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小刀

因为一次极为偶然的机会，我踏上了位于伦敦西北部的汉普斯泰德高地。前一刻刚陪老蒋一起从医院急诊室出来，惊魂未定;而这一刻站在国会山顶，被对于伦敦来说灿烂得有些“过分”的阳光一照，心情都和这一天的能见度一样变得相当好了。

几个月前我去剑桥游玩时曾在那里的艺术和考古博物馆——菲茨威廉博物馆中看到一幅名为《汉普斯泰德荒野》的油画，作于1821年，作者是19世纪英国风景画家约翰·康斯太勃尔，他在风景画上的地位几乎和同时期英国学院派画家透纳齐名，是一位浪漫主义画派的先驱。

菲茨威廉博物馆收录了不少康斯太勃尔的风景画作品，包括《温德米尔》《帕勒姆的水车》《东贝格特》《索尔兹伯里》等等，还有出自他笔下的少数人物肖像画。19世纪初期的英国处于风景画的黄金时期，作为引领这一风潮的典型人物，透纳热爱游历四方，而康斯太勃尔却对英国乡村的自然风景尤为钟情，其作品中描绘的几乎都是他生活过且非常熟悉的地方和场景。

《汉普斯泰德荒野》在我看来是菲茨威廉博物馆馆藏的康氏作品中比较吸睛的一幅。康斯太勃尔非常善于描绘天空、云层以及周围环境光线的变化，他甚至可以把大气的流动都细腻入微地表现出来。在《汉普斯泰德荒野》中，容纳了大堆白云的天空占据了画作超过一半的空间，处于绝对的主导位置，甚至有种极具戏剧性的崇高与壮阔感。太阳在画外，但那一刻它的光芒在颇具延伸感乃至生命力的蓬勃云团上留下了痕迹。在低矮云层的笼罩下，绵远的原野与其上几处起伏的丘陵颜色层次繁复，葱绿的草地和赭石色土坡交织，又因光影的影响反映出彩度和明度的各种微妙变化。

从整体看到细节，地面上躺着刚被倾倒的拖车，拉车的马匹呼哧喘息着原地踏步，衣着鲜艳明亮的农夫正往大雨后形成的水塘中填补砂石。定格这极富动感的一刻正是康斯太勃尔一个重要的作画意图，正如他在自己1829年的个人作品集《英国风景》的序文中所写：“……从飞逝的时光中撷取刹那间的一刻，再将刹那间的一刻化为永恒的实体”。在进一步发扬浪漫主义绘画色彩饱满鲜明、笔触丰富以及蕴含感情丰沛的特点之余，康斯太勃尔的众多作品中甚至流露出印象主义画派的端倪——客观描绘现实，真实呈现光影关系，与半个多世纪后的莫奈、雷诺阿和毕沙罗等一众印象主义画家所倡导的理念不谋而合。

以上“成果”是当时我在博物馆看画的观感及当场所做功课的集合，但彼时的我更多地只是被画作中荒野的诗意特质所感染，并没有对“汉普斯泰德”这个我还没去过的地方“节外生枝”出什么向往之情，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似乎已在不经意间与它建立了某种联系。

这时“镜头”可以很蒙太奇地从剑桥的《汉普斯泰德荒野》移到伦敦的汉普斯泰德，画布上的风景如今放大千万倍铺在我眼前，让我在隐约间得到了某种奇妙的共情体验：虽然康斯太勃尔笔下的汉普斯泰德映现的是特定时刻的风景，但他意欲通过画作展现的理念是不变的：作为“基本的感情构成部分”的天空所应具有的足以衡量一切的尺度、一种仿佛汉普斯泰德专属的天空的特质。

汉普斯泰德西斯公园是位于伦敦北部的一处开阔绿地，有山有湖，有树有草。在公园的东南角有一座“国会山”，名字里有“山”，其实它只是个海拔98米的土丘。或许你会带着某种调笑的心绪漫步至国会山顶，而在一览伦敦天际线的那个瞬间，你大概会换上惊喜的表情。那些你所熟知的地标性建筑：碎片大厦、金丝雀码头、状似鱼雷雪茄的瑞士再保险公司大楼——“小黄瓜”、圣保罗大教堂、伦敦眼，还有被周围建筑遮挡但依稀可见的议会大厦……秀丽的自然风光和著名大都市的城市风物都在你面前显现成一道影影绰绰的轮廓，那种无序但有致的距离感赋予了它们一种不属于自己的庄严。若你恰好读过梭罗的散文，你应该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他在《漫步瓦楚塞特山》里提到的“每个时刻都有一定的高度”。

在这座我生活了一年有余、时间不长不短的城市，我有幸在这个自然天成的珍贵视点收获了独特的“汉普斯泰德视角”，由它延伸的视野和我在碎片大厦33层的中餐厅“胡同”用餐时向窗外眺望的感觉有所不同，一边是“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尽收眼底的是奢华璀璨的伦敦城;而站在国会山顶可以看到的是城市和自然间的绝妙平衡——你走出了高楼大厦的包围、却并未远离城市，与此同时还能歆享大都市伦敦落成前的荒野意趣，一部分宽严得体，另一部分自由自在，催生了别样的活力。如果我暂且能够把自己称作半个“伦敦市民”的话，那么在汉普斯泰德西斯公园所看到的这些就是我这个市民所能获得的最高奖赏了。

“汉普斯泰德西斯”的名字直接音译自“HampsteadHeath”，“heath”一词尤指英国杂草和低矮灌木丛生的荒地。这片占地320公顷的大规模绿地早在千余年前的公元986年暨埃塞尔雷德二世时代就在当时的史籍上有所记载，直到今日，它仍以人工建造痕迹较少、是伦敦少有的自然景观著称。比起直译，我更喜欢称它为“汉普斯泰德荒野”。欣欣然闲步其上，感受着荒野自身所特有的原始而纯粹的时间体系，就连“散步”都成了一门高雅的艺术。

来到汉普斯泰德荒野，身体到此一游是自然的，可贵的是内心也形影相随，精神亦尾随而至。许是因为今天天气太好的缘故，来公园散心的人不少，人们的神态大多安然放松，在我看来汉普斯泰德之美颇具“功能性”：一个连绵不断的开阔自然空间足以把人们从都市藩篱中暂时解放出来，并且适当“抵消”长久生活于布局紧密的城市街道和房屋之中的困囿感——从而让眼里“盛得下”更多的光，所谓自由或许也是这么一种开放而猛烈的感觉。

在托马斯·哈代的《还乡记》里有这样一句话，行走于汉普斯泰德荒野之上，我同它产生了共鸣：“荒丘芜阜，四面环列，地上地下，周圍一切，都像天上的星辰一样，从史前到现在就丝毫未发生变化，而我们那种随着人间世事的变化而漂泊无着的感觉，面对无法压伏的新异而骚动不宁的心情，就能得到安定，有所寄托。”世事纷扰，遥远如尘，那些难以诉诸文字和言语的东西在自然生命体那剥离一切的朴质力量面前尘埃落定。

汉普斯泰德之大，只来一次自然是不够的，而在黄昏时分与肯伍德庄园的相遇，在为这一天的步行画上句号的同时，也成为了下一次旅途的楔子。肯伍德庄园在汉普斯泰德荒野的北侧，是一座典型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英国乡村别墅。米色外墙素净优雅，府邸内被改装成了博物馆和画廊，装潢精致。值得一提的是园外诸多“仿制”和人造的风景，比如一座实为风景画的“假桥”以及将自然风景与庄园完美分割的林间小路，两边整齐排列的树仿佛在引领参观者走向肯伍德庄园。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精雕细琢的人工感非但没有影响自然风景的整体性，反而与自然完美融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把风景异化成了“风景画”，兼具优美和崇高——这就要感谢活跃于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造园家胡弗莱·雷普顿了。当然，对英国18至19世纪兴起的“如画运动”及其对美学范畴扩充的讨论，至少在今天要暂时搁置一旁。

没有人愿意错过夕阳落下前的绝妙光影。层层光辉自远方的地平线开始向着人们站立的方向堆叠，它们柔和且尽情地洒在草地、树木和建筑上，而我们的身影也长长地铺在草地上。面向夕阳时，那仍然耀眼的光芒像一个亲和的、充满感激的拥抱;而背向夕阳时，那落在背上的温暖仿佛在和蔼地推着我们回家，于是我们近乎从善如流地往出口走去。这并不是不会再复现的独特景观，它发生在从过去到未来的无数个黄昏，使走到或停留在那里的人们感到兴奋和宽慰——这本身就是一种壮丽。

我和父母第二次来到汉普斯泰德，其中多了几分“朝圣”的意味。我们又一次走上国会山，不再考虑它的“绝对海拔”，看的是它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相对高度”。大概少有人会去挖掘它承担的独特“使命”，比如它作为一个意象，启发并催化了现代世界的诞生，同时引领现代世界跃升到了一个又一个文明高地以及数不过来的精神高地。

环视眼前的风景，在成荫绿树的掩映下一片红白相间的建筑若隐若现，于是我们走下舒缓的山坡，走过一个不大的湖，再不紧不慢地散散步，走进了汉普斯泰德小镇。和英格兰其他小镇一样，依伦敦北部丘陵地形而建的汉普斯泰德在街道布局上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如今汉普斯泰德小镇是伦敦的富人区，是高品质奢华生活的代名词，这既得益于它自古以来的宁静安逸和与热闹伦敦的若即若离，大概还有“名人效应”的加持——从拜伦到济慈，还有弗洛伊德、阿加莎·克里斯蒂与狄更斯等人，各个领域的名人大家似乎都对这个小镇情有独钟。

1932年2月27日，一个女婴出生在汉普斯泰德镇北部花园郊区的一个社交圈广泛、家境优渥的美国家庭，1939年春，在汉普斯泰德度过了一段快乐富足的童年时光的女孩和家人一同搬回了美国。她从影70年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驾驭得了冷若冰霜又歇斯底里的高贵尤物，也演繹得好令世人垂涎的艳俗荡妇，当然还有她最为人所知的角色——埃及艳后，而对其中“艳”字的诠释，在同年代的好莱坞女星中很难有人能望其项背。

我是最近才知道伊丽莎白·泰勒是“汉普斯泰德生人”的。而在这之前我只是时常沉醉于她过于理想化的美貌而已——这样极度女性化的容颜是真实存在的吗？泰勒最吸睛的莫过于她墨黑的弯眉和如同混入了紫色晕彩般、又好似莹蓝宇宙的深邃双眸;泰勒的嘴不大，但胜在丰润饱满;线条柔和的下颌与精致的颏部使得她窄小的瓜子脸更显玲珑，再配上她曲线感极强的标准沙漏型身材，不仅符合当时大众对好莱坞女演员的审美，更称得上西方古典女性美的代表，正应了亚里士多德对“美”的认识：“美是秩序、匀称与明确”。

我一直很喜欢泰勒，在得知她与汉普斯泰德的渊源之后，蓦地对泰勒和小镇都多生出几分亲切。虽然泰勒搬离汉普斯泰德之后就没再回来过，但她对田园风光的热爱早已从儿时起便根深蒂固，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泰勒在第七次婚姻时，对她当时的丈夫所拥有的弗吉尼亚庄园情有独钟。汉普斯泰德就像泰勒做过的一个美梦，里面有她童年时代的欢声笑语，无论她如何在尘世恣意沉浮，那个恬静的角落会永远安然无俦。

既然已经提到一众名人，就不用继续卖关子了。1850年，从德国流亡、辗转比利时、又被法国政府驱逐的卡尔·马克思携妻儿搬入小镇;1870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在城镇居民的名录中留下了姓名，为汉普斯泰德小镇吹来了一股“社会主义新风”——马克思在汉普斯泰德一住就是33年，“他乡”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故乡”。今天的汉普斯泰德还留有当年恩格斯几乎每天造访马克思家的路线——从摄政花园122号出门之后，恩格斯会沿着附近的铁路线穿过一片名叫“查克农场”的居民区，再走上二十分钟左右，就到马克思一家居住的梅特兰公园路41号了。

马克思一生中准备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的巨著《资本论》就诞生于这座小镇。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接手完成了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编撰。同时恩格斯个人也在此完成了最后一部阐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的故事早已为人耳熟能详，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他的家庭条件用“赤贫”形容并不为过，伴随经济和债务问题的还有其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损耗。描述性的文字，比如“吃饱饭都成了奢侈，因衣服放在当铺而无法体面地外出，四个孩子中的三个因贫病先后夭折”，并不能让人们还原背后的悲哀与艰难。

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父”的“永久产权居所”现在就在汉普斯泰德的海格特公墓东园，是伦敦最大的公墓之一。虽然我们买票进园后没看见什么人，但看着花岗岩纪念碑下堆放的花束，并不难想象参观者来此凭吊的景象。

当我写下这段关于2016年“寻访”马克思的文字的时候，已是两年后的2018年——恰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马克思的肖像悬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最显眼的中心位置，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在这里举行。而就在汉普斯泰德小镇，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仍然在欧洲徘徊。

从海格特公墓出来之后，我想起了另一个长眠于汉普斯泰德的人。他出生在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东贝格特的一个磨坊主家庭，最终与爱妻玛丽亚定居汉普斯泰德小镇并“永居”于汉普斯泰德的圣约翰教堂墓地。和他——约翰·康斯太勃尔画作的“一面之缘”奠定了我对汉普斯泰德的最初印象。初次汉普斯泰德之行结束后不久，我又在伦敦泰特美术馆偶然看到了康斯太勃尔另一幅关于汉普斯泰德的画作——《汉普斯泰德荒野的彩虹》，作于1836年，即他去世前一年。那时我已经知晓了康斯太勃尔大部分的人生经历：对名利他淡泊视之，对爱情他忠贞不渝;所以我看画时的所思所想自然和先前有所不同。康斯太勃尔的妻子因肺结核于1825年去世，自那以后康氏的作品如他自己所说那般改头换面，记录天空变幻莫测的笔触依旧细腻，蕴含的情感却完全不同，那刺破乌云悬挂在汉普斯泰德天幕之上的彩虹竟在壮美之余凭空生出一股悲意，而当我意识到这种没来由的悲切的那个瞬间，我忽然又莫名地想念起汉普斯泰德来了。

能被以“美”形容的事物在本质上总有共通的部分，以至于在形容其中一方的“美”时，完全可以用另一方的特质来表达。事实上美本身就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无法被过滤或提纯，而是一种心灵的体验，需要我们将其还原到各个情景当中。正如汉普斯泰德的瑰丽风光让我许多次联想到贝多芬的F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第一乐章和第五乐章基本以音乐语汇“还原”了我初到汉普斯泰德时的感受：从以不太快的快板表示初见自然风光的愉悦到用小快板诠释对大自然的感恩之情——而这部表达依恋自然的交响曲恰恰是贝多芬在完全失聪的状态下创造出的作品。

既然说到了“共通的美”，不如再多展开几句。“汉普斯泰德镇民”伊丽莎白·泰勒的美似乎蕴含着某种高高在上的永恒性。评论家常将她的美貌与古希腊雕塑《断臂的维纳斯》相提并论，诚然，她们都拥有均衡的黄金比例和圆润柔和的线条，美得独具神性，但泰勒的美中显然多加了许多世俗的成分，她肤浅拜金，任性亦执着地凭直觉去爱、去生活——这些“破绽”使她的美复杂化，却也拥有了更加致命的吸引力。泰勒让我想到古希腊神话中的神祇，她就是尼采笔下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结合体，时而克制清醒，时而热烈奔放，是游离于秩序和本能间的梦与醉。而不论马克思潦倒时的著作、康斯太勃尔刻画悲戚的名画，还是由贝多芬的绝望与渴望孕育出的交响曲，都颇有一股与世事和解而后升华出的悲剧美学的意味，他们从汉普斯泰德的土地上衍生而出，却又剥离开去，但对于荒野和自然来说，它们显然不仅仅因为美而存在，美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在很多时候，“美”或“完满”的感觉在极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那些严格来说并不怎么美好的东西——正因为这些东西的存在，美才得以实现。

我没有想到汉普斯泰德能让我写下这么多“计划外”的文字，但至少有一点我可以确定，汉普斯泰德荒野将是我每次踏上英格兰土地后的必去之处。最后我想借用并稍稍改动约翰·缪尔的一句贴切引言：“原本只是出去散一会儿步，最后却决定在外面等到日落，因为我发现往外走，其实也是往心里去。”——我刚抵达的风景，即是我梦中最后的荒野。

责任编辑 刘云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