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倩倩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650000）

北宋统治者一直致力于收复幽燕地区，其中，宋太宗对收复幽燕一事尤为热心。在经略幽燕思想的指导下，宋太宗先后发动了两场针对辽国的战争，这两场战争对后世影响深远。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大多将重点放在对战争进程的分析上，很少有人分析战争发生的原因以及战争对北宋政治和军事的影响，笔者拟对宋太宗经略幽燕一事作一全面、系统的分析。

一、宋太宗经略幽燕思想的形成

宋太宗经略幽燕思想的形成有多种原因，这些原因涉及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等诸方面，以下详细进行说明。

（一）幽燕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幽燕地区一般指幽云十六州，包括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诸州。幽燕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是中原王朝农耕区和北方游牧区的分界线。其北部为今河北北部地区，位于广阔平坦的华北平原北端，有雄伟的燕山山脉；西部为今山西北部地区，多山地，地形复杂。因此，幽燕地区在古代被视为军事天险，是兵家必争之地。定都于中原的王朝历来十分重视这一地区，视其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天然屏障以及经略东北的基地。

天福三年（938年），后晋高祖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这导致后来中原王朝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对于割让幽云十六州的危害，宋人叶隆礼在《契丹国志》中说得很清楚：“幽燕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番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石晋轻以畀之，则关内之地，彼扼其吭，是犹饱虎狼之吻，而欲其不搏且噬，难矣。遂乃控弦鸣镝，径入中原，斩馘华人，肆其穷黩。卷京洛而无敌，空四海以成墟。”［1］可见，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失去幽燕就等于将自己的隘塞拱手让与契丹，使自己的北部处于契丹铁骑的攻击范围之内。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比步兵更有作战优势，因此，以骑兵为主力的辽国军队对以步兵为主力的中原军队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威胁。失去幽燕对于中原王朝的有识之士来说就像是扎在心中的一根刺，不少人因此终日不安。李昉就曾愤慨地说：“幽蓟之壤，久陷敌人，慕化之心，倒悬斯切。 ”［2］483王禹偁也说，幽燕“本是汉疆”［2］672。 吕中感叹道：“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 ”［3］82因此，收复幽燕对中原王朝而言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北宋建立后，宋太祖一直心系幽燕，伺机收复。在群臣请加“一统太平”尊号时，太祖并没有同意，他的理由是：“燕、晋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2］364太祖将从各割据势力那里收缴的金帛集中于开封，建立封桩库，称：“俟所畜满五百万缗，遣使遗北虏，赎之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则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4］凡此种种，都说明太祖对幽燕是十分重视的。不过，由于当时北宋的国力、军力皆逊于契丹，终太祖一朝未有收复幽燕的实际行动。据史书记载，宋太宗“性嗜学”［5］53，注重以史为鉴，他深知幽燕地区对于北宋的重要意义。宋太祖赵匡胤曾说：“今之劲敌，止在契丹，自开运以后，益轻中国。河东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侯我完实，取之未晚。［6］1基于此，太宗决定在自己在位期间发动收复幽燕的战争。

（二）太宗想借收复幽燕树立威信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壬午夜发生的“斧声烛影”事件使宋太宗即位一事蒙上了一层疑云，史家对此事记载不一，宋太宗即位是否合法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虽然无确切证据表明宋太祖之死与太宗有关，但太宗在无遗诏的情况下继位的确属于非正常事件。太宗继位后，也感到危机四伏。他说：“即位之始……远近腾口，咸以为非，至于二三大臣，皆旧德耆年，亦不能无异。”［2］824这种混乱的局面不利于宋太宗巩固其统治，因此，他很想通过建立不世殊勋让众臣心服。

陈洪进、钱俶分别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四月和五月向宋太宗进献土地，不过，漳泉、吴越两个割据政权早在宋太祖在位时就已经归顺北宋，向宋太宗进献土地实属无奈之举。因此，统一南方并不能算是宋太宗的大功业。在这种形势下，宋太宗决定对北汉政权和幽燕动武。北汉据汾晋之地，兵少而强悍，“周世宗及太祖皆亲征不利”［2］556，是一块相当难啃的骨头。幽燕归辽国所有，有契丹铁骑驻扎，收复难度相对更高。对宋太宗来说，若此役大获全胜，就能巩固其地位，而且还可能就此一统天下，建立盖世功勋。这一前景无疑是有巨大诱惑力的，因此，太宗在伐汉时强硬回复契丹：“河东逆命，所当问罪。 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7］101在灭汉后又不顾“馈饷且尽，军士罢乏”［2］453，执意北攻契丹，试图收复幽燕地区。

（三）宋朝皇帝的祖陵多位于幽州地区

在宋太宗的四座祖陵中，除了宣祖的安陵位于京城东南隅（今河南巩义）之外，其余三座（僖祖的钦陵、顺祖的康陵、翼祖的定陵）皆在幽州。换言之，自北宋建立以来，皇帝的祖陵就一直在辽国境内，这对宋朝皇帝来说是一件耻辱的事情。因此，赵宋诸帝皆有收复幽燕地区的强烈意愿。宋太祖为伐辽设立了封桩库，太宗继位后先后两次北伐。

（四）太宗试图重建华夷一统秩序

在汉唐时期，中原王朝的实力很强，在亚洲东部建立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然而，自五代以来，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北方游牧民族强势崛起，原先建立的华夷秩序遭到破坏。后晋时幽云十六州的割让更是让中原王朝时刻处在契丹入侵的威胁之下。此时，华夷一统秩序已不存在，甚至以往以上国自居的“华”还受到了来自“夷”的威胁，这种局面是中原王朝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北宋建立后，君臣致力于扭转后晋以来华夷失序的局面，恢复“汉唐旧疆”。宋太祖对朝臣说：“自晋、汉以来，北戎强盛，盖由中朝无主，以至晋帝蒙尘，乃否之极也。”［8］9712他提出要改变自后晋以来中原臣事契丹的局面，理顺宋辽之间的关系。宋太宗即位后，就开始为恢复华夷一统秩序作准备。君臣在讨论收复幽燕的事宜时，其话语、行为均遵循华夷一统的范式，这一点从史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来。田锡在奏折中说：“今北方之戎（指契丹——笔者）不来朝贡，幽州孤垒未复封疆。臣以国家兵甲之强，朝廷物力之盛，灭戎人甚易，取幽州不难。 ”［9］251太宗为筹备与辽国的战役，“遣使赐渤海王诏书， 令发兵以应王师”［2］493，“以诏书赐定安国王，令张掎角之势”［2］504，又令高丽“申戒师徒，迭相掎角，协比邻国，同力荡平”［10］14038。 太宗君臣对幽燕地区收复后的设想，更能体现出他们重建华夷一统秩序的强烈愿望。刑部尚书宋琪上疏曰：“其奚、霫、渤海之国，各选重望亲嫡，封册为王，仍赐分器、旗鼓、车服、戈甲，优而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11］9124-9125平定契丹后，对番外诸国重新册封，便是为了复现“奄有万邦，光被四表，无远弗届，无思不服”［8］9833的华夷一统秩序。凡此种种，皆说明太宗将经略幽燕纳入了重建华夷一统秩序的宏图。

综上所述，宋太宗经略幽燕的思想是在诸多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太宗在军事指挥方面不及太祖，但他迫切需要通过建立功业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而在即位不久即提出了收复幽燕的设想，并率兵北伐。

二、宋太宗两次伐辽的经过及影响

宋太宗针对辽国发动的战争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三月到七月，从太宗伐汉始，至高梁河之战失败止；第二阶段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二月至雍熙三年（986年）七月。

在战役的第一阶段，收复幽燕并不是太宗君臣的主要目标。太宗此次北征，主要是为了消灭北汉，“为世宗、太祖刷耻”，提高自己的威望，战前他并没有作收复幽燕的准备。这一点，从太宗攻下太原后决定继续北伐时群臣的反应可以看出来。史书是这样记载群臣的反应的：“初，攻围太原累月，馈饷且尽，军士罢乏。会刘继元降，人人有希赏意，而上将遂伐契丹，取幽蓟，诸将皆不愿行。”［2］453-454事前太宗君臣并没有作收复幽燕的准备，伐汉又令宋军消耗巨大，显然太宗此时决定攻打幽燕并不明智。明代史学家陈邦瞻对此评论道：“师已老矣，复议攻燕，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缯。 ”［3］77然而太宗却不顾大家的反对，一意孤行，下令继续北伐，企图一举收复幽燕。太平兴国四年六月十三日，宋辽之间的战争爆发。在战争开始阶段，宋军推进比较顺利，辽南部诸城相继投降，宋军很快就挺进至幽州城下。然而，宋军久攻幽州不下，士气日益低落。辽景宗得知消息后，旋即“命休哥代奚底，将五院军往救”［12］1299。 七月六日，决定战局的高梁河之战爆发。《辽史》是这样记载高梁河之战的：“秋七月癸未，沙等及宋兵战于高梁河，少却，休哥、斜轸横击，大败之。”辽国军队“追杀三十余里，斩首万余级”，宋太宗最终“窃乘驴车遁去”［7］102。太宗在这次对辽作战中遭遇惨败，而且“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13］，最后甚至因此而丧命。宋太宗第一次尝试收复幽燕以失败告终。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太宗伐辽属于临时起意。北汉贫弱，但兵士强悍，另有契丹对其庇护，对北宋而言，收服北汉的难度远大于收服南方各割据政权，宋太祖三次伐汉皆无功而返即是证明。然而此次太宗率军北征，仅用两个月时间就迫使北汉投降。由于收服北汉比较顺利，太宗喜出望外并开始轻敌，他不顾实际情况突然决定发动对辽国的战争。从表面上看，这次战争并没有使宋辽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这次战争实际上使宋朝在宋辽对峙中处于了不利地位。首先，太宗打草惊蛇，让辽国产生了戒备心理。高梁河之役后，辽推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的政策［14］685，竭力争取幽燕地区汉人的支持。辽圣宗即位后，命耶律休哥负责南面事务，“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12］1300。耶律休哥还在近塞各处修建防御工事，积极备战。辽国采取这些措施旨在加强对幽燕地区的控制，这无疑增大了北宋收复幽燕的难度。王夫之对此评论道：“契丹之得十六州也，得其地，得其人矣。得其地，则缮城郭，列岩险，知宋有欲争之情，欲儆而日趋于巩固。”［15］36。对辽战争的失败，动摇了宋军将士收复幽燕的信心。高梁河一战，宋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契丹铁骑穷追不舍，遂致尸横遍野。战后，辽军频繁南下，实施报复，宋军与之交战败多胜少，导致河北各地备受荼毒，很多州县在面对辽军进攻时不得不婴城固守。

在战争的第二阶段，北宋在战前所作的准备较为充分。高梁河之战后，太宗常将北伐挂在嘴边，他吸取了第一次轻率用兵导致失败的教训，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北伐方案。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太宗命人在河北边境加紧修筑防御工事，屯兵聚粮，同时打通漕运，为再次伐辽作准备［2］483。太宗积极筹备伐辽事宜，“每日早于崇德殿受百僚之朝，至日午于讲武殿视万机之事”，“或进呈甲仗，或拣阅军人，或躬问缧绁，或亲观战马”［9］15。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太宗派使者联络东北地区的渤海国和安定国，希望与其结盟，以“张掎角之势”，但两国因惧怕契丹皆未响应［2］493-504。太宗君臣为确保伐辽成功，认真研究了战略战术，李至、宋琪等重臣皆参与此事［2］602-608。北宋还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参战，“使七十州生聚”，参战禁军总数达到二十万［16］。雍熙三年（986年）三月初，宋军分东、中、西三路向幽燕地区发动全面进攻，三月六日，辽国派军队迎战。然而，由于东路军并未按照既定方略进攻，宋军在此次北伐中遭遇惨败［13］。对于北宋而言，这次北伐失败造成的影响远大于第一次北伐失败，这次北伐失败甚至对北宋王朝以后的政治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高梁河之战并没有使宋辽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雍熙北伐的失败最终改变了宋辽的军事力量对比，此后，辽国在宋辽对峙中逐步占据了优势地位。宋太宗发动的第二次收复幽燕的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北宋的有生力量，此后，北宋再无独立收复幽燕地区的能力。据史书记载，北宋的东路军被“追至拒马河，溺死者不可胜纪；余众奔高阳，又为辽师冲击，死者数万，弃戈甲若丘陵”［7］122。 王夫之评价说，“岐沟一蹶，终宋不振”［15］35。更为严重的是，这次战争的失败完全击垮了北宋君臣收复幽燕的信心。雍熙伐辽失败后，宋军又遭遇君子馆惨败，“自是河朔戍兵无斗志”［11］9003。 北宋士大夫对北伐之事彻底失望，纷纷要求罢战。张洎、王禹偁、田锡等人皆上书反对再战，提出当前应当致力于整顿内政［2］666-678。由于朝野充斥反战言论，太宗提出了“守内虚外”之策。他对群臣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2］719国策的改变虽有利于巩固内政，但也削弱了北宋的边防，河北地区频繁受到辽国骑兵的侵扰便与此有关。国策的改变也导致北宋都城开封的驻兵日益增多。据史书记载，到至道三年（997年），禁军人数达到了三十五万八千，到了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禁军人数接近百万，达到了八十二万六千［18］4576。 北宋时期，“冗兵”问题十分突出。这些士兵“终日戏游廛市间，以鬻伎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习以成风，纵为骄惰”［19］。由此可见，当时宋军的战斗力很弱。为了供养军队，北宋的府库经费消耗殆尽。张载称：“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20］富弼提出：“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军可谓多矣，财可谓耗矣。”［2］2928到了宋仁宗朝，国家财政经常入不敷出，“每年常将内藏银绢近三百万缗供助三司经费，仍复调发诸路钱物应副，方始得足”［21］。由此可见，北宋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与太宗朝的国策有着直接关系，后世虽有范仲淹、王安石等人试图通过改革改变这一局面，但他们的努力最后都归于失败。不得不说，太宗两次北伐失败是北宋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结语

宋太宗经略幽燕是北宋为了恢复汉唐旧疆作出的最大努力，也是最接近于成功的一次努力。由于各种原因，宋太宗经略幽燕的努力最终失败了。此后，辽国在宋辽对峙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迫使宋太宗对辽实行防御政策。宋太宗整顿内政，对外实行防御政策，是顺应民心之举，对巩固边圉、恢复河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一定的作用。不过，消极防御的政策也带来了“冗兵”问题，“冗兵”严重地消耗了北宋的国力。另外，太宗的“重内虚外”之策也影响到北宋的政治走向，为有宋一朝定下了政治上“重文轻武”和军事上“内重外轻”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