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柳如是别传》又名《钱柳因缘诗释证》，是陈寅恪先生晚年代表作品。1954年3月，陈先生写作此书时，已失明多年，在助手黄萱的帮助下，克服种种困难，历时10年，完成初稿。《柳如是别传》问世以来，围绕这部作品的讨论产生了诸多有益的见解，将这些论证的文字略作整理，汇成一编，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原著。

关键词：陈寅恪;钱谦益;柳如是;钱柳因缘诗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2-0134-05

《柳如是别传》又名《钱柳因缘诗释证》，是陈寅恪先生晚年代表作品。1954年3月，陈先生写作此书时，已失明多年，在助手黄萱的帮助下，克服种种困难，历时10年，于1964年夏完成初稿。早在1957年，中山大学历史系对陈先生这部作品，曾有简要介绍：“陈寅恪教授的《钱柳姻缘事迹考证》（暂名，约三四十万字，现已完成一半多）”[1]。1961年7月，吴宓自重庆来广州探望，陈先生向老友介绍了自己的研究进展。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終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2]1978年，《学术研究》发表《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3]，介绍该书的撰写经过与出版进度。1980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柳如是别传》，印数4000册，此后，陈先生这部煌煌巨著，引起广泛关注。

《柳如是别传》（以下简称《别传》）问世以来，围绕这部经典的讨论，产生了诸多有益的见解，笔者不揣谫陋，将这些论证的文字，略作整理，汇成一编，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文本与文献研究

早在1977年，黄裳撰文论述柳如是，认为大家习见的，是她的风流不检，掩盖其下的，则是强烈一贯的政治倾向。此外，也介绍了柳如是作品的版本，以及清人题咏诗文。1978年，黄裳先生读到《别传》第一章《缘起》，感慨为“空谷足音”，希望全书能够尽快出版[4]。稍后，黄裳[5]撰《西泠访书记》，回忆1957年、1962年（托友人）和1979年，在杭州探访柳如是《戊寅草》的经过，以及未能一见的遗憾。1978年，周法高[6]发表《柳如是事考》，探讨柳如是生平及其反清复明事迹，文末附有柳如是年表。

1982年，余英时比较了1978年第一期《学术研究》刊布的《缘起》，和1980年正式出版的《别传》，发现前者删去了陈先生的九首律诗，而这些诗歌，正是了解陈先生晚年心境及其著述宗旨的重要资料。余英时认为，陈先生评论人物十分平恕，并不取理学家的苛刻严酷，他写作《别传》，既指出牧斋“热中怯懦”的个性，也运用大量史料，证明其反清复明行动。又如侯朝宗等人之应举，后世论者予以严厉斥责，陈先生则指出其中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余英时[7]认为，陈先生晚年歌颂“红妆”，尤其对柳如是倾倒备至，实已远远超出理智判断的范围，陈先生毕生寝馈古籍，岂能在理智上判定柳如是是中国史上惟一值得他崇拜的作者，因而必须以“金明”号其馆，“寒柳”名其堂？陈先生倾服河东君，只有从心理与情感方面，去寻求解释。周采泉遍访柳如是手迹及遗物，获见其手书《题望海楼》联（常州刘靖基先生旧藏）。陈先生曾就海上交通一事，分析钱、柳二人性格差异，郑成功收复台湾，牧斋以为，延平既以台湾为根据地，远离抗清前线，此后再无恢复中原希望，遂自白茆港搬回城内旧宅。河东君则坚持留在芙蓉庄，“殆以为明室复兴尚有希望，海上交通犹有可能。”[8]周采泉[9]推测，其时海禁方严，望海，有通海之嫌，颇犯时讳，盖盼郑成功挥师海上而来。黄萱[10]回忆陈先生写作《别传》时，大量搜集时人往来应酬之作，找出复明运动暗中传递的信息，发古今未发之覆。另外，清朝初年，遗民们诗酒之会，往往是用来掩护行动，并非为娱乐而娱乐，或借酒消愁之举，由于文网严密，诗词多用古典来表达今意。何龄修[11]认为，陈先生著述《别传》最吃力的工作，是笺释钱、柳，兼及程嘉燧、陈子龙，以及谢三宾等人的诗词，第四章《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篇幅最长，但是，第五章《复明运动》才是全书的主旨所在。

刘梦溪指出，《别传》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成为文备众体的典范。[12]陈先生以“借传修史”的方式，撰写了不同往常的明清文化痛史，《别传》的历史书写，不仅是“古典”和“今典”的征引，而且契合着“近典”，“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13]“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14]实事求是，追求真知，就是对前贤最大的尊重。胡守为[15]强调，对《别传》的论点进行商榷，是有益的，也是学术讨论的正常现象，陈先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之下，撰写这样一部煌煌巨著，又是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为数不多的缺点，实难避免。杨义[16]认为，陈先生虽然没有写作通史，却将写作通史的卓越才华，为一位奇女子作传，最终产生这部旁征博引，枝蔓旁出的奇书。《别传》第五章《复明运动》，对清初蔡士英家族进行考察，指出其虽出自明代辽东降将，然汉化甚高，钱、蔡的密切交往，与反清复明运动相关涉。1998年，在山东新泰敖山，发现了有关蔡士英的三通碑记，周郢[17]认为，蔡氏反对清廷海禁政策，及对江南汉族所持之同情态度，有力证实了陈先生对钱、蔡关系的推论。

钱谦益的资料，历来晦涩难解，真伪莫辨，孙萍[18]认为，陈先生释证钱柳诗文，“隐讳者表出之，诬枉者驳正之”，探河究源，剥蕉至心，发皇钱柳心曲，还原历史画卷。李圣华[19]分析，《别传》有关黄甫及就是徽州人黄澍的推测，可能有误。黄甫及本名黄申，淮安人，与黄澍并非一人。黄甫及在明末任职鸿胪寺，明亡后放浪形骸，结交故国遗老，虽有反清复明之志，但其拜访钱谦益，与反清复明活动并无必然联系。郭宝光[20]大致认同李圣华的观点，并补充了丘象升《南斋诗集》、丘象随《西轩诗集》等相关史料。郑志良指出，崇祯年间，见黄澍而不见黄甫及其人，顺治年间，出现黄澍与黄甫及两个名字，对黄澍而言，他前夺金正希之命，后掠郑成功之财，改名换字，狡兔三窟，自在情理之中。陈先生判断黄甫及就是黄澍的推测，不宜轻易否定。郑志良[21]据《苏子后集》稿本（原为翁同龢所藏），以及《旅堂文集》等资料，补充《别传》的人物考订。

李越深[22]认为，《别传》所举陈子龙词，悉依王昶辑本《陈忠裕公全集》，与《幽兰草》《倡和诗余》等原著存在误差，陈、柳分手的时间，在崇祯八年寒食日，而非首夏。周小英引用清人王绰《霞举堂集》卷四《徐野君先生传》[23]，以及顾镇[24]《虞东先生文录》卷五《周翁传》，补充柳如是的资料，对《横山杂作》等诗句的真伪性，间有论及[25]。王启元[26]依据现存《瞿忠宣公集》，补充瞿式耜对钱柳因缘的看法。张旭东[27]参照盛宣怀旧藏钱遵诗集、邓之诚藏严熊诗集，探讨钱谦益藏书去向，以及钱曾自赎等错綜复杂的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范景中、周书田编纂的《柳如是事辑》[28]及《柳如是集》[29]，作为《别传》附编，可资参考。另外，吴正明、李烨收集整理了诸多钱柳故事，辑成《钱柳说汇》，2013年由广陵书社出版。

二、文学与文化研究

鲲西[30]认为，传记通常有《史记》《汉书》的实录式，以及李顿·史特拉屈（Lytton Strachey）《维多利亚女皇传》两种方式，前者尽量如实记载，后者赋予更多想象渲染。《别传》则介乎两者之间，“蒲团历历前尘事，好梦何曾逐水流”。周采泉[31]主張，钱牧斋去世以后，家族债台高筑，一败涂地的原因，可能与江南奏销案有关。缪钺[32]感慨：“三户亡秦愿已空，荒江残垒怨东风。故人慷慨多奇节，心事朦胧似梦中。老去绛云能补过，当年小草苦飘蓬。一生坎坷归何处，双冢虞山夕照红。”简秀娟[33]分析，钱谦益勤力于一代之史，应通晓“君子爱国之心，甚于爱臣节”之深意。李劼[34]主张，中国有帝王将相的历史，有起义造反的历史，有民主科学的历史，鲜有弱者的历史，灵魂的历史，或曰人格的历史，对人格的关怀和张扬，才是《柳如是别传》最意味深长之处。

蔡鸿生[35]强调，《别传》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赞歌，较之前期对关陇集团等的考察，陈先生晚年着眼于明清之际的社会变革研究。柳如是兼具侠气、才气和骨气，其经历可歌、可泣、可颂，《别传》以钱柳因缘为主轴，勾勒出“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的遗民画廊。或许有人会问，柳如是坚持复明运动，并未成功，能有多少实际意义？王永兴[36]指出，不以成败论人，是陈先生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刘健明[37]分析，陈先生考订钱柳因缘，特别重视二人同心复明，共赴国难的义举。张荣芳等[38]从姓氏制度的角度，考察《别传》的成就。

谭世宝[39]就《钱柳因缘诗释证稿》易名为《柳如是别传》，以及钱柳之抑扬比较，提出疑问，例如，陈先生在改易书题之后，并没有再对“缘起”及正文，作相应调整;再如，前文简秀娟所论，钱谦益舍易就难，忍辱负重，并不是他的人生污点，反而是其光掩前人之处，否则，就无法解释柳如是放弃自尽的行为，终身追随钱谦益，最后以身殉之。另外，柳如是固然是旷世奇女子，但她终究是钱谦益的贤内助，她的社会影响，凭借后者才能发挥作用。雷戈[40]认为，不读《别传》，就不了解陈寅恪;不了解陈寅恪，就不会对当代史学史有真切的认知。

傅璇琮[41]指出，《别传》“深入到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察觉他们的欢乐和痛苦，高尚和庸俗，超世和入时。这个时候，我们差不多已经忘记我们所读的，到底是史学著作还是文学作品了。”卞孝萱[42]认为，《桃花扇传奇》美化了侯、李形象，《柳如是别传》恢复了钱、柳面目，前者以情节感染人，叙事塑人，不拘于真实，后者以史识启发人，知人论世，必求真实。邓平祥[43]主张，《别传》和《茶花女》主题思想是有关联的，都是写妓女的非凡处、动人处。唐韧[44]认为，柳如是的核心性格，概括为一个“狂”字，这是骄傲的狂、抗争的狂、伤心的狂、才华横溢而又无可奈何的狂，其思想境界，早已超越三百年前的那个时代。

刘克敌[45]主张，陈先生在笺释钱柳因缘，彰显“红妆”主题之外，对明清易代之际的江南文人，进行了系统考察，剖析他们在历史大变迁时期，复杂的思想冲突，以及灵魂深处的搏斗。论文分析，陈先生不仅热情歌颂“红妆”，对杭州为代表的江南文化，也有明显的偏爱，究其原因，可能与杭州才女陈端生有关。“蘼芜山下故人多”，可以说，河东君是以风流放诞、不拘礼法为始，以恪守礼法、殉身以从为终。河东君的个人情感，未能始终如一，而其政治理念，却能矢志不渝。吴正茂[46]认为，河东君追求婚恋幸福时刻的放诞风流，政治抉择之际的从容绝命，与其独立自由的精神意志相对应。卢惠龙[47]指出，人性的关怀，不是强者的逻辑，而是弱者的哲学，强者大多注重功利，弱者往往关怀灵魂。《别传》名似艳冶，其实刻板;名曰传记，实则考证。

陈怀宇[48]分析，陈寅恪先生将前人关注的重点，从钱谦益转移到柳如是，实在是一个颠覆性的创举。陈先生对柳如是如此推崇，他认为柳的诗作、书法均胜过钱，换言之，不独思想境界钱不如柳，文艺造诣也是柳胜于钱。冯尚[49]主张，《别传》的杂体风格，某种意义上，是对元白体式的强烈呼应。林燕[50]认为，中国的文学批评，不应等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念，应该让历史文本在当今社会的话语研究中复活，以彰显其民族性。

据《别传》改编的电影《柳如是》，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与常熟市政府联合出品。影片由吴琦执导，万茜、秦汉、冯绍峰主演，于2012年3月上映。付振华等[51]分析，《柳如是》兼具大众文艺与江南文化宣传的特点，并非严格意义的传记电影，明清易代，家国兴亡，都只是柳如是爱情传奇的斑驳背景，影片以或雅或艳的诗酒风流，替换《别传》的故国之思。电影《柳如是》对这段明清痛史，轻拿轻放，显示了普通民众接受经典的娱乐倾向。

三、写作动机与研究方法探讨

唐振常[52]指出，读《咏红豆》《题牧斋初学集》二诗，可以大约明白先生笺释钱柳因缘诗的旨趣与范围，陈先生佩服钱之学问诗文，而鄙其为人;爱柳之诗文，亦重其行事。先生以一代史学大师，又具文学家的情怀，其情之真，人所不及。卞孝萱[53]从资料甄别、诗词笺释、人物关系及复明运动等方面，探讨陈寅恪先生的学术个性。卞文分析，《别传》的写作方法，是博考慎取、古典今典、发现钥匙（明末诗词暗藏姓名），以及传统考据与逻辑推理的结合[54]。姜伯勤[55]认为，陈先生的心史研究，既恪守传统，也不乏当代史学理念，避免了以心态史代替一切的弊端。马楚坚[56]主张，《别传》发潜德之幽光，让钱谦益等生平心迹，晦而复显，还其历史公道。

刘志伟[57]等论证，陈先生对河东君的探讨，兼具同情之心和理性自觉，将家国兴亡与思想自由融为一体。邓瑞[58]认为，陈先生用直书不隐的方式，歌颂民族气节，延续了司马迁的史学精神。李玉梅[59]分析，《别传》用诠释的手法，通过言志之诗，重建一个人，一个时代。李龙潜[60]认为，陈先生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承继乾嘉考据的求实精神，实践元好问、黄宗羲以来，以诗证史，以史释诗的文化传统。雷戈[61]主张，从早年的红豆意象，到晚年的孤愤心态，以及贯穿始终的易代情结，构成《别传》的主题。

胡晓明[62]把1997年之前的研究，归纳为辨诬说、自谴自证说、复明运动史、颂红妆的女性史、知识分子人格心态史、明清文化痛史以及自喻自悔说。于传勤[63]强调柳如是的复杂性，不能因为她出身娼门，以色事人，就歧视她;也不能因为她深晓大义，富有民族情节，就全面肯定她，柳如是也有热衷功名，攀附权贵的一面，《别传》既是史学著作，也是诗学著作，其诗学价值，甚至远在史学之上，同时，《别传》也有失之繁琐的考据家通病。

费孝通感慨，陈寅恪这么大才学的人，用这么多时间精力，写作此书，有点可惜，也许对陈寅恪来说，只能这样做。费老指出，陈先生是借柳如是的心情，说自己的心思，他们都是前朝人物，都有追求自由的心志，都要找到文化上的归宿[64]。段炼[65]认为，陈寅恪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坚持独立思考，拒绝曲学阿世，《别传》不仅发历史之覆，也发文化之覆。

余其彦[66]主张，《别传》作为亦文亦史的奇书巨著，“以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塑的眼光和精神”，将钱柳因缘诗章展现在读者面前，最能体现其心理分析特点的，是对半野堂文宴唱和诗的笺释。胡邦炜[67]认为，陈寅恪写作《别传》的动因，主要存在两个方面，远因是早年在昆明购得红豆，近因则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陈建华[68]分析，《别传》既坚持严密精致的科学考据，也寄托丰富幻丽的抒情想像，就《别传》而言，陈先生不只是摆脱了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在主题和方法上，它所包含的放逐、怀旧、边缘、诠释、互文、碎片等，预示了后现代的多元文化潮流。

朱洪举[69]强调，研究者大多将《别传》局囿于史学领域，却很少关注其独特的写作形式。《别传》第一章名为“缘起”，是小说家“楔子”之类的常用手法。陈先生的文体意识，不是单纯形式意义的别出心裁，而是自发自觉对民族文化的接受与改造。王则楚[70]回忆了上世纪90年代初，向父亲王季思请教，新中国对于《桃花扇》和《柳如是别传》的价值判断，以及李香君和柳如是的舆论导向，为何存在令人费解的差异。1957年2月6日，陈先生《致刘铭恕》书信称，“弟近年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姜伯勤[71]认为，这是陈先生学术转折的重要说明。乔福锦[72]主张，《别傳》与《红楼梦》用游戏笔墨的方式，书写儿女恩怨与家国兴亡，体现了尊王攘夷与春秋大义。

廖可斌[73]指出，《论再生缘》侧重“自由之思想”，《别传》则侧重于“独立之精神”，人在出生以后，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产生贫富贵贱的差别，但是，权重者未必高尚，卑微者也可能闪耀人性的光芒。李凤凤[74]认为，《别传》不仅探究学术，更探究人生，陈先生从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转向社会生活史的探讨，这是他对社会大变动时期，个体生命无奈抉择的人生感悟。

结语

1997年8月，余英时撰述《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时，提出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观点，他认为阅读《别传》的读者，必不可为陈先生的繁复考证所炫惑，《别传》写的是一个充满生命和情感的完整故事，考证虽精，但是，考据的结果，只是为了建立不易撼动的定点，陈先生以此为基础，凭借历史的想像力，重新建构易代之际江南社会有血有泪的人间世界。陈先生早年的中古社会研究，能够取得系列成就，也是由于此想象力的有效运用，《别传》之前，受到乾嘉考据旧规的拘束，他的想象力从来没有如此驰骋奔放。“忽庄忽谐，亦文亦史”，“痛哭古人，留赠来者”，余英时依据陈先生《刘叔雅庄子补正序》（1939）的典故，明白了陈先生写作《别传》，是要效法明清放浪才人如金圣叹者，运用小说家的想象，为后世留下胸中独具的心史，他好像婉转地告诉读者，全书是由想象构成的，不可能一一证实，他也许在有些地方误解了钱、柳及其诗文，故“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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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彭冰（1975—），男，汉族，安徽六安人，文学博士，单位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

（责任编辑：御夫）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课题“陈寅恪在穗二十年人文价值研究”（编号：2017GZYB78）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