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民

[摘 要] 明清两朝鼎革之际,在肉体与灵魂的两难抉择面前,钱谦益因降清失节而蒙羞。然而降清后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反差和内心的自我谴责,使得他辞官南归。带着暮境的忏悔,他冒着生命危险为反清复明活动而四处奔走。他那曲折跌宕的人生经历,错综复杂的思想历程,复杂善变的性格特质,透示出中国封建文人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 钱谦益;失节;双重人格

[中图分类号] K827 [HT5H][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738(2009)03006403

(一)宦海浮沉

“谦益已入我朝,又自诧前朝遗老,借陵谷沧桑之感,以掩其一身两姓之惭,其人已无足观,诗亦奉禁,固不必论也。”

钱谦益最大的不幸就是出生在明清易代之时,面临着生存本能与道德信守之间的两难抉择。他的性格被后人所指斥:“奔竞热中,反复无端,方苞诋之曰其秽在骨,不得为苛。”宦途困厄是对钱谦益最大的折磨。在长达35年的时间内,三起三落,旋进旋退,政治权力中心一直和他保持着距离。“立朝不及五载,读书著述林下者五十载,操海内文章之柄四十余年”①。这一方面说明他是“操海内文章之柄”者,另一方面说明在政治的复杂性面前,钱谦益仕途起伏跌宕,了无坦途。

仕途中的每一次政治难题都要求对人格作出取舍。面对当时明王朝无法挽回的颓势,他最终“大节有亏”,“晚节不保”。钱谦益投降了清朝,乾隆皇帝还是将其斥为两朝“贰臣”:“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时身跻膴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洊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朕从前序沈德潜所选《国朝诗别裁集》,曾明斥钱谦益等之非,黜其诗不录;实为千古纲常名教之大关。彼时未经见其全集,尚以为其诗自在,听之可也。今阅其所著《初学集》、《有学集》,荒诞悖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夫钱谦益果终为明朝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列入集中?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

当然,这段上谕对钱谦益的评判是专制皇权站在统治者角度的颐指气使。“钱谦益的降清,只是一个才华横溢想有所作为的政客的迫不得已,反清复明又是一个饱读诗书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起码良知。”故钱谦益北上不到一年就辞官南归,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清复明的道路,“日夜接客,运筹部勒”①。

(二)诗学超卓

钱谦益在文坛上处于“为海内所推服,翕然如泰山北斗”的“四海宗盟五十年”的领袖地位。《清史稿•文苑传》说:“明末文衰甚矣,清运既兴,文气亦随之而一振。谦益归命,以诗文雄于时,足负起衰之责。”即使顾炎武公开指责钱氏人品,做出鄙夷钱氏行动,但在历述文章宗主时,不得不承认司此任者“至牧斋,牧斋死而江南无人胜此矣”, 也承认钱谦益是一代文宗。清代著名学者阎若璩说:“吾从海内读书者游,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仅仅得三人焉,曰钱牧斋宗伯也,顾亭林处士及黄南雷(宗羲)而三。”②真可谓推崇备至了。

王士祯由他提携,主持康熙文坛。南施北宋,也由他援引表扬。一大批诗作家环绕在其周围,从乾嘉诗坛鼎立的袁枚、沈德潜和翁方纲的诗论中,也能看出受其影响之痕迹。学人之诗和诗人之诗合一,自钱谦益露其端倪,影响绵延不绝。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以他为宗师的虞山诗派,在清初“诗坛旗鼓”,“凌中原而雄一代”①。《晚晴簃诗汇》引郑则厚语说:“本朝诗人辈出,要无能出其范围。”

二、双重人格

(一)人格特征

前明六十余年,如龚鼎孳所云:“始厄于阉祸,再厄于阁讼,三厄于刊章”,钱谦益和明末党局紧缠一起,同东林、复社命运一起浮沉。终明一代,钱谦益命运坎坷,立朝不过五载,其余时间“频年放逐”,历尽谴责奔波的宦途苦难,备尝东林横遭摧残的挫折不平,是当时清正文士命运遭际的一个缩影。

明代东林党人同阉党斗争,要求革除时弊,提倡经世致用,以救国为己任。钱谦益作为东林党人,自应有其进步的历史价值和地位,不能因其后期发生失节污点,而否认其大半生的经历。明清易代,钱谦益荏苒苟且,招致后人诋毁,“晚节摧颓,致尽丧其数十年谈忠说教之面目”,这是无可非议,不能为其讳饰的。但他仕清仅及半载,就“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盖”。抱反清复明之志,洗雪屈节投降之辱,未因臣节污损,自惭形秽而颓废自戕,也没有希图富贵而卖友求荣。对当年降清屡屡吐露悔恨之意:“肠断覆杯池畔水,年年流绕恨新亭”,甚至自责自斥。这种真诚的忏悔言行,得到了许多人的谅解。故章太炎先生说:“其悲中夏之沉沦与犬羊之攘扰,未尝不有余哀也。世多谓谦益所赋,特以文墨自刻饰,非其本怀,以人情思宗国者,降臣陈名夏之大学士,犹附顶言不当去发,以此知谦益不尽诡伪矣。”故我们应正视其赎罪改错的诚意,而不能对其“重新做人”反唇相讥。

钱谦益辞官南归后的思想政治活动,高扬着民族思想和正统人格意识的复苏,而他一念之差,半生污点,二十年苦痛悔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实在令后人感叹不已。

在钱谦益的内心,既有着强烈的兼济天下的儒家理想,又交融着各种异端思想和晚明文人的纵诞习气。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孟子情结”与“异端思想”的矛盾,注定了其人格精神的悲剧性。在《新刻十三经注疏序》中,钱谦益说:“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君子反经而已矣。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②由正经学以达正人心,是贯穿钱谦益一生最重要的思想。对传统儒家诗教的重塑深深地烙上了“孟子情结”的印迹。作为当时代的“亚圣”是钱谦益奋斗了大半生的价值理想与人格境界。

(二)悲剧成因

明末朝野上下已显出种种衰败之迹。崇祯帝虽[LL]欲革除弊政,挽救江山,而内忧外患,一切为时已晚。封建士大夫面临生存与仁义之间的重大政治选择。降清贰臣、抗清志士或中死节烈,他们受到时人与后人泾渭分明的褒贬。而钱谦益誉满天下又污名四海;降清失节又坚决反清。他坎坷的命运显得那样的尴尬与无奈。“明朝遗民看来,钱谦益是降清逆臣;清廷看来,他降清反清,反复无常,可卑可耻。他自己为此也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成为他余生的心病。钱谦益的前半生在官场失意中度过,后半生在悔恨交加中了结。”

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末时已盛极而衰。在社会放诞风气的浸染下,大批士大夫思想松动,不再恪守一直信奉的儒家理念,走进了时代的浊流。从明中叶开始,商业经济渐渐冲破封建自然经济的束缚,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城市商业逐渐繁盛。崛起的商人阶层纵情声色,弄得社会到处声色犬马。金钱的冲击加剧了社会风气的败坏程度。同时,这种社会风气自然也冲击了广大的封建士大夫群体,一旦国难当头,为苟全性命而临阵逃亡或投敌变节,就不足为奇了。延续了晚明弊病而苟延残喘的南明小朝廷,在江山社稷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下,党派之间仍然激烈争斗,内讧不已。查阅史书,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朝廷文武百官及军队大批降敌的唯有明朝。

所以,钱谦益失节背后有很深的社会原因。他错误的抉择只是明末颓废风气的一种表现。

作为一个文学家、诗人、史学家,钱谦益卓有成就。黄宗羲说:“主文章坛坫,几与 (王世贞)相上下。其叙事必兼议论而恶夫剿袭,词章必贵乎铺叙而贱夫雕巧,可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③然而,钱谦益热衷于入朝为官,入阁为相,但从政并非其所长,官场屡次碰壁。

明清易代,迫使士大夫作出重大的选择。清廷定鼎北京,作为南明礼部尚书的钱谦益,主动迎降清军,并称“以招降江南为己任”。他希望以此来圆入阁为相之梦。然而清廷对于降臣心怀戒备,钱谦益希望在新朝有一番作为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降清仕敌不仅令世人唏嘘不已,连钱氏自己也不能原谅。垂暮之年,钱谦益写下了自己内心沉痛的忏悔:“今吾抚前鞭后,重自循省,求其可颂者而无也。少窃虚誉,长尘华贯,荣进入名,艰危苟免,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而书册府。频死不死,偷生得生。”

葛剑雄先生曾提出处于乱世的官僚士大夫的行动准则:“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这样做的人也许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在钱谦益的大我身上,无疑有着这样的痕迹。但不可否认的是,钱谦益更多考虑的是小我的私利。在内心的觉醒和享乐意识的支配下,钱谦益不可能为儒家理想去殉国。他热衷于入阁为相,又乐于享受现实生活,在江南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都市生活繁华的大环境面前,钱谦益对现实生活难以割舍。

时代的无奈造成了钱谦益进退维谷的尴尬。

(三)文化内涵

诚然,明王朝将钱谦益折磨得疲惫不堪,而为明殉节,钱谦益是没有太大必要和义务的。在明朝,钱谦益遭遇了太多的屈辱坎坷,朝廷内部党争不断,使其屡起屡落。当他最后一次欲大展宏图时,无奈崇祯失察,导致他被诬革职,锒铛入狱。他对明朝幻想已尽,仕清也成为顺其自然的逻辑。“复杂的人格在病态的社会中最容易自我分裂。”既然无法面对现实,那么就只能归于内心。

儒家文化是注重入世的文化,它引导人们在现世中赢得生命的价值。孔子一语道破:“耕者,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在这种文化的浸染下,造就了一批为荣华富贵而苦读寒窗的儒生。虽然“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但在事关荣辱富贵的两难抉择面前,士人们更倾向于奉行儒家明哲保身的训诫。

短暂的灵魂谴责终究要比肉体的毁灭和痛苦更容易为士人们所接受。

三、隐秘的心灵世界

(一)难言隐衷

“事到抽身悔已迟,每于败局算残棋。” 钱谦益晚年对其失节的深重追悔,确乎能令人同情其内心之凄苦,感慨其晚节得善终。就钱谦益复杂而又微妙的人格心态而言,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降清是其内心最佳的选择。钱谦益儒家人生理想的几度受挫,加剧了他对世事人生的幻灭感和虚无感,他清醒地认识到明王朝大势已去,改朝换代乃“天地之心”。钱谦益对生活持放情纵欲、恣意享乐的态度,他自称是“广大风流教主”,吃喝玩乐,醉生梦死,沉浸于肉体生命的狂欢之中。

享乐意识能暂时缓解和抚慰他在宦海困厄中的伤痛,却无法令其面对鼎革之际的生死抉择。

[JP4]“既然钱谦益无意以殉节去履行儒家杀身取义之道德承诺,他又非单纯的苟且无耻之徒,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为自己的生存欲求寻找合理的根据,以消解因背叛道德信守而在内心深处产生的沉重的负罪感,求得人格的统一与灵魂的安泰。”这暂时消解了钱谦益因背叛儒家道德信念而造成的心理焦虑与自责。

降清的结果却使自己失节于明朝,又无信于清朝,暂时获得的心理平衡被打破了。钱谦益以生命为代价进行自我忏悔,希望能消解自我灵魂的失落、刻骨铭心的自责与愧疚,最终走进了清冷的佛释世界,来求取心灵上的抚慰。钱谦益独特的悲剧命运透示出封建末世士大夫所特有的悲哀。

“残生犹在讶经过,执手只应唤奈何。今日理头梳齿少,频年流面泪痕多。”他回头面对一生的悲喜,一面在诗中抒写黍离之悲,一面从事复明活动,奔波不停,无怨无悔。他用语言和行动写下了余生凝重的一笔。所以,降清是真降,忏悔也是真悔。

(二)遗民情怀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改朝换代频频发生,“遗民”现象无疑成为伴随其中的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和文化现象。明清易代之际亦如此,产生了许多人生悲剧。遗民作为易代之际“士”的固有角色,不仅是一种特殊的身份,更是一种生存状态与思想心态。作为“士”的一种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遗民具有以文化生命为关怀的儒者情怀。

严格来说,钱谦益并非纯粹意义上的遗民,不管他怎样自图晚盖,毕竟落下了污名,这一事实连他自己也承认不讳:“大兵到京城外才一日,仆挺身入营,创招抚四郡之议。”自称遗民只是面对污名时的心理安慰。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与“遗民”现象的情怀联结。

《投笔集》写于钱谦益晚年,取“投笔从戎”之意。故国之思,亡国之痛,降清之悔,无尽的孤独和忏悔伴其余生,而《投笔集》正是其晚年感情的自然流露。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投笔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自不待言。且此集牧斋诸诗中颇多军国关键,为其身预者,与少陵之诗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故国平居者有异。故就此而论,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绝大著作也。”作为钱谦益晚年的一部心史,《投笔集》倾注着他从风流文士到复明遗老的心路历程和遗民情怀。《投笔集》中,贯穿着他处境的尴尬,充斥着无所归依的孤独与失落。感情的苦痛和世人的谴责,使钱氏诗中哀音袅袅不绝。

钱谦益以桑榆之年,筹划复明活动,《投笔集》透露出了以期世人谅解的真诚忏悔。可欣慰的是,他的苦衷终得到了归庄、黄宗羲等人的理解和宽容。

钱谦益身后,查慎行给予了他比较公允的评价:[HTK]“松园为友河东归,集里多编唱和诗。生不并时怜我晚,死无他恨惜公迟。峥嵘怪石苔封洞,曲折虚廊水泻池。惆怅柳围今合抱,攀条人去几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