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文 冉云芳 王一涛

摘 要：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民办高职院校正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益转变，业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满足民众多样化教育需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竞争环境的加剧，民办高职院校的生存和发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文章分析了我国民办高职院校发展基本现状，指出了当前发展中遇到的困难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策略，为提升民办高职院校的竞争力，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民办高职院校；政策；生源；专业；师资

作者简介：张德文（1983-），男，江苏南京人，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校务部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办高等职业教育管理；冉云芳（1984-），女，重庆酉阳人，苏州大学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通讯作者；王一涛（1977-），男，山东即墨人，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民办高等教育。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民促法背景下民办教育分类管理制度推进策略研究：浙江实践与启示”（编号：19NDQN378YB），主持人：王磊。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8）10-0108-09

我国现代民办教育发轫于改革开放、成长于改革开放、得益于改革开放。经过40年的风雨兼程，民办教育在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指出：“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民办高职院校是民办教育的一个层次，是实施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一种类型。如今，外部环境和宏观制度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民办高职院校正处在规模收缩向质量提升的转型发展关键期，如何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完善发展战略是政策制定者、民办高职举办者与管理者值得思考的大事。

一、我国民办高职院校基本现状

改革开放40年来，民办高职院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一元到多元，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办学行为不断规范，办学层次不断提升，办学质量不断提高，逐步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

（一）从数量上看，民办高职院校发展规模稳中有升

从表1中数据可见，本科院校（包含公办、民办）、公办高职院校数量一直在逐年增加，本科院校数9年间增加150所，增长率为13.49%；公办高职院校9年间增加136所，增长率为14.36%；民办高职院校9年间增加15所，增长率为4.66%。从单纯的数字比较来看，民办高职院校增加数和增长率明显低于本科高校和公办高职院校，但是，若将同时期升格为本科高校的高职院校计算在内，情况则不同。因为，国家严格控制公办高职院校升本，教育部和财政部在《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教高﹝2010﹞8号）指出，2020年以前骨干高职院校不升格为本科院校；《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规定，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原则上不升格为或并人本科高等学校。而对民办高职院校升本却留有空间，《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教发﹝2017﹞3号）修改了“十二五”期间“一年西部、一年中东部、一年民办”的升本节奏，政策调整为：“十三五”时期教育部每年集中受理一次普通本科学校的设置申请，不再考虑区域和办学体制的差异[2]。由表2中数据可见，从2010年到2018年共有73所公办高职（专科）院校升格为本科，同期共有66所民办高职升格为本科。若将73所公办高职（专科）和66所民办高职计算在同期的高职院校之内，则9年时间内公办高职共增加209所，增长率为22.07%，9年间民办高职共增加81所，增长率为26.83%，民办高职院校的增长率实际上超过公办高职院校的增长率。说明国家非常重视民办高職院校的建设和发展，将民办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重要供给力量。

（二）从区域上看，民办高职院校发展速度受多重因素影响

从表3中数据可见，民办高职院校省际之间呈现显著的不均衡性。广东省民办高职院校数量最多，四川省民办高职院校增量最大，重庆市民办高职院校增速最快，浙江省民办高职院校发展最稳，天津市民办高职院校从无到只有1所，宁夏回族自治区民办高职院校从1所到无（升本），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目前还没有民办高职院校。以2018年数据为例，从行政区域上来看，民办高职院校较多的省份其公办高职院校也多，如广东省、四川省、福建省、江苏省、河南省等五省民办高职院校数都超过20所，其公办高职院校数分别为60所、40所、30所、69所、59所；民办高职院校较少的省份，其公办高职院校数量也少。如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青海省民办高职院校为0，其公办高职院校数分别为11所、3所、8所。从经济区域上来看，珠三角城市群（粤、闽、桂、琼）民办高职院校数量最多，共计64所；其次为长三角城市群（沪、苏、浙、皖）共有58所民办高职院校；成渝城市群（川、渝）、长江中游城市群（湘、赣、鄂）、京津冀城市群（京、津、冀）民办高职院校数分别为41所、31所、22所。上述五大城市群经济带民办高职院校总数已占全国民办高职院校总数的68.14%。民办高职院校的区域分布大体上呈现这样一个规律：市场经济越活跃的地方，社会力量举办高等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就越高，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更好地解决高职发展中的融资、聘用师资、学生就业等瓶颈问题。由表4可知，2010-2018年，共有139所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院校，其中公办73所，民办66所。河南省高职院校升本数量最多，共13所，也是公办高职升本最多的省份，共8所；山东是民办高职院校升本最多的省份，共8所。民办高职院校发展除了受地方经济发展的速度影响外，还包括政府政策支持的力度，如重庆市推进五项政策落地支持民办教育发展，14所民办高职成为提前单独招生院校；社会教育需求的广度，如山东省、四川省、河南省都是人口大省，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资源需求日益增长，因此民办高职院校新建、升本的速度就快；公办高职院校挤压的程度，如江苏省公办高职院校几乎是民办高职院校3倍，因此，民办高职院校的发展空间受到较大的挤压，特别是表现在生源上。

二、我国民办高职院校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我国民办高职院校是在一个强大的公立高等教育系统环境中萌芽和发展起来的，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3]。由表5中2017年数据可知，高职高专院校共计1388所，其中公办1068所，民办320所，分别占总数的比例76.95%、23.05%。就目前现状而言，公办高职院校较多的省份，民办高职院校政策扶持力一般都不是很大。尽管国家出台了系列法律法规支持与规范民办教育发展，但是在内困外扰的环境中，依然面临诸多困境。

（一）生源不足

生源是民办高职院校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表6中数据可见，全国高考人数由多减少渐回升，2018年全国高考人数已经达到975万人，而高考录取数基本是在增加，特别是民办本科院校在校生人数一直在上升，足见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主要还是在本科院校上，而民办高职院校在校生人数受高考生源影响忽高忽低。如果把高等院校生源总需求量当做分母且保持不变，高考报名数作为分子且大幅度减少，则势必造成每个高等院校平均生源供给大幅度缩减；在高考报名数一定的时候，民办本科院校招生人数越多，留给民办高职院校的生源就越少。陕西省2010年民办普通高等学校18所，在校生171605人，其中本科生45452人，专科生126153人；到了2017年，虽然民办普通高等学校还是18所，但是办学层次有了很大提高，甚至有了研究生在校生148人，而本科在校生一跃到86000人，专科在校生则减少到114860人。

再以江苏省为例，从表7数据可见，高考报名人数从2010-2018年间先减后有平稳增加再到持续走高。高考报名人数在减少，高考录取率却在逐年提高，这两者形成的剪刀差越大，民办高职院校生存的压力就越大。

截至2018年7月1日，江苏省高职院校共有90所（其中民办高职院校21所），这其中有15所是2010-2017年间升格或新建的，在生源持续下滑的2014-2016年间竟新增了9所。江苏的公办高职院校有多种招生录取方式，按照时间顺序有提前招生、中职对口单招与注册、高职与本科（3+2）分段培養招生、海外直通车、中外合作、文理艺统招、注册，而民办高职院校只有中职注册、中外合作与艺术统招、注册，尽管从2016年起江苏省民办高职院校也可以参加提前招生，但由于政策导向、社会认识度问题，这一批次民办高职院校报名者很少，最终通过这个批次报到就更少了。在江苏省167所高校中，民办本科院校（含独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共计31所，多出民办高职院校10所，且每年招生计划在不断增加。前有民办本科院校围剿，后有公办高职院校拦截，生源境况可想而知。

（二）专业不优

专业建设是民办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核心和办学特色、办学水平的集中体现，是教学改革的切入点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对院校改革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截止2017年7月1日，高职（专科）专业分设19个专业大类，99个专业类，761个专业。民办高职院校所开设的专业主要集中在土木建筑、装备制造、交通运输、电子信息、财经商贸、旅游、文化艺术、教育与体育、公共管理与服务等9大类中，从中不难看出，民办高职院校对投入少产出多的文科类专业甚是青睐。特别是在同一个省内，专业同质化比较明显。以河北省为例，护理、计算机网络技术、会计、市场营销等专业同质率分别为83%、75%、75%、75%。没有差别就没有吸引力，这种同质化的趋势使得民办高职院校的发展缺乏自身特色，考生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只能把选择在哪个城市放在首位。反观公办高职院校往往具有鲜明的行业性，比如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江交通职业学院、浙江机电职业学院，这些学院的专业设置都具有行业背景，而且有很多的理工科专业，而大部分民办高职只能设置文科专业。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招生专业设置亦步亦趋，比如一哄而上空中乘务、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等专业。专业建设中缺少投入与坚持，新专业申报成功后，第一年先招生看看，再视情况招聘师资、建设实训室、寻找合作企业，第二年如果招生不好，实训室建设就会搁置。鉴于此，民办高职院校很难办出高水平、有特色的专业。以浙江省为例，由表8可见，民办高职院校在优势专业与特色专业建设上与公办高职院校相差甚远。

（三）师资不强

师资是民办高职院校加强内涵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从来源上看，民办高职院校教师主要来源从高到低依次为：一是社会招聘应、往届毕业生，二是公办高校退休教师返聘，三是高校研究生、在岗教师兼职，四是校内非教师转岗。来源不畅，可供选择的师资就少，一旦有教师辞职，只能匆忙应付招聘，很难在教师的专业背景、教学能力、教学理念等方面进行鉴别。从学历上看，本科占绝大多数，实训指导教师也有专科学历的，近些年招聘要求普遍提高到了研究生学历。学历不高，教师就会倾注一些精力用在提升自身学历或学位上，全身心用在教学、科研上的时间就会少些。从职称上看，除了公办高校退休的老教师外，其他教师的职称相对来说较低，绝大多数教师都是讲师，有些够条件聘上副高的，只要有机会就会另谋高就。职称不优，很难获得高级别课题，科研能力自然就上不去。以浙江省为例，该省目前共有9所民办高职院校，由表9数据可见民办高职院校专职教师结构的5个指标中博士研究生学历、硕士研究生比例、高级职称、“双师型”教师占比均低于全省平均值、公办平均值，只在35周岁以下专职教师的占比上，民办高职院校大于全省平均值和公办平均值，比公办高职院校高出16.32%，说明其年轻的专职教师较多、教学经验相对较欠缺等问题。从年龄上看，民办高校的师资中年龄较小、经验缺乏的应届毕业生和公办学校退休的老教师占比大，经验丰富的中青年教师占比较小[5]。年龄不大，生活压力就相对大点，年轻的教师更愿意多上课获得超课时工作量。以江苏省无锡市为例，一个讲师在民办高职院校平均月收入只有4500元，公积金+住房补贴月缴金额只有1500元左右，而在公办高职院校月收入能达到7000元左右，公积金+住房补贴月缴金额达到4500元左右。退休后的待遇更是相差甚远。民办高职院校从办学成本考虑，专任教师一般总量很紧张，教师周课时平均一般达到16课时以上甚至更高，此外有的教师还要承担班级管理、教务管理、招生宣传等工作。

（四）政策不实

自《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以来，至《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相继印发，《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也在送审中，大致构建了民办教育上位法律、国务院文件与部门配套政策相衔接的相对完整的分类管理制度和实施体系，初步完成了国家顶层设计。截止2018年7月2日，辽宁、安徽、甘肃、天津等21个省（市、区）相继公布了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地方政策。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大部分地方响应速度虽然较快，但是实施力度较弱。尽管中央给予了省级政府相当大的政策创新空间，也对各省（区、市）给予了很大的政策创新期待，但很多省（区、市）在民办教育政策创新的力度和速度上与中央的期待是有很大差距的。各省（区、市）实施意见在地方政策创新方面虽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主要还是体现对国家民办教育顶层设计的坚决贯彻，原则性较强，操作性较弱。这反映出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动力不足、勇气不够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治理技术、治理经验的不足。《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改革地方配套文件制定工作进展情况的通报》（教发厅函〔2018〕79号）指出：仍存在部分省份工作進展缓慢，配套文件仍未出台；部分文件操作性不强，现有民办学校分类登记的关键环节不明确；部分省份工作力量薄弱，工作机构和机制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民办教育政策不仅不能“鸣金收兵”，更需要地方政府的“鸣锣开道”。

三、我国民办高职院校应对策略

民办高职院校已经并将继续在高等教育事业中占据重要地位，要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多样化、选择性的教育需求，必须正视民办高职院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尽快找到相应的对策建议加以解决。由表10可见，公办高职院校与民办高职院校发展的内部环境差异比较明显，民办的优势，可能就是公办的劣势；而公办的优势则往往是民办的劣势。因此，民办高职院校要扬长避短的采取应对策略。

（一）聚力招生，稳定办学规模

招生直接关系到民办高职院校的生存和发展，招不到学生就得关门；招生人数太少，也会加大办学成本，从而增加办学的困难。只有保持适度的规模，才能保证学校正常运转所需经费。而可持续的规模发展在于设置市场需求的专业，并通过增加专业数量减轻毕业生的压力。“出口畅”自然“进口旺”。民办高职院校要主动出击，分析省内、省外两个市场，普高、中职两类生源，拓展新的招生市场，探索新的招生模式，建立新的招生渠道，从专业建设、宣传方式、优惠政策、人文关怀等方面与各类目标生源建立良好互动关系。民办高职院校除了自身需要苦练内功外，教育主管部门还可以利用政策加以引导，如增加民办本科院校本科招生计划，激励本科院校停办高职，降低规模，提高质量，把生源市场留给民办高职院校。因为民办院校没有生均拨款，增加本科招生计划，并不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民办院校都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毕业生以地方一线就业为主，就业压力小。由于近几年国家控制本科教育规模，各省严格控制本科招生计划增量，地方增量有限。教育主管部门可以调研民办本科院校的办学规模设置与本科招生计划数，政策性地单独为需要的民办本科院校增加本科招生计划，激励民办本科院校停办高职。民办本科院校停办高职后，民办高职院校会有比现在充足的生源市场。民办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在各自的办学层次专心致志，提升质量。

（二）聚焦专业，增强办学特色

《规划纲要》指出，“要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民办高职院校要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必须通过各个专业来实现，必须要加强专业建设。从办学效益上来说，民办高职院校可以通过专业群建设，既可以促进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与共享，形成专业发展合力；又发能挥优势专业的引领辐射作用，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在专业设置时，既要考虑社会需求，强调人才培养的质量及对社会的服务功能，同时也要兼顾到经济效益，合理配置资源；要避免跟风式的开设新专业，应从自身条件出发，充分分析已有办学资源、师资能力、实训条件等，开设自己实力所及，且在学院发展过程中确实具有发展潜力的专业。目前，民办高职院校办学较好的专业有四川城市职业学院的建筑工程技术、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的护理、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学院的移动通信技术、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的印刷技术等，这些专业都获得过中央财政支持。教育主管部门可以设立民办高职发展特色院校专项建设基金，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定向支持一些专业有市场、教学有特色、管理有水平的民办高职院校。民办教育需要分类管理，更需要分类支持。申报专项建设基金，可以设置一个质量标准，只要达到这个质量标准，就给补贴。这样一来，政府支持点、企业捐赠点、校方投入点，民办高职院校就能放开手脚，办出特色。

（三）聚合师资，提升办学质量

民办高职院校要想吸引优秀师资加盟，就要给教师提供“想干的有机会、能干事的有舞台、干成事的有待遇”。在业务能力提升方面，对于年轻的教师，为其创条件、交任务、压担子，并选聘有经验的老教师“传、帮、带”；对于职称低的教师，要为其规划职称提升路线图与时间表，在科研申报、论文发表上多予指导。在待遇出路获得方面，应积极创设非营利性民办高职院校教师与公办院校教师一样的退休待遇；疏通民办、公办院校教师双向交流的渠道，在培训进修、课题申报、评优表彰、国际交流等方面而与公办学校教师享受同等待遇[6]。以上海市为例，从2012年起，该市教委每年投入约2000万财政专项资金，加强对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和管理干部的集中培训，支持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开展海外研修、产学研实践；2014年1月，又开始实施民办高校“强师工程”培训项目；2015年，鼓励民办高校对目前离退休时间不足10年的专职教师特别是骨干教师，进行年金加速积累。按照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的通知（教发〔2004〕2号）规定：高职院校专业教师数与本专业学生数的比例应不低于1∶18。实事求是的讲绝大数多民办高职院是做不到的，为了通过评估，迫不得已准备“两本账”，用一些已经退休或是辞职多年教师信息充数。民办高职院校不养闲人，师资可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如可以充分发挥体制机制的灵活性，聘请企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到高职院校任教，一方面可以缓解教师压力，提高师资队伍建设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更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办学机制。分类管理，更需分类评估，严苛的师生比只会加重民办高职院校的人事成本，如可以尝试用“课生比”的标准来评估民办高职院校的办学能力，即一个老师能开设几门课可供一个学生选择的比，如果一个老师能开设多门课不仅可以激发不断学习，还能增加全校开设的总课程数，这样学生选择面就很广，更利于丰富教育资源，开拓学生视野，提升办学质量。

（四）聚心治理，优化办学环境

在市场供求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高等教育资源呈现局部过剩的情况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民办高职院校要想突出重围，实现持久健康发展，必须摒弃外延式扩张型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老路，走特色办学、内涵发展、质量提升、品牌塑造的新路，而这就必须进行制度重构、组织变革、机制创新等方面的优化与重塑。夯实办学基础，做好升本准备是当前很多民办高职院校扎堆的目标。升本之后，学校的在校生规模会增加，学费收入会提高，从而会有更多的资金来提高和改善师资，进而进入良性发展循环中。当前，我国民办教育发展较好的层次还是在义务教育阶段，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大城市，很多“民校”就是“名校”，家长们轮番排队就是为了孩子能在高中前上个“民校”，高考时才能考个“名校”。那些升本无望或者不求升本的民办高职院校这时则更要政策关怀。在国民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的联系最密切，经济社会越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越提高，就越需要高质量、灵活多样、特色鲜明的职业教育。多支持民办高职院校发展，就能多培养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时所亟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地方政府是民办高职院校健康持续发展的真正创新者、推动者。从世界范围来看，但凡民办（私立）教育发展较好的，必须要有政府在各领域的鼎立支持，如表11所列举。

从全国民办教育发展环境看，如果教育厅内设机构有管理民办教育的处室，如上海市教委民办教育管理处、重庆市教委民办教育处，安徽省教育厅民办教育处、山东省教育厅民办教育与继育处；要么有半官方功能的民办教育协会，如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浙江省民办教育协会、广东省民办教育协会、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那么这个省（市、区）的民办高职院校的发展环境就会更好些，教育主管部门不仅要为“民”做主，也要为“民”呼吁。从外部环境来讲，民办高职院校需要政府政策的扶持、社会企业的相助、人民群众的认同；从内部环境来说，民办高职院校要更新治理理念，优化治理体系，创新治理机制，提升治理能力。民办企业与民办院校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政府对待民营企业的发展能够有求必应，对待民办院校發展的支持力度也不能畏手畏脚，教育虽不能像企业一样很快营利，但却是企业发展所需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摇篮。根据《2018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60%的公办高职院校生均拨款水平超过12000元，特别是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高职院校生均拨款水平已经超过20000元。如果政府没有更多的资金为民办高职院校发展“输血”；那么就应该在用地政策、税收优惠、办学自主权等方面多倾斜民办高职院校，让其能够“造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为民办高职院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和广阔空间。我国民办高职院校发展一定要在立足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认真梳理过去、理性反思现实，因地制宜地探索出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才能立足新时代，开创新作为。

参考文献：

[1]胡卫.参与也推动：我亲历的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变迁[N].人民政协报，2018-7-18（10）.

[2]王一涛，金成.民办高职院校的分类登记与可持续发展[J].教育与职业，2018（5）：15-17.

[3]胡天佑.新形势下民办高职院校发展的困境及求解[J].高教探索，2014（3）：138-142.

[4]张伟东，沈莉萍.浙江省民办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研究[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17（4）：26.

[5]黎军，宋亚峰.我国民办高校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到来前的思考[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7（2）：50-57.

[6]王蕾，夏季亭.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困境及对策[J].山东高等教育，2015（10）：41-47.

责任编辑 蔡久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