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力铭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

长久以来，在中国道家思想中就存在有“绝圣弃智”观念。作为道家代表人物的老子和庄子，在他们各自的思想著作中，都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念。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九章明确提出了“三绝三弃”，即：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1]45

千年已降，老子的这一段话被诸多研究者批判，认为过度消极，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喜欢道家思想的部分研究者，又千方百计地将这段话绕回到符合当时社会道德标准的范畴中去解释，甚至有激烈者，将“三绝三弃”高举为社会另类进步的标语，为其对人类社会具有颠覆性作用的话语拍案叫好。

作为老子道家思想的继承者，庄子也一并继承了“绝圣弃智”观念，在《庄子·胠箧》中有所体现。

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2]259

在《庄子·在宥》中，道家更是直接批判儒墨两家的圣贤智者。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意，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圣知之不为桁杨椄槢也，仁义之不为桎梏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为桀、跖嚆矢也!故曰: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2]274

在“绝圣弃智”这一观念上，庄子比老子表达得更加犀利，因此也被后世学者批驳更甚。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荀子就曾评价“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又如近代学者王先谦先生在《庄子集释》序中也向庄子所提“绝圣弃智”观念发出过质问。

子贡为挈水之槔，而汉阴丈人笑之。今之机械机事，倍于槔者相万也。使庄子见之，奈何？[3]1

针对道家“绝圣弃智”观念，批判者有之，赞同者有之，但是在笔者看来，自庄子之后评价这一观念的学者中，大多数都习惯于将“绝圣弃智”引入到当时评论者自身所处时代来评价，这无疑是用后世思维去评判前人思想，且不论这种评价方式是否客观，单论社会情况已然变化，前人思想在后世社会本身就不适用，正如用现代社会的婚姻法去批评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不合法一样，大多数学者用后世科技发展带给人的便利去批评东周时期庄子提出“绝圣弃智”观念不利于社会发展，未免显得滑稽。作为道家前贤，老子、庄子与普通百姓比较，同样可以归类到智者当中，并且在《庄子·逍遥游》中，庄子提出了“至人”“神人”和“圣人”三重境界，而《庄子·大宗师》里，也提出了“真人”。无论是“至人”或“真人”，都反映了庄子并不排斥智慧，那么如果按照批评“绝圣弃智”观念的学者所说，“绝圣弃智”是反对智慧，回归愚昧，那么道家所提出的观念岂不是自相矛盾？因此分析清楚道家提出“绝圣弃智”观念的原因，对于研究道家思想就很有价值，而要分析这一观念产生的原因，在笔者看来，还是要从道家思想本身和老庄所处时代的社会大背景中去寻找原因。

一、“绝圣弃智”观念从道家思想中孕育而生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学派之一，道家思想提倡“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作为道家思想总纲的《道德经》，在第八十章描绘了道家思想所认同的理想社会。

在这种理想社会中，圣人和智慧没有用处，并且根据老子辩证的观点，所谓圣人、礼仪、智慧都是在大道消亡之后才出现的。《道德经》第十八章说：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1]43

第三十八章说：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1]93

以这种思想为基础，道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就是“大道之行也”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人遵循大道而活，不存在争夺相杀，因此用来约束人的礼仪和法律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利益上的矛盾，因此谋略也无用武之地。而礼仪、法律正是圣人所作，谋略其实就是智慧的体现，从道家思想的根基上来说，圣人和智慧就没有发挥作用的必要。

由此又衍生出道家思想的另一个观念，即“无用之用”，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道家本身并不排斥圣人和智慧，《庄子·逍遥游》中还专门提出了“圣人”这一境界，但是在道家思想中，智慧不是用来入世，而是为了出世。

“逍遥游”的意境是对于“为夭下”的否定，体现了自然无为的“道”的精神。这些“有道之士”，视夭下为“土宜”，视帝王为“批糠”，“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颇有弃世脱俗的隐士之风。庄子称之为“游方之外者”，以别于孔子一类终身奔命于“修齐治平”，为世俗所累的“游方之内者”。[4]150

在《逍遥游》中，庄子明确指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三重境界，但是无论是哪一重境界，其内在蕴含的都是超凡脱俗的“逍遥无为”，讲求极度的精神自由，甚至在最后一段借无用的大树“樗”这则寓言，发出了“无用方可保全其身”的感叹，点明了“无用之用”的大智慧。

与道家“出世”相对的“入世”学派即是儒家，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于大道所行的社会与道家持有相同的看法，在儒家学说中，这种理想化的社会被称为大同社会，但是与道家追求返回理想社会不同，孔子认识到大道已没，仁德不行，于是他试图通过礼仪来干涉社会，即设立“礼”的规矩来规范人的行为，以求得人达到内在的“仁”和“义”。在道家看来，正是由于儒家等入世学派推行其学说，将社会变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存在，人们为了争夺利益、获取地位，于是将智慧用在谋略上，人人以智谋机变为荣，反而惑乱人心。道家作为“出世”学派，追求精神自由，讲求道法自然，道家的圣人和智者不以智慧为能，不会试图用自己的智慧为众生设立规矩、制定礼仪，如《逍遥游》所说，道家前贤们不在于外在的名声，不试图建立功勋，其最高境界甚至追求将自我与自然融为一体，让众生顺应自然规则发展，因为不强加给众生规矩，所以众生也不会受到规矩的侵害。在道家看来，正是由于圣人入世，为众生制定了规矩和礼仪，才导致了不平等，而智慧又被心术不正的人所利用，用来谋夺私利，因此，社会才会逐渐混乱和堕落，而这一切的起源正是因为有智慧的圣人开始有用于社会，才让更多的人偏离了自然发展的轨迹，随着智慧的增加而欲望也随之增加，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因此当道家试图让社会返回原本淳朴自然的大同社会时，由于道家思想本身的影响，道家先贤们认为让人民欲望增加、混乱开始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圣人传播智慧，虽然智慧本身无错，但是智慧会被心术不正的人所利用，以用于满足个人的私利，加上道家一向追求与自然相融合的精神自由，深信无用才是大用的哲理，从而产生出“绝圣弃智”这种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从道家思想出发，人人顺应自然、和睦友善的大同社会比礼崩乐坏、人人争夺相杀的东周现实要好上太多。

二、“绝圣弃智”观念是全身避祸的激愤选择

如上文所说，东周末年是一个逐渐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乱世，老子身处“春秋无义战”的春秋末年，已经看到了乱世之征，整个社会正在一步步地滑向混乱的深渊。对于乱世到来，老子认为这正是因为大道已经消亡，仁德也已经消失，所以社会才会倡导圣人所指定的礼仪。而圣人入世，向众生普及智慧，恰恰是原本淳朴自然理想社会消失的罪魁祸首，众生中心术不正者从圣人那里得到智慧，却把智慧运用到谋取私利上，越有智慧的人就拥有越多的欲望，智慧反而成了心术不正者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老子的道家思想希望使整个社会重回“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于乱世到来之前拯救万民，因此他才喊出“绝圣弃智”的口号。老子并不排斥智慧，也不反对具有智慧的圣贤，但在他看来，圣贤就应当将智慧用于探索大道的奥秘，对待众生应当持“无为”的态度，众生就应当顺应自然生存，无论是圣人还是众生，都应该“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因为欲望稀少，人与人之间就不会争夺相杀、谋取算计，于是乱世也就不会到来。在笔者看来，“绝圣弃智”观念被老子提出，其实是老子在为众生寻找一条避开乱世到来的道路。

在“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后，战国时代终于拉开了帷幕，与春秋末年相比，战国时代社会环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真如老子所预料，进入了彻底的混乱。孟子说战国时代是“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诸侯为了地盘互相混战，百姓苦不堪言，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被统治阶级剥夺。身处这样大乱之世的庄子，他在继承老子道家思想的同时，也因为时代背景的变化，将道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如果说老子提出“绝圣弃智”还是为众生寻求全身避祸的道路，那么庄子高呼“绝圣弃智”就已经只是在为自己寻求全身避祸的途径，同时庄子也在这句口号中倾注了无限激愤之情。庄子自己是不怕死的，他选择全身避祸是因为已经对救民于水火这项事业感到绝望。

庄子身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荒诞乱世，统治者在他眼中皆为民贼大盗，庄子对圣人和智慧同样并不排斥，但是他认为圣人传播智慧，既可以被善人所用，也可以被恶人所用，因此《庄子·胠箧》中指出这一点：

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2]256

战国乱世恰恰就操控在这样一群智慧超绝者手中，最直观的例子就是靠唇齿之利掀起合纵连横的张仪、苏秦，这些智谋深远之士不仅不平息社会混乱，反而致使七国之间兵连祸结，而他们仅仅依靠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就为自己攫取了巨大的私人利益。在庄子看来，这些智谋深远之士与统治者一样，都是一群窃国巨盗，他们使用圣人智慧横行于世，压迫剥削普通百姓，但是这样一群大盗反而成了整个社会追捧的对象，人人不以其为耻，而以成为这样的大盗为荣。对于这个无可救药的时代，庄子彻底绝望了，若是能够解救百姓，他还可以不惜一死，但是整个社会已经举世皆浊，如《庄子·胠箧》中所说：

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戮。[2]255

运用圣人智慧的善人不容于世，而戕民大盗却左右逢源，孤独的庄子只能选择远离这些大盗，以保全自身。

为了自身的全身避祸，也为了道家门人的全身避祸，受老子道家思想影响的庄子，不得不选择将眼光放在自然大道上，全身心地追求精神上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大自由。《庄子·养生主》中借“庖丁解牛”阐发了自己规避矛盾的处世哲学，在《秋水》中借有用的已死神龟和无用的曳尾泥涂之龟，阐明了“无用之用”的全身途径。《逍遥游》中庄子最后讲述了关于大树“樗”的寓言，庄子提出“绝圣弃智”，其实也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无用之“樗”，从而保全性命于乱世。

同时，继承了老子道家思想的庄子，也清晰认识到了圣人智慧被恶人所用才是乱世的根本原因，但是老子身处春秋末年，仍能寄希望于“绝圣弃智”后带领众生万民回归淳朴自然的“小国寡民”社会，而庄子面对礼崩乐坏的战国乱世，他已经无力救民于水火，自己全身避祸已经勉强，如何又能拯救他人。看着窃国大盗们运用圣人智慧玩弄智谋权术，使得百姓民不聊生，庄子也只能选择在自己学说中高呼“绝圣弃智，而天下大治”的激愤之声，然后退守于自然当中，以求得精神上极度自由却无用于世来勉强保全自身。

三、“绝圣弃智”观念源于对普通百姓的悲悯

笔者在前文中已经论述了道家虽提倡“绝圣弃智”，但是对圣人和智慧本身并不排斥。无论是老子抑或庄子，他们厌恶的对象一直是盗跖那样借智慧做坏事的大盗和田成子那样借圣人制定的礼仪来窃国的国贼，以及借智慧愚民的统治者。因此，从针对的对象来看，道家提出“绝圣弃智”不仅是寻求阻止乱世到来的方法，也是站在普通百姓立场上发出的呐喊。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老子要求“绝圣弃智”，回归“小国寡民”社会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为百姓谋“民利”，使百姓回归“孝慈”。庄子说：“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庄子要求“绝圣弃智”，目的在于从源头上切断大盗们产生的途径，让大盗们无智可用，哪怕他们想继续为祸，只要没有智慧的帮助，这些大盗造成的破坏也会小很多。

作为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不是没有智慧，在道家门徒的眼中，老子和庄子就是道家的圣人。春秋战国是大争之世，也是大乱之世，但凡有智慧的人都想在这场混乱中成就不朽功名，其中以法家、兵家、纵横家为佼佼者，这些有大智慧者为了成就自己的功名，往往依附于诸侯，将自己的智慧用于帮助诸侯占据国土、扩张势力，而普通百姓被他们视为棋子，是可以用智慧驱使的对象。面对乱世，同样有一些大智慧者，心怀平息战乱的愿望，其中儒家试图以礼仪教化诸侯百姓，但是儒家礼仪恰恰又会被统治者利用，成为其愚民的工具，墨家提出“兼爱”“非攻”，但“兼爱”的口号过于空洞，“非攻”更是与诸侯想要扩张自身的欲望截然相反。这是乱世，也是“百家争鸣”的智慧迸发之世，如前文所说，道家思想中对自然和精神自由的追求，让他们可以独立于乱世纷杂的欲望外，清晰地看到混乱不断扩大的源头就是诸子百家所传播出的智慧被恶人所利用。“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其实可以理解为在大智慧者眼中，普通百姓不过是野草牲畜一样的事物，只能在他们智慧的驱使下成为成就他们功名的棋子。

无论是老子提出“三绝三弃”，还是庄子发出“绝圣弃智，大盗乃止”的激愤之声，道家在“绝圣弃智”观念上表现出异常坚决的态度，毫无转圜余地。在道家之外，也没有哪家学派与道家一样，如此旗帜鲜明地要求抵制圣人和智慧。同时，在乱世中，老子和庄子作为同样具有智慧的人，他们并没有如法家、兵家、纵横家那样去依附统治者求得功名利禄，从《庄子》来看，庄子其人好辩，也能辩，论口舌之利毫不逊色于《战国策》中的纵横家们，但是他更乐意于曳尾泥涂之中，也不愿高居庙堂。虽然有圣人传播智慧，但在春秋战国时代，知识依旧只是少数人才能掌握的稀缺资源，而知识正是智慧的基础，道家先贤们作为一个学派的佼佼者，却不愿用智慧去压迫剥削普通百姓，在笔者看来，这其中就蕴含着道家对世人的一份悲悯。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千年来中国普通百姓是世界上最勤劳、也最朴实的一群人，他们可以接受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只为了“温饱”二字。到了乱世，这些普通百姓甚至可以放弃温饱，只求生存，直到连生存都无法保障时，他们才会揭竿而起。中国民众是伟大的，也是愚昧的，对于人民的力量，直到唐朝皇帝李世民发出“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感叹后，才被统治阶级所正视，在此之前，普通百姓一直都是统治阶级残害剥削的对象。当那些大智慧者运用自己的智慧时，被利用的对象是普通百姓，被剥削的对象是普通百姓，最后承担苦难的人依旧是普通百姓，老子所谓“圣人不仁”正是在针对这种将百姓视为草芥的现状。道家重视自然，从老子到庄子，道家先贤们一脉相传的政治理念就是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要求高居庙堂的大智慧者们不要轻易用智慧去干涉百姓们的生活，而智慧者本身尽可以发挥“无用之用”。可是在春秋战国乱世，借圣人智慧祸乱天下的大盗伪圣们偏偏成为时代正统，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肆意妄为，却又被那些正在遭受他们迫害的民众所推崇，对于这样的乱象，道家先贤们站在为民众谋利的角度，才会毅然决然地提出“绝圣弃智”观念，因为在他们眼中，哪怕没有智慧，也比一群戕民之贼用智慧迫害剥削百姓要好很多，所以老子才会认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而庄子得出“绝圣弃智，而天下大治”的结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综上所述，道家提出“绝圣弃智”观念固然有道家思想本身追求淳朴自然的因素使然，也存在有乱世当中为全身避祸、远离庙堂而做出抛弃有用智慧，选择“无用之用”的客观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道家对普通百姓的悲悯，道家先贤们不忿拥有智慧的统治者们用圣人智慧去残害剥削百姓，在不与其同流合污的前提下，更是要求“绝圣弃智”，从根本上斩断这些大盗伪圣们的出处，宁可让社会回归到原始愚昧的状态，也不让百姓生活在这些窃国大盗们的剥削下。以后世思维来解读“绝圣弃智”，这一观念对社会发展有害毋庸置疑，此前部分研究者试图将这一观念绕到社会另类进步上，在笔者看来，这种做法实属多余，老子和庄子号召“绝圣弃智”，就是从字面意义上让人们抛弃圣人智慧，这一观念的确无利于社会进步。但是以此便认为道家先贤们过于消极，于社会无益也不恰当，以老子和庄子所处时代的大背景来看，“绝圣弃智”观念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确是站在普通百姓角度才能提出的善意观念，对普通百姓也有益处，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绝圣弃智”观念不再适用于后世。回归历史，笔者认为对于这群对普通百姓持有悲悯善意的道家先贤们，后世研究者仍需怀有深深的敬意。

[参考文献]

[1]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新编诸子集成：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1.

[4] 周勤.论庄子的自由观与人生哲学——“逍遥游”三境界辨析[J].中国社会科学，1985，(1)：149-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