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刚

麦金太尔早期深受马克思主义、基督教以及古典哲学三种思想的影响。彼得·麦克米勒（Peter McMylοr）明确指出，“基督教、马克思主义与古典哲学对麦金太尔影响甚大，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在其早期思想占有重要位置。”a参见 Peter McMylοr, Alasdair MacIntyre: Critic of Modernity, Lοndοn and New Yοrk: Rοutledge, 1994, p.1.马克·墨菲在其编著的《麦金太尔》一书中也表示，“麦金太尔早期研究阶段，马克思主义、基督教伦理与精神分析是其关注的三个理论焦点。”bMark C Murphy ed., Alasdair MacInty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的确，麦金太尔早期研究马克思主义，同时从基督教与古典哲学中吸取营养加以补充，从而形成其独具特色的研究风格和思想历程。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始，麦金太尔的研究发生转向，开始从事一项“单一性”研究，即复兴美德伦理，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相应地，基督教与古典哲学在其研究视域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被倚重程度也存在差别。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到麦金太尔前后时期在理论研究中的主线，对人自身关注这一议题从未改变。保罗·布莱克里奇论证指出，1995年再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表明麦金太尔对马克思主义“依旧青睐”，以及纵观来看能发现麦金太尔思想研究的“连续性”和“关联性”。针对这种前后阶段研究中的连续性，大卫·所罗门也认为，“麦金太尔的伦理思想内的连续性比其中的改变更为重要”。c[美]大卫·所罗门：《麦金太尔与当代道德哲学》， [美]马克·C·墨菲编：《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胡传顺、郭沙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2页。言外之意，麦金太尔的基本立场和批判维度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尽管在不同阶段，他关注与切入的“视角稍微有些变化”。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基督教以及古典哲学依然在其晚期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只不过被倚重程度与研究范式已有变化。

一、基督教：麦金太尔理论批判的重要来源

基督教思想始终是麦金太尔进行学术研究与理论阐述的重要来源，其首部专著《马克思主义：一种解释》就是从基督教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调和的解释路径，形成“基督教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而且，麦金太尔也曾自我定位，“早期是一名基督徒同时又是一名真正的、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者。”aAlasdair MacIntyre, Marxiam and Christianity, Lοndοn: Gerald Duckwοrth & Cο.Ltd, 1969, p.xv.即便到了晚期，麦金太尔明确提出走向亚里士多德的方向，从古典哲学中吸取理论营养，但是，此时的麦金太尔依然将基督教作为回归传统、借鉴古典哲学的重要理论支撑。

麦金太尔早期尤其钟情基督教，认为它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相通之处，即对人性救赎的理解与阐释，并明确将基督教作为理论批判和人性解读的重要资源。b参见张永刚：《麦金太尔早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批判与建构》，《现代哲学》2015年第5期。一方面，作为基督徒的麦金太尔，对基督教中关于人之救赎理论的理解有较深刻的理解，这是他学术研究之初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他早期注重对人的行为、意识与道德等问题的关注路径同样求助于基督教，基督教思想中的人道主义意蕴成为他最感兴趣、也是激发他思考现实问题的资源。由此可见，基督教对麦金太尔的学术开启，甚至在早期较长一段时期中，都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麦金太尔依然坚持从基督教伦理中吸取营养，同时认为基督教是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966年，《伦理学简史》是麦金太尔对前期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总结，当然也算是研究转折点，该书观点在当时学界称得上是“空谷足音”，反主流的风格特质引起学界不小的轰动。书中明确指出，中世纪基督教伦理是亚里士多德德性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含托马斯·阿奎那在内的许多基督教徒，都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在论及基督教对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的承袭方面，他亦指出，“阿奎那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更为有趣，因为它并不想摆脱这个世界和欲望的陷阱，而是想为了道德的目的改变欲望的性质。”c[美]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65页。其后，麦金太尔逐渐与马克思主义疏远，并将研究重心置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中去，但是对基督教的浓厚兴趣一直保持了下来。简而言之，在早期阶段，麦金太尔认为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是相通的，人性思想与价值观点方面具有一致性；而到了中晚期，他认为基督教实际上也是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的组成部分，其基本立场、核心观点以及研究范式都属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范畴，也就暗喻了基督教在早晚不同时期研究中的变化性。

当然，麦金太尔也对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对比分析，不过这些对比都建立于两者的相同之处。具体表现在：其一，思辨概念变成了“上帝的洞见”，都是人类欲求的目的和满足；其二，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在具体的德目内容上有所改变，增加了信仰、希望和慈爱三种具体德性；其三，目的的概念和德性的概念，都被放在一种律法的框架中来解释。在进一步的分析中，麦金太尔指出，“亚里士多德与阿奎那的关键的不同，在于他们分析时把握描写和叙述的要素关系上。亚里士多德描述了有关政治体的一些德性，把它们看作是人性本身的规范；阿奎那描述了人性本身的准则，并且希望在具体社会的人类生活中找到这些准则的例证。”d[美]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第166页。在对基督教德性内容的介绍中，麦金太尔将基督教的德目与亚里士多德的德目进行对比，确证两者在内容上的差别。《新约》不仅增加了亚里士多德德目不包含的“信、望、爱”等具体德性，还将“谦卑”列为了重要的德性；在对具体德性的排列次序上，亚里士多德德目中最重要的“智慧”被基督教德性中的“爱德”所取代。一言以蔽之，晚期的麦金太尔站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立场来探究基督教思想。他坚持认为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是一种浓厚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在“逻辑和概念结构上完全一致”，e[美]麦金太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34页。在此基础上，得出美德是一种导致人之目的得以实现的品质。

细究来看，麦金太尔晚期针对基督教伦理的观念态度与研究范式也发生了一些细节变化。早期阶段，基督教是麦金太尔思想启蒙与理论阐述的出发点，他不仅有作为基督教徒的身份，更重要的是基督教伦理是其学术研究的起点。而到了晚期阶段，麦金太尔依然将基督教伦理作为回溯历史、展开思考的重要资源，认为基督教作为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传统，是亚里士多德德性思想的组成部分与有力补充，很明显，晚期的麦金太尔从传承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立场对基督教伦理进行阐释。无论是阿奎那之于基督教，还是迈蒙尼德之于犹太教，抑或是伊本·罗什德之于伊斯兰教，有神论的框架都需要尊重古典伦理学的实质问题。之后，麦金太尔进一步巩固了该立场，“处于中世纪阶段的伦理，在很大意义上属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而不仅仅维持基督教的立场。”a[美]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228页。麦金太尔在对基督教保持浓烈兴趣的同时，始终也持有些许担忧，早期他关注基督教之时就有表现，“出于对基督教一些基础性质疑，麦金太尔对基督教同时保持一定距离。”bThοmas D. D’Andrea, Tradition, Rationality, and Virtue:The Thought of Alasdair MacIntyre,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6, p.xvi.或许这也是造成麦金太尔早期对象多元性的原因之一，从马克思主义、基督教、古典哲学、弗洛伊德心理学等多种思想中吸取思想，甚至其后发生转向。晚期的麦金太尔，对基督教更加是从道德角度，进一步说是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立场来理解与界定，其研究视角与阐释维度显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基督教仅充当了其美德伦理研究的一个补充资源而已。

二、马克思主义：贯穿麦金太尔思想研究的始终

麦金太尔晚期转向美德伦理，除了与当时整个国际背景有关之外，更重要的是源自他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不满与思考。他认为彼时的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合理的道德基础，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都出现弊端，从而陷入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境之中，“马克思主义本身所患的严重且危险的道德贫困症，既是因为它背离了自由主义，同样又是因为它承继了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c[美]麦金太尔：《追寻美德》，序言第2页。有学者在分析麦金太尔研究转向的原因时，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隐含着自由主义的元素以及当时国际政治环境促使麦金太尔远离马克思主义。”d张言亮：《试论马克思对麦金太尔美德伦理学的影响》，《道德与文明》2012年第3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条未行之路》一文中，麦金太尔为解决上述困境提供了明确路径，即我们应该使用亚里士多德主义道德哲学来解读和补充马克思主义，支持并发展马克思反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论点。很明显，麦金太尔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过程中，发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偏离”，以及对道德理论的抛弃，在试图从人道主义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立场发展马克思主义，无果之后与其背离。

尽管如此，麦金太尔在晚期仍然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理解与批判现代社会的最为丰富的思想资源之一”，“能够从中再次学有所益”，eA. MacIntyre, After Virtue, third editiοn, Nοtre Dame: University οf Nοtre Dame Press, 2007, p.30.以不断丰富自身的理论，并解决社会现实中的难题。在《追寻美德》第3版的序言中，麦金太尔多次表达了自己从马克思主义中一再受益的感受，“我过去和现在一直深深受益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文化秩序的批判，受益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批判的延续。”fA. MacIntyre, After Virtue, third editiοn, Nοtre Dame: University οf Nοtre Dame Press, 2007, p.16.显然，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经历对麦金太尔影响甚大，为其晚期的道德研究转向奠定了基础，“如果早期的成果是提出了重要的问题，那么其后的他则是不停在追求完善的答案。”gKelvin Knight ed., The MacIntyre Reader, Nοtre Dame: University οf Nοtre Dame Press, 1998, p.1.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麦金太尔的学术研究影响甚远，在与马克思主义疏远的晚期，麦金太尔都一再从马克思主义中获益，并深刻影响了其晚期的美德伦理思想。最为明显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从内容层面来看，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直接影响了麦金太尔的“美德思想”。人所共知，实践是麦金太尔理解与建构美德概念的重要组成，在他看来，实践是一种社会性、获得性的协作性人类活动形式。它必须具有内在的可继承性，任何实践活动都不可能脱离社会关系。人们进行实践性活动，同时也在追求优秀标准与卓越功能，从而获得实践活动的“内在善”。a宋继杰在《追寻美德》2011年版中将之前的“内在善”全部改译为“内在利益”，实际上，这里善与利益两种不同的翻译都来自gοοd，与亚里士多德指的善意思相同。进而言之，麦金太尔的美德概念与实践、内在善以及传统密不可分，互为支撑，而这一点，显然具有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意蕴，麦金太尔的美德概念受到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影响。从内容构成上，两者都强调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承认实践与道德之间的关联性，且都居于各自思想体系的核心位置。对此，有学者指出，“（麦金太尔）道德合理性的根基并不在于抽象的人性概念中，而是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制度结构中。在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中，人们在每一个给定的位置上都分有‘美德’，这样的看法与马克思的论断何其相似。”b曲红梅：《马克思主义、道德和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93页。在针对更深层次的关于人性与道德关系的论述层面，美国学者R. G.佩弗也认为，“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对于人性有着相似的看法，他们都认为人性是一系列能力，其实现使人能恰当地发挥其功能，并因此构成了人的幸福和繁荣。”c[美] R. G.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10页。两者的区别在于，麦金太尔更多的是从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的层面理解实践，其概念的指向主要是人们从事实现内在的善的道德行为；而马克思的实践是从现实与历史的双重层面强调生产活动，将手段性活动和目的性活动、内在善和外在善有机统一起来。

对此，保罗·布莱克里奇也多次强调，麦金太尔晚期针对现代道德危机提出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替代性方案明显承继了马克思的思路。质言之，麦金太尔对实践概念的释读可理解为是对马克思工人阶级运动理论中“伦理空场”的弥补，这不仅支撑了他批判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美德理论思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其人性理论，同时实践概念还帮助麦金太尔有效抵制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极端消极思想”和萨特存在主义道德相对论的影响。当然也必须承认，麦金太尔的实践概念并不能完全胜任他成熟作品中所需要承担的全部任务。对此，保罗·布莱克里奇给予中肯评论，“麦金太尔提到的以美德对抗资本主义的共同体例子给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带来问题，但也可能以马克思的方式解决他伦理理论中存在的相对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矛盾问题。”d[英]保罗·布拉克莱奇：《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反资本主义》，王今一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1期。诚然，麦金太尔将美德概念注入实践哲学的思维范式，消除了西方分析哲学将道德逻辑化和主观化的弊端，扭转了元伦理学因过于重视道德分析以致将伦理学变成学院式空谈的格局，从而使伦理学的研究重新回归到现实生活中，使美德概念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实践之中。

第二，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影响了麦金太尔道德哲学的构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关注现实的人，凸显实践维度，并将道德理论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而且马克思注重从历史的角度关注道德与道德哲学史，区别于康德与黑格尔的道德哲学，从而形成有别以往的道德理论，这些恰好从方法论意义上影响了麦金太尔晚期的美德伦理思想。麦金太尔在建构美德伦理思想之初就指出，“目前吸引了学院哲学家们特别关注的某些问题的根源，与占据我们日常的社会生活、实践生活核心问题的根源是同一的。”e[美]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46页。道德哲学离不开其生成土壤与历史传统，如果脱离开来，道德哲学不过成为外在的规范和单薄的规则，无法展现丰厚圆润的思想意蕴。所以每个时代与每个社会的道德哲学，都必须与其所处的具体时代和社会环境结合起来。因此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对麦金太尔历史主义观点有直接影响，继而关联其美德伦理思想。

麦金太尔早期研究马克思主义，在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理解人性，建构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晚期的麦金太尔依然延续了上述主题，在对现代道德困境的批判中，其核心问题依然是关于人性基础上内在善、实践、道德标准等问题，最终认为只有回到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以“内在善”的美德伦理作为现代道德困境的出路，才能避免规则对德性的简单替代。总而言之，马克思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道德理论，历史主义的方法与“现实的人”的双重维度，不仅是麦金太尔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构的重要参考，而且影响了其晚期美德伦理思想的阐释。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马克思主义贯穿麦金太尔研究始终的观点不无道理。

三、古典哲学：作为麦金太尔解决问题的可行路径

高国希教授说过，“伦理学繁荣的条件是多方面的，它是道德研究内部因素和社会历史客观因素整合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从现实社会道德实践中反思问题出发，从传统遗产的精华承续中吸取应有的营养，还要向同时代的域外研究成果借鉴。”a高国希：《走出伦理困境——麦金太尔道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页。可以说，麦金太尔在其学术研究中尤其注重如此，传统古典哲学是其开展学术研究与形成自身思想的独特路径，在关注现实的同时不断吸取传统哲学中的有益思想，丰富和推进自身理论的完善。每一种现代思想的生长都根植于一定的传统之中，任何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个不断回归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古典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一切道德哲学研究和道德概念重构不可或缺的参照”。b曲红梅：《马克思主义、道德和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44页。麦金太尔亦是如此，通过对古典哲学的发掘和探寻，建构起自身道德哲学的可靠基础。

麦金太尔始终对古典哲学表现出强烈偏爱，无论是从研究路径还是研究目的层面都很明显。从学生时代起，麦金太尔就开始研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并深受古典思想的影响。早期麦金太尔主张以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不足与困境，只不过，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并不是麦金太尔解决道德困境的唯一理论支撑，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充当了其早期解决理论困境众多理论资源中的一个路径方式而已，所以，此时的他并没有详尽阐释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思想。晚期，麦金太尔提出复兴美德伦理的主张，选择了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从而完全站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立场之上。他详细阐述古典传统、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思想，以及追溯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与发展脉络，从中吸取思想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美德伦理理论。

至此，麦金太尔已经完全确立了其学术研究的主题与方向，以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立场来对古典哲学进行系统释读，这点从其晚期的主要代表著作中即可发现。《追寻美德》首先对现代思想弊病提出了一种诊断，指出情感主义与规则主义的弊端，在此基础上，论证了何以选择以及如何重塑亚里士多德主义。让·波特从现代性弊病的角度来评价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统一的道德架构，而要完善这个架构，对所有相连性的道德加以论述都是十分必要的。相反，我们现在具备的却只是来自早期论述中的碎片化的东西，当这些碎片同历史背景相分离之后，其实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意义。”c[美]让·波特：《麦金太尔近期研究中的传统》，马克·C·墨菲编：《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第46页。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一书中，麦金太尔将合理性作为传统赋予与生成的理论向度，进而补充其美德伦理思想，一方面，他提供了启蒙基础主义所无法维持的另一种选择，另一方面，它是相对主义和视角主义的后现代版本。《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样式：百科全书派、谱系学和传统》是对此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达他对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传统宗教的关注，因为它超越了其他两种对立的传统。在后来出版的《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一书中，麦金太尔也以不同于传统方式的论述，从亚里士多德生物学形而上学理论的基础出发，对人的德性提出了不同以往的理论。可以说，麦金太尔对《追寻美德》系列思想的进一步阐释，复归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的传统，“对传统的参与扮演着一种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式的生物学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它把一种更广泛的目的和意义赋予了统一个人生活的那种叙述。”d[美]让·波特：《麦金太尔近期研究中的传统》，马克·C·墨菲编：《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第44页。

在对古典哲学的详细阐述中，麦金太尔在批判的基础上采取了对比的方式推而言之。最为明显的一个变化是，麦金太尔早期与晚期研究中的对比角色和维度发生了变化。麦金太尔在对西方思想史回溯之中，由早期在康德与亚里士多德之间进行比较，转变为后期在尼采和亚里士多德之间进行选择。之所以发生这些变化，与麦金太尔学术研究的目的发生变化有关。如果说，早期的麦金太尔将其伦理基础集中在欲望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论述之中，对道德规则的批判的确是他进行人性阐述的重要内容，那么，“麦金太尔所做的全部努力旨在解决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他的研究任务不再仅是对伦理学固执于建立普遍规范的单边性的矫正，而且是试图通过对传统伦理学的历史重建，揭示伦理的本真意义。”a于此，晚期的麦金太尔试图重建美德伦理，他在阐述西方古典哲学时，就不仅仅是从道德规则这个角度来进行了。

早期在对人性思想进行阐述之时，麦金太尔主要是针对的人性（欲望）与道德规则分离的严重现象展开的。在他看来，这种分离现象在康德的伦理学中最具代表性，康德的伦理学是造成现代道德哲学困境的主要原因。要表达这一观点，麦金太尔是在肯定西方古典哲学，批判由于现代西方伦理学对古典哲学的背离，导致道德哲学陷入困境作为例证而展开的。随着晚期麦金太尔学术研究的深入以及对美德伦理的逐步建构，他进行对比的对象也在发生着变化。麦金太尔晚期建构美德伦理的时候，情感主义是其主要批判的矛头，尼采也对现代道德哲学充满质疑，于是也成为麦金太尔道德哲学批判的对象。在此基础上，麦金太尔继续探索解决现代道德哲学的困境，回归古典哲学成为他走出现代道德哲学牢笼的可行路径。

必须承认，麦金太尔对古典哲学过于偏爱。在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麦金太尔注重从基督教与古典哲学里吸收营养进行补充，晚期则偏离马克思主义，走向主要倚重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的研究方向，从后者思想中吸收营养，为现代社会道德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可靠路径，从而奠定了其道德哲学的基点。一言以蔽之，我们既从麦金太尔研究方向的变化中看到其不变的主题，又从其不变的主题研究中看到其诸多的变化。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基督教还是古典哲学，之所以能成为麦金太尔的研究资源，必定是因为它们契合了麦金太尔不变研究主题的思路，并提供了思想来源与建构路径。进一步说，这三种思想本身就存在某些研究点的相通之处，并互为影响、相互关联，从而共同构筑了麦金太尔的道德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