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红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一个人可以在一生中做很多事情，但一辈子能专注做好一件事情却很难。有的人在决定选择做这件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要用余生去完成。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就通过镜头记录了一个个有着特殊职业身份的手艺人——文物修复师。表现了他们“干一行，爱一行”的工匠精神，向公众展示了故宫文物背后的修复师的生活与工作状态。本片并没有单纯讲述文物修复的步骤与方法，而是将说理性的镜头转化为平实质朴的画面语言，每个镜头的衔接都如此流畅自然，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场景片段。片中人物的言语交流、表情神态以及情感表达都是自然而然流露在荧屏之中的，这也就是本片让观众感到亲切温暖的原因。平民化的表达技巧能够让观众更全面地接受影片的主旨与内涵，从而更好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技艺精髓与精神本质。

用平民化的视角表达纪录片的主旨内涵是一种表达形式上的创新。与以往纪录片的宏大叙事结构不同，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画面表达技巧采用平民化的镜头表达方式来体现，片中画面每个人物的表情、对话、动作等都娓娓道来、平实质朴。作为体现国家级文物修复故事的一部“高大上”的纪录片，观众大多以为依旧是严肃沉稳的记录风格，但在播出之后却获得了截然不同的观赏体验，观众大呼过瘾，甚至还要“二刷”。这种“小清新”的制作风格让人们重新认识了纪录片，认识了文物修复大师，感受到我国的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1 选题立意：另辟蹊径，挖掘文物背后的人的故事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B站（bilibili网站）爆红之后，立刻收获了大批粉丝，成了纪录片行业中的一股“清流”。该片在社交网络平台上的走红并非偶然，我国纪录片产业在时代发展的文化大背景下也逐渐更新创作理念。纪录片也不再单纯叙述一个人、记录一件事，而是通过事件背后挖掘人物的情感线索，以此体现影片的情感号召力。情感是贯穿在纪录片的引线，将人与故事串联起来，只有这样的纪录片才张弛有度，有血有肉，观众观赏过后也不会视觉疲劳，反倒觉得回味无穷。《我在故宫修文物》运用年轻化的视角，人物语言也大多采用主人公对话的同期声，表现出拍摄对象年轻乐观又谦逊平和的性格，打破了观众对文物修复师严肃古板的刻板认识，因此，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目光，使这部纪录片深受观众的赞美和好评。

片中记录的钟表室修复师王津也走进了观众视线，被亲切地称为“故宫男神”。而对于文物修复师王津来说，突如其来的网红头衔让自己有点“受宠若惊”，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只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好自己喜欢的事。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用镜头记录下王津对于自己经手的每一件重要文物的修复技艺与修复态度。这个在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干了将近四十年的钟表修复师，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大国工匠与国家文物之间的情感维系。王津说，“我已经记不清自己修过多少座钟，大概40年修了两三百座，我真的希望自己能老得慢一点，再为故宫多修几座钟。”[1]《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表面上看是记录一群工匠对文物修复与保护所做的一系列保护工作的场景记录，实际是通过这些修复技艺与工作场景的展现来凸显文物修复背后的人。这种对于自己事业的坚守与热爱，是影片打动观众的关键。

2 主旨内涵：讲好中国故事，传承工匠精神

中国文化要想走进国民内心、走出世界，就需要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故事是支撑“中国梦”的脊梁，有故事的中国才会更具大国风范，国人才会有更丰富的文化底蕴与文化自信。纪录片承担着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通过真实的镜头来表现当今世界存在的文化议题与发展态势，让人们在影像中体会到艺术对于文化现实生活的表现力，从而感受到影片本身所传递的价值观念，以此来净化观者的心灵，达到教化的作用，这也是纪录片教育意义的具体体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2]“工匠精神”一词便进入公众视线，成为传媒热点话题。近年来，央视纪录片制作组为响应政府号召，制作播出了一系列关于体现“工匠精神”的电视纪录片，如《大国工匠》《留住手艺》《手艺》等。这些纪录片与《我在故宫修文物》一样，都是讲述匠人与技艺之间的磨合与创新，都体现了一种对工艺极致美的追求，体现“物我合一，格物致知”的高尚境界。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围绕着“工匠精神”讲述了三集不同文物修复组的修复师们在故宫博物院九十周年院庆到来之际所发生的一系列文物修复的故事。在他们眼中，这些国家级珍贵文物并不是一件冷冰冰的器物，而是同人一样有情感、有思想。在修复文物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在与他们进行“对话”，完成心灵上的交流。在修复过程中是有故事的，如影片中钟表室的王津对钟表破损零件的更换与修复处理原则的故事、铜器组的修复师王有亮与师傅的学艺故事、工作休闲之余修复组的师傅们一同打杏儿的故事等。这些充满工作与生活气息的纪实场景能够更好地让观众体会到文物修复师们的真实工作状态，感受他们的日常生活，无形之中拉近了观众与影片人物中的距离，体现了一代匠人对待工作与生活的态度，引导观众去追寻影片中最本真的思想情感——对于所爱之事的永恒追求与坚守。

3 制作技巧：打破“高冷范”，从平民化视角切入

纪录片以往给人的印象与故事片不同，故事片以讲述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为主，而纪录片则是以表现客观事件为主，较少有人工干预的成分，为观众描绘出相对客观真实地影像世界。纪录片有不同的表现题材，如关于自然与宇宙奥秘的探索类纪录片、表现历史考古的文化类纪录片、记录地域与风俗的人文地理类纪录片等。继2012年5月《舌尖上的中国》播出之后，纪录片的叙事风格开始发生变化，过去的那种大场面、单叙事的表现风格逐步转化为生活化场景与多线索叙事的表达，拍摄对象也从邀请较高知名度的专家学者转变为关注到生活在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群体，开始更多地关注事件与人物之间的情感联系而不单是事件本身的纯记录。

现如今，纪录片制作都讲究“情怀”二字。影片的拍摄对象是社会中从事技术工种的平凡人。画面语言讲究清新质朴，少用宏大雄伟的大场面镜头，以中景、近景等镜头表现为主，注重表现细节。后期剪辑多采用柔和、自然的过渡方式，较少采用科技感较强的特技转化。叙事节奏平缓，故事情节大多为日常化的景观记录等。这种纪录片创作风格与近几年流行起来的“慢”文化有关，“慢”文化提倡人们静下心来去生活，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去体会心境带来的静谧与舒适。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就延续了这种“慢”文化的叙述格调，镜头字里行间都带着生活化的气息，修复师在对文物进行修复时也能沉心静气，从镜头里表现出修复师对于文物修复工作的专注与投入：不急不躁、不温不火，方恰到好处。

3.1 选取有故事的人

拍摄对象的选取对于表达影片立意、传递思想感情起着重要作用。人物选得好，影片的精髓就能够被展现，画面也会更有表现力。《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就抓住了有故事、有特色的人物，并对主人公身上的故事进行挖掘展示，让观众能够了解到他们的生活故事与工作经历。对于文物修复工作者来说，他们的职业就是与文物打交道，给文物“治病”，尽可能还原文物本来的样子，这份工作已经融入到文物修复师日常生活中，并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影片在刻画人物时并没有将文物修复师的工作表现得多么神圣高大，而是通过细微之处来表现修复师的性格：谦逊、平和、善良。让观众认识到在故宫这一座宏伟建筑的背后还生活着这么一群可爱的人，工作时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为了能达到最高的文物还原度而反思思索，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他们会在闲时去逗一下“御猫”“御兔”们的后代、与同事们一同去打杏儿、骑电动车去故宫外抽个烟，等等。这些生活化的故事场景在这部片子中被真实呈现出来，平易近人的人物形象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工匠手艺人对于文物的精益求精与细致严谨的修复态度也通过纪实镜头被展示出来，让人们感受到“工匠精神”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份热爱与执着，用情感去打动观众内心，这也是影片能够获得观众喜爱的原因之一。

3.2 画面细腻，人物语言个性化

《我在故宫修文物》没有太多的远景系列镜头，画面更多的是从中近景系列画面景别切入，给人一种深入现场的带入感。观众的视线也跟随着文物修复师的言行举止而变化着。影片共分为三集，分别讲述文物修复师与不同文物之间的修复故事，这种分集处理的方式能够更容易让读者接受，每一集都是影片独立完整的一部分，共同为影片主旨服务。每一集都有不同的人物与故事，对于观众来说，每一集都是一个新的故事开始，满足了观众的心理需求与观影期待。

其次，影片在人物语言的运用上多采用人物对白以及旁白的方式，采访镜头贯穿于影片之中，使画面语言饱满生动，避免了大段解说与采访充斥影片中所带来的单调乏味感。《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人物语言既有对文物历史知识的呈现、也有文物修复技艺的表达，二者之间也穿插着对文物修复师学徒经历的回忆性语录以及插科打诨式的京味语言。这种将专业话语与口语化表达相结合的人物语言刻画能够更好地凸显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让《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变得可感可知，成为一部“有温度”、有人情味儿的纪录片作品。

4 结语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打破了以往同类型题材纪录片在恢弘视角下的影像表达，采用平民化的表达方式，与细微之处体现纪录片的“情怀”，刻画出在故宫工作与生活着的一群文物修复师的人生故事，将文物历史的厚重感与生活的本真结合到一起，体现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一批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工匠手艺人在传承中国优秀文化道路上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这种平民化纪实表达方式的运用与“工匠精神”主题内涵的凸显，为同类型的纪录片创作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思路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