共同的追求;不同的人在生活历程中有着不同的境况和遭遇，但他们内心往往有着同样的痛苦和忧虑。阅读中外文学作品，会发现有许多人物有着相近或相似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世界，对此加以比较，会让我们对作品及其人物的认识更为清晰和深刻。

一、人物悲剧命运源于事件外因和内因的交织叠加

《苦恼》写的是一位在大雪纷飞的夜晚出来找活的老车夫姚纳，因为最心爱的儿子刚死，想找人倾诉内心的伤痛。在和客人交流的时候，他千方百计地想在客人面前提及儿子死了这件事。每次他都用最怯懦卑微的声音引出话题“老爷，我的那个……儿子在这个礼拜死了”。这时候如果有人能够哪怕只施舍一点善意，哪怕只做出一丁点倾听的姿态，对老人表示一下最起码的同情，老人也会好受一些。可是有谁在乎这个孤身一人的可怜老者?有谁会知道失去儿子对他来说意味着多大的痛苦?他们没有心思去关心老人儿子的生死，他们都在寻找自己的所谓的快乐生活;他们不是老人的倾听者，他们只会因为嫌马车跑得慢而大声呵斥“老干巴猴”快点，然后再在老人后脑勺上加上一个“脖拐儿”。周围的冷漠让人无法倾诉痛苦，这是造成姚纳悲剧结果的外部因素。小说的结尾写道：“老马嚼着草，听着，把鼻息喷到主人手上……姚纳讲得起了劲，便把心里的话统统讲给它听了……”老车夫的忠实听众竟然是一匹马，这真是对人情冷漠的环境的极大讽刺。冷漠而麻木的人不如一匹马，能安静地给老人倾诉的机会。契诃夫用他一贯冷峻的风格，不动声色、细腻地将人物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掩卷沉思，小说作者的愤激与悲悯的情怀让人动容。

如果说契诃夫《苦恼》表达的是烦恼无处诉说的苦恼，鲁迅在《祝福》中则展示出悲伤诉说出来之后被践踏的悲哀。讲述往往是一个困境，向他人讲述痛苦更是一个不分国界、时代的困境。祥林嫂的一生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打击。看似都是外部因素造成，例如一是丈夫祥林的死，这让她背负克夫的罪名;二是被卖给贺老六以及贺老六的死和孩子阿毛被狼吃掉，这一次她戴上了不守节烈、败坏风俗的枷锁;三是捐门槛后仍得不到鲁四老爷和太太的宽恕和谅解。她期待改变，可当她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婶又慌忙地大声说：“你放着吧，祥林嫂”，她“脸色同时变作灰黑……只是失神的站着”“第二天……连精神也不济了”这次打击使她“直是一个木偶人”。祥林嫂自身是一个善良、朴实、淳厚的贫苦农村妇女，她并非不想为自己的丈夫守节，但她没有独立选择的权利。婆家卖掉她，使她守节不成，而封建道德又因为她未能为前夫守节而惩罚她。她正是在这重重束缚下经济上受尽剥削，政治上备受压迫，精神上惨遭摧残，直至最后沦为乞丐，冻饿痛苦而死。她的善良带给她的只是无尽的受辱!从这一点来说，个人认识上的禁锢，无疑让这份悲剧程度雪上加霜!

二、人物悲剧命运源于环境偶然和必然的交互效应

丧子是一种偶然，于是在风雪中，姚纳一边艰难地赶车，一边寻找倾听者，他人的表现看似不经意地达成一致，但其实是整个社会环境的冷漠造成的一种悲剧的必然性。“好几回转身去看军官”，试图继续关于儿子死了的话题，但“军官老是闭着眼，明明不愿意再听”。三个年轻人一路上不断咒骂他，当听说他儿子死了后，其中一个驼背说“咱们都要死的”;途中驼背还给了他一个“脖儿拐”，他仍然笑着，屈辱地奉承他们“好高兴的几位老爷哟”，然后找到一点讲话的缝隙就诉说“我儿子死了”：他卑躬屈膝地对待所有咒骂侮辱甚至挨打，当然是因为小人物已经习惯这种屈辱，也是为了能有机会向这些陌生人讲述自己的悲伤。当他决心与一个看门人去“攀谈”并被看门人粗鲁地赶走后，他“伛下腰，任凭苦恼来折磨他”，回到住处也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讲述，还未开口，起来喝水的年轻人就睡着了。在整个过程中，姚纳尽管小心翼翼，讲话支支吾吾，但都是积极主动地试图去诉说，或者说，他都在积极地想方设法自救。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法忍受这种锋利的疼痛，必须讲出来才会使自己好受一些。

姚纳向他的马讲述，这可以视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祥林嫂则是混沌的，更像是一个溺水濒死的人，不分对象，不作铺垫，直接抓住便说，只是她最后什么也没能抓住。终于祥林嫂在别人快乐的祝福中离开了人间。姚纳和祥林嫂两个卑微痛苦的生命都遭遇类似的悲剧，但他们的痛苦有所不同。祥林嫂比姚纳更悲惨。她的丧子是突然而惨烈的，完全没有给她心灵的准备或者过渡;并且，她的痛苦伴随着无限的自责：如果自己能料到春天也会有狼到村子里来，如果自己不那么大意让阿毛一个人到门口去剥豆，她的阿毛就不会死——所以她的诉说都从“我真傻，真的”开始。两人的精神状态也很不相同：姚纳主动搭讪，即使受到侮辱也试图努力把自己的悲痛讲出来;祥林嫂不作铺垫，不看对象，直接自顾自地讲下去。

祥林嫂被侮辱、被损害，然而她并不顺命，她在周围的环境里几乎是完全孤立无援的，然而她并不软弱，她的求生意志，她对于自己悲惨命运的一再反抗、挣扎永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她最后被那个旧世界毁灭了，但作为一个人的形象，她却是完整的。她的全部希望、渴求便是过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也就是说，想用自己诚实的劳动成果来换取最起码的生活权利。然而祥林嫂始终没有争到作为人的应有价值。

三、忧郁情结下底层人物悲剧命运探因

鲁迅是学医出身，在那个时代，他站在科学理性的角度，看到了社会无边的黑暗。伟大的作家对卑微生命心灵的悲苦体会得如此纤细入微，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恰恰成了孤独人类最大的希望与慰藉。

其实在契诃夫的笔下，关怀的广度已经越过姚纳而至所有芸芸众生。军官、三个年轻人、守门人、年轻车夫，所有这些人都有可能是姚纳，他们内心也一定有广大的无边无际的苦恼，他们的苦恼也许也找不到地方诉说。契诃夫通过姚纳要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最终要表达的是人的孤独;即使操同一种语言，长同一种肤色，人与人之间彼此取暖亦是何等艰难。仔细研读文本的话，不难发现，这篇小说里没有哪个人是快乐的，所有的人都怀着一颗疲惫的心在大街上穿来穿去。用梭罗的话来说再恰当不过了：城市是一个几百万人一起孤独生活的地方。一方面，我们能看到不同社会阶层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他们生活的彷徨和无目的性。当姚纳提到“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时，驼子说了声“大家都会死的”。这似乎就是他们的逻辑：反正都是死，不如浑浑噩噩地过。表面上看，这些老爷真快活，沉浸在愉快的氛围中，实际上欢乐只是假象，无聊、空虚、乏味才是实质。

鲁迅比契诃夫要更“冷酷”，他让祥林嫂成功地得以诉说，他着意要表现的是人如何践踏侮辱别人的痛苦，于是，整个世界在这一刻简化为“看/被看”的模式。个人内心最刻骨的悲痛到最后只能成为一种展览，他人从中获得的只是观感的满足，满足过后便是厌恶乃至践踏，同情、理解、慰藉都是奢侈。如果说契诃夫小说中的马还多少给人一点安慰，那么，鲁迅的悲伤与绝望则把人带入无底的深渊。

祥林嫂的悲剧，在于她生活的那个时代，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和她一样的劳动妇女，或轻或重都受封建礼教的摧残、迫害，因而她的悲剧带有普遍性。鲁迅通过祥林嫂的悲剧，展示了她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让人看到封建礼教的罪恶，同时也让读者看到，我们国民心理存在的痼疾。鲁迅塑造祥林嫂这一悲剧形象，在于 “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达到了这一目的，同时，他借用祥林嫂的悲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让读者既能看到那个时代的罪恶，又能看到人物自身的不足，让读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样，鲁迅通过他独特的审美追求而塑造的这一形象，引起了读者的共鸣。

大作家用最朴素的笔还原出最真实的生活底色，并在人物塑造中融入他们对人生的悲悯和关怀。阅读他们的作品，读者从中感悟生活，思考人生意义，丰富个体的情感。对照阅读完这两篇作品，由衷感叹作家对生活烛幽洞微的表现能力，深切感受到人生中无法倾诉的痛苦，让人感叹其实倾听也是一种美德。面对弱者的倾诉，我们其实只需要做一个善意的倾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