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振华 曲竟玮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

柳如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女性人物，其生平与李香君一样传奇。三百年后，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撰于1953—1964年，以下简称《别传》）第一次赋予柳如是以具体可信的历史形象。2012年3月8日，吴琦导演的电影《柳如是》上映。该片字幕虽然没有标明与《别传》的关系，但一些宣传材料则径称改编自《别传》。这部带有一定传记色彩的文艺电影既是对一代奇女子柳如是的缅怀，又可以看作是对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的致敬，代表着当代中国接受柳如是与《别传》的一个维度。

1 爱情传奇：从考证性传记到类型化文艺片

《柳如是别传》原名《钱柳因缘诗释证》，这也是更准确的名字。此书意在从柳如是和钱谦益等人的存世诗文出发，考证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书中所论，绝不止柳如是一人，甚至也不只柳如是和钱谦益两人，而是完整呈现了一个动荡不安时代的精神气质和文化面貌。此书虽然着眼于钱柳姻缘，其精神主旨却并非爱情。电影《柳如是》一方面借着《别传》而构建起故事的骨架，一方面却又将主题基本限定在爱情的范围里。《柳如是》虽然称为传记电影，实际上却是一部较为类型化的普通文艺片。

历史上的柳如是感情生活较为丰富，婚恋关系也比较复杂。《别传》对柳如是的感情和婚恋中相关诸人的外在行事和内在心理都有丰富的考证和描述，有学者称其为一部“带着浓烈的情感色彩”的考证性的“传记文学作品”[1]，实际上就其丰富程度来说更像是一部世情小说。据《别传》，柳如是早年与几社名士陈子龙、李存我、宋辕文都有交往。宋辕文与柳如是同龄，“情好或较甚于存我、大樽（陈子龙）”[2]。相识之初，宋辕文不顾天寒跳入冷水，感动了本来有意捉弄他的柳如是，但是后来却因为家母的禁止和在柳如是遭到地方官驱逐时表现懦弱而令柳如是大失所望，导致决绝分手。在陈子龙之后、钱谦益之前，还有程孟阳、谢象三两人。程孟阳是钱谦益的好友，一位老年寒士，他对柳如是充满了单相思的念头。“崇祯九年春间河东君来游嘉定，孟阳竭尽精力财力相与周旋”，导致极度困窘，不得不请求谢象三的周济，令陈寅恪感慨“河东君害人之深”。谢象三是钱谦益的门人，一个正当盛年的官员和富商，后来投降清朝，陈寅恪推测他可能与柳如是已有婚约，柳如是嫁给钱谦益以后他愤恨不已，极力压低价格从钱谦益手中购得宋版《汉书》。以上宋辕文、程孟阳、谢象三等三个人物在电影《柳如是》中都没有出现。此外，据《别传》，柳如是还曾捉弄并勉励过一位痴迷于她的少年，所谓颠倒众生，作为一代名妓，这再正常不过，然而电影对此并无表现。

除了大量删减相关人物故事，电影对陈子龙、钱谦益诸人形象和故事还做了一些别出心裁的调整和设计。电影杜撰了陈柳初见的场面，陈子龙被人追捕而闯入柳如是所在的青楼，张口就说：“我陈子龙何等人也，我是生平第一次来这种地方。”然而据《别传》，陈子龙在遇见柳如是之前不仅在家中纳妾，而且远赴广陵（今扬州）“阅女”，后遇柳如是才一见倾心。或许是考虑到陈子龙的民族英雄身份，电影编导有所讳饰，也可能是为了将陈柳爱情展现得更加纯情一些。类似的情况还有电影虚构了郑成功（大木）对柳如是的爱恋，凭空生出许多波澜，以至于不能取信于稍有文化的观众。电影中钱柳初见也设计得比较戏剧化。与陈子龙别后，柳如是到西湖散心，题诗于岳庙：“海内如今传战斗，田横墓下益堪愁。”随后进入书院听讲，恰听到钱谦益对这一联诗大加称赏，彼此遂生好感。而据《别传》，钱氏激赏的乃是“最是西泠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两句。电影这样处理，似要赋予这段姻缘某种道义性，却并不符合士妓相恋的一般逻辑。

如此编剧的结果，就是电影放弃了传记片的定位，而成为一部较为类型化的文艺片。这与许鞍华的《黄金时代》（2014）简单比较一下就会比较清楚。《黄金时代》从多方面立体地展现了萧红所处的时代和她的个人生活，每一个曾经与萧红有交集的人物，都加以适当展现，力图尊重历史原貌。虽然感情是萧红生活的线索，也是电影结构的线索，但《黄金时代》并不是萧红情史。《柳如是》则将人物关系大大简化，人物性格特征也得到修剪，使柳如是的青楼身份变得模糊，婚恋生活变得纯粹，而这并不是传记电影应有的处理方式，反而是类型化爱情电影的做派。虽然电影中有家国，但陈子龙和郑成功两位英雄不同程度地为情所困，陈子龙的投水似乎是为了成全柳如是，掩护钱谦益，郑成功的抗战也似乎是为了给柳如是提供一个梁红玉那样的机会。显然，爱情才是故事的核心，甚至也是故事的归宿，这就拉开了与历史人物传记电影的距离。电影中浓厚的文艺气息，使其成为一部类型化的文艺片。

2 故国之思：诗酒风流与江南映像

《柳如是别传》开篇题诗曰《咏红豆》，奠定了全书伤怀吊古的情感基调。陈寅恪先生称二十年前得到钱谦益红豆山庄的一颗红豆，并因此红豆而重读钱谦益集，以“温旧梦”而“寄遐思”。考虑到他晚年几乎双目失明的身体状况、偏居广东一隅的政治处境与颇具“遗老”气息的文化心理，这所谓“旧梦”与“遐思”即是他的故国之思。

电影《柳如是》虽以爱情故事为中心，毕竟是历史题材，不可能绕开《别传》所追怀的故国。只是这种故国在当代人的想象中，历史和政治的色彩渐淡，更多表现为一种诗酒风流的情调。“诗”是电影故事的核心和主线。《别传》本以对钱柳诗的笺证解说为中心，电影将其简化为柳如是的“海内如今传战斗，田横墓下益堪愁”与“最是西泠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两联诗，钱柳姻缘即以这两联诗为基础展开。和诗构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以至于柳如是说出了“什么事比和我的诗还重要”的话。另一段陈柳姻缘以柳如是发现陈子龙是“云间三子”之一心生爱慕而开始，以陈子龙为柳如是雕印诗集《戊寅草》而暂告结束。在这些诗里，才子佳人与家国情怀融合为一，但显然对才子佳人的思慕更加突出一些。如果说“诗”是柳如是等人高雅格调的表现，那么“酒”则更能体现晚明时代独具的享乐意味。品评“花榜状元”的名士聚会自然离不开酒；在钱柳定情的“寒夕文宴”上，钱谦益举酒高歌；钱柳新婚之夜，钱谦益在柳如是的背弯里嘬饮；献城前的芒种节之夜，钱柳在船上对饮以祭祀花神；无不透露出晚明士大夫一种令人唏嘘的风流自赏。诗酒以外，电影中还不乏钱谦益在柳如是的背上作画，及柳如是与钱谦益共浴鲜花的香艳场景，柳如是造访纸墨飘香的“生圹”（王修微住所），及钱谦益到访忙碌刻书的“汲古阁”（著名出版机构）的风雅场景。这一切构成了一副颇具晚明时代特点的相当典型的文化故国景象。电影中这种或香艳或风雅的文化故国景象显然已替换了《别传》的沧桑感，“文化”色彩渐浓，“故国”意味较淡了。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诗酒风流的人文地理背景，“江南”在电影中得到了极大的突出。在柳如是送别陈子龙的宴席上，北地来的索姓商人读不出“乃以水颒面”的“颒”字，王修微嘲笑他“生意做得不错，字却识得不多”。商人连称“是是”，调侃说“到了江南我才知道，洗个脸都这么深奥”。其实这位商人乃是北人的密探。在后来与钱谦益商谈献城条件时，因为钱谦益提出尽早恢复科举，他再一次感叹：“江南果然是人文荟萃，遍地风流。”即便是嘲讽江南政治军事的失败，也仍然充满艳羡之意。而江南人自身也未始没有觉察到这种南北差异。陈子龙从京城回来，说起他参加会试的感受：“江南遍地都是才子佳人，可在京城到处都是官。”显然，在政治上南方是弱势的，陈子龙分明是语带无奈，却再次标榜了念兹在兹的文化江南。此外，西湖、画舫、昆曲、青山绿水、小桥流水、雕花绮窗、吴越才子、秦淮名妓，乃至江南美食，这些南方元素在电影中比比皆是，一种江南水乡的气息弥漫在整部电影中。之所以“江南”意象会得到这样集中而鲜明的突出表现，最直接的动力应是来自于出品方之一的常熟市政府。“江南”既是故事发生的真实背景，又是故事后人在经济实力急剧膨胀之后的文化寄托。就这一点说，这部电影实际上是常熟市政府的定制电影，是一部打着江南旗号的地域文化宣传片。

3 痛史与幸史：斑驳的历史图景与欣幸的个人命运

故国之思本来是极其惨痛的。在《别传》开头，陈寅恪深情地写道：“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并将柳如是的民族思想比况为“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将其视为一种可贵的“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题诗中，陈先生又提出“痛史”说：“遗嘱只余传惨恨，著书今与洗烦冤。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显然，电影中对家国痛史着墨甚淡，“家难”（钱谦益去世后，族人夺产，柳如是愤而自杀）完全抹去。国难虽然多有表现，却极力将音调降低，清军入城不过带来一场大雨，陈子龙之死也只是溅起了一片水花。相对于既定的兴亡忠奸的正史叙事，电影更愿意表现柳如是的爱情传奇，而作为爱情传奇背景的历史则呈现为一种暧昧难明的斑驳图景。

在电影中，明清易代、家国兴亡在“贰臣”钱谦益口中都改变了模样：“史可法舍生取义，固然保住了士大夫的气节，可那屠城中死去的几十万老百姓，又有何辜啊！……攻城的人是杀人，守城的人难道不是也在杀人吗？”“朝廷已经颁诏，恢复科举……我们读书人还得担负起传承周礼的责任哪！大明可亡，天下不能亡啊！”站在正统立场上看，钱谦益这些说辞都不过是文过饰非之谈，但至少也揭示了历史的某些侧面。钱谦益北上，临别时对愤怒的柳如是解释说：“我做的决定真的有我的理由啊，你现在不理解，将来一定会理解的。”等到柳如是在寻找郑成功的路上，听到动乱中的百姓说出：“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就图个安稳，看他们争过来斗过去的，就像看戏。不管谁当皇帝，反正日子还是要过的嘛。”柳如是若有所悟，又回到钱谦益的身边。电影导演吴琦在接受采访时说，他理解的钱谦益不是汉奸，而是一个和平主义者[3]。电影似乎传达了这样一种历史认识，文化传承高于政治是非，个人生活重于国家兴亡。若说这部电影具有某种精神价值，大概就在于提出了这样一个可能影响到观影大众既定历史认知的争议话题。

说到底，明清易代、家国兴亡都只是柳如是爱情传奇的斑驳背景。电影开头，柳如是的画外音说：“作为一个女人，我生错了时代，但恰恰我又生对了时代。”从小被卖到“归家院”，是柳如是的不幸，但正因这样的身份，她才可能得遇名士陈子龙，又是她的幸运。迫于家族和社会压力，彼此深爱的陈子龙离开柳如是，是柳如是的大不幸，但她因此而更加觉悟到女人的独立和自由的价值。她将自己的名字由杨影怜改为柳如是：“我本来就不是一个顾影自怜的人。”更加广阔的世界从此向她敞开。显然，这又是柳如是的大幸。她通过忘年好友汪然明向一代文宗钱谦益致意，并得到了积极的回应。钱谦益不顾社会非议，以“匹嫡之礼”迎娶了她，何等惬意！然而当清军逼近之时，钱谦益献城投降，柳如是大失所望，坚决不肯随钱谦益北上。后来钱谦益因资助反清运动而入狱，她又拖着怀孕之身多方奔走，将钱谦益营救出狱。她几乎完全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她有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坚定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也积极地维护着自己的幸福。在这一点上，电影可说是在向《别传》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致敬。但故事最终还是落脚在个人的幸与不幸之上。钱谦益在清廷狱中他对柳如是说：“今生今世能够与你结缘，死而无憾。”八十大寿，他手捧柳如是所赠红豆，艰难地说出了四个字：“桃花……美人……”陈子龙与柳如是忍痛分手时说：“无论如何，与你相遇是子龙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投水自杀之际，他再次回忆起柳如是的面影。就这样，《别传》的家国“痛史”，在电影中被极大地个人化为了柳如是等人的“幸史”。

令人略感意外的是，在影片结尾，柳如是的画外音说道：“我们永远无法理解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所有事。原来，我用尽一生的时间，只为擦净六根所沾染的尘灰，只为心无挂碍，重返宁静。”这就将家国痛史完全取消，故国之思不复存在，甚至个人的生命历程也变得模糊不清了。这是电影的又一处败笔。然而，毕竟整部电影较为忠实地呈现了《别传》所刻画的柳如是诸人的历史面影，电影结尾的红豆树呼应着《别传》开头的《红豆曲》，致敬之意十分显豁，既有桃花美人这样刻骨铭心的爱恋，又有硕学宿儒在红豆树下推算孔圣人生辰这样郑重的文化承诺，这绝非一段莫名其妙的画外音所能颠覆的。只是电影对这一段明清痛史轻拿轻放，显示出当代中国学术圈外的大众文化世界接受柳如是与《柳如是别传》的一个特别维度。当博物馆中现代装扮的演员万茜目光扫过柳如是画像，片尾曲轻轻唱道“浮生若梦，含笑如归”。这是对于政治世变的无奈，对于命运无常的感慨，对于人生选择的困惑，这是现代人轻薄却也真切的精神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