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如

梁启超说：“吾侪当未能得有绝对反证以前，亦不敢武断某篇之必为伪”。a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51页。因此，在这里的研究中，《韩非子》55篇中去掉大家公认不是韩非所作的《初见秦》篇和《存韩》篇的后半部分，还有53篇和《存韩》篇的前半部分，都可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先秦诸子大致有两条路线：一条从哲学系出发，研究书中的哲学体系、思想结构，甚至与西方哲学相比较；一条从中文系出发，研究书中的训诂、校勘、辨伪、文学、文物制度及语言，包括书的版本、流传等。b郑良树：《韩非之著述及其思想》，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3年，第VII页。以往研究韩非就是这样一些模式。从研究韩非的哲学体系、思想内容看，人们更专注于其内容，对其思维方式、推演方法虽有论及，但缺乏深究。实际上，一种哲学思想的思维方式、推演方法影响着其内容的正确性、生命力。韩非不仅是法家集大成者，而且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派学说的总结者，其政治哲学是“以‘道’为体，以法、术、势为用”的现实主义的 “理智的政治”。c林存光：《韩非的政治学说述评》，《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1期。韩非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推演方法有其显著的特点。

一、面向真实：韩非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

一个并非天然而让所有人心悦诚服的理论、观点，要让所有人心悦诚服地赞许、认同，必须是从基本的事实或大众的共识，或不证自明的道理，或已经证成的理论观点出发，遵循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和人的思维规律，通过严密的演绎论证或推演得出的。也就是说，一个能够说服别人的理论、观点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前提真实，二是遵循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和人的思维规律，即推演形式有效。韩非政治哲学的理论推演过程中，理论前提力求面向真实。此中“真实”包含四个方面内容：一是事实，二是共识，三是不证自明的道理，四是已经证成的观点。

首先，韩非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力求面向真实，体现在韩非构建其政治哲学理论过程中，通过一系列事实——史实来阐述他的基本理论观点。在《韩非子》53篇半中，除了极少数篇章没有征引历史，绝大多数篇章征引了史实，甚至是大量征引了史实。初步统计，《难言》《饰邪》《喻老》《说林上下》《内外储说》《难一》《难二》《难三》《难四》《难势》《说疑》《五蠹》《显学》等18篇，每篇征引史实都在20则以上。《说林上下》全篇都记载一件一件历史的始末。《说疑》全篇2643字，征引史实多达88节。《难言》短短617字，征引史实25节，出现的历史人物29人之多。韩非通过一系列事实——史实来阐述他的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观点，使他的政治哲学理论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进而使他的政治哲学理论有较强的可接受性。

其次，韩非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力求面向真实，体现在韩非构建其政治哲学理论过程中，许多时候运用共识作为前提。韩非先用事实说明，存在一些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共识。“孔子相卫，弟子子皋为狱吏，刖人足，所跀者守门。人有恶孔子于卫君者，曰：‘尼欲作乱。’卫君欲执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从出门，跀危引之而逃之门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皋问跀危曰：‘吾不能亏主之法令而亲跀子之足，是子报仇之时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于子？’跀危曰：‘吾断足也，固吾罪当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狱治臣也，公倾侧法令，先后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狱决罪定，公憱然不悦，形于颜色，臣见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悦而德公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在这里，韩非清楚明白地告诉人们，子皋作为法官，别无选择地对跀危的违法行为做出了“刖足”的判罚，跀危作为被审判者，对子皋做出的判罚心悦诚服地接受，他们之间有一种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以罪受诛’理所当然”。就连相互对立的法官与罪犯都把“以罪受诛”作为基本共识，其他不同阶层的人把“以罪受诛”作为基本共识就更不在话下了。“以罪受诛，人不怨上，跀危坐子皋。以功受赏，臣不德君，翟璜操右契而乘轩。”（《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在这里韩非从“以罪受诛”和“以功受赏”这些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共识出发，展开他的政治哲学论证。韩非用社会各个阶层普遍接受的基本共识作为构建其政治哲学的重要前提，使他的政治哲学理论的合理性有一定程度的保障。

再次，韩非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力求面向真实，体现在韩非构建其政治哲学理论过程中，很多时候运用不证自明的道理或众所周知的道理作为前提。韩非在《八经》篇中指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要想把天下治理好，就必须依据人之常情、常理，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作为演绎论证或推演的前提，应该是比较可靠的。韩非在《八经》篇中还指出：“力不敌众，智不尽物”。一个人的力量不敌众人的力量，一个人的智慧不能了解所有事物，无论何时代、何阶层的人均无法否认这个道理，把它作为演绎论证或推演的前提，毫无疑问是可靠的。韩非在《扬权》篇中指出：“天有大命，人有大命”。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法则，人类社会也有自己的规律、法则，这说的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规律的客观性，这无需证明，把它作为演绎论证或推演的前提，可靠性无疑是有保障的。 韩非在《观行》篇中指出：“天下有信数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举，三曰强有所不能胜”。天下有三种必然的道理：一是智慧再高的人，也有办不成的事；二是力量再大的人，也有举不起来的东西；三是实力再强大的人，也有打不赢的对手。把天下必然的道理作为演绎论证或推演的前提，可靠性是足够的。韩非运用大量诸如此类的不证自明的道理或众所周知的道理，作为演绎论证或推演的前提，使他的政治哲学理论有很强的说服力。

第四，韩非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力求面向真实，体现在韩非构建其政治哲学理论过程中，许多时候运用已经证成的思想观点作为前提。在韩非的理论中，通过严密的推演论证得出的结论即已经证成的观点，作为新的论证前提，是随处可见的。韩非在《五蠹》篇中指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意思是说，时代不同了，社会情况也就跟着变化。面对的社会情况变化了，采取的措施就要跟着变化，才能够有效解决问题。这是韩非社会历史观最重要的观点，也是韩非进行政治哲学理论演绎论证的重要前提。在韩非看来，“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不属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实实在在的事实，也不是一种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共识，更不是不证自明的道理或众所周知的道理。因此，韩非把“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作为演绎论证过程中的重要前提之前，先进行了严密的论证：“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韩非运用大量诸如此类的已经证成的思想观点，作为演绎论证或推演的前提，使他的政治哲学理论有很强的感染力，既避免了让人厌恶的自话自说、强词夺理的做法，又比较实在地保证了其理论前提的真实性。

二、逻辑推理：韩非政治哲学的推演方法

韩非在论证其政治哲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过程中，不但力图从他认为真的前提出发，而且大量运用了形式逻辑的有效推理形式去推演和论证其政治哲学的理论观点。

第一，韩非政治哲学观点的推演和论证过程运用了大量的演绎推理。演绎推理的思维进程是从一般性的前提出发，推导出特殊性结论。演绎推理是形式逻辑中最为有效的推理形式，韩非在论证其政治哲学观点时，大量运用了各种有效的演绎推理形式，下面试列举几个典型例证。

韩非在《定法》篇中指出：“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这里韩非实际上是使用了一个三段论的省略式进行论证。把三段论省略式恢复成完整的三段论就是：大前提——“奉法者强则国强”（《韩非子•有度》），小前提——公孙鞅之治秦国是奉法者强；结论——公孙鞅之治秦国国强。前文所述的子皋与跀危的故事中，韩非其实也使用了三段论进行推演与论证，这个三段论就是：大前提——所有的A犯罪行为是必须受到“刖足”刑罚的，小前提——跀危的行为是A犯罪行为；结论——跀危的行为是必须受到“刖足”刑罚的。上述两个三段论都是中项在大前提中是主项、在小前提中是谓项的第一格的三段论，形式为：大前提——所有M都是P，小前提——S是M，结论——S是P。这是有效的三段论。韩非政治哲学的推演和论证中，通过运用三段论有效形式，增强了其理论的说服力、感染力、可信度。

韩非在《扬权》篇中指出：“圣人之道，去智去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国危亡。”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要连续不断做成事，那么必须遵守道而抛弃小聪明、抛弃使诈及投机取巧。如果不遵守道而耍小聪明、使诈投机取巧，那么即使一时能够达到某些目的也难于长久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普通民众不遵守道而耍小聪明、使诈投机取巧，那么自身就会经常遭受祸殃；如果身居高位的人不遵守道而耍小聪明、使诈投机取巧，那么他领导的组织就会危险甚至灭亡。这里韩非实际上是使用了充分条件假言推理进行论证，其推理形式是：如果P，那么Q；并且非Q；所以非P。这是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式，是形式逻辑中一种有效的推理形式。韩非政治哲学的推演和论证中，通过运用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有效推理形式，增强了其理论的严密性。

韩非在《有度》篇中指出：“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仅凭声誉来选拔人才，那么臣下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面互相勾结；如果凭朋党关系来推举官吏，那么臣民就会致力于互相勾结而不在合乎法律的规定内凭功劳求得任用。这是省略了小前提和结论的假言选言推理。省略了的小前提是“或者以誉进能，或者以党举官”；省略了的结论是“或者臣离上而下比周，或者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这里韩非实际上是使用了假言选言推理进行论证，其推理形式是：如果P，那么R；如果Q，那么S；并且或者P，或者Q；所以或者R，或者S。这是假言选言推理的复杂构成式，是形式逻辑中演绎推理的一种有效形式。韩非政治哲学的推演和论证中，通过运用假言选言推理的有效推理形式，推出并进而证明某些原则、政策、措施、观点。

第二，韩非政治哲学观点的推演过程运用了不少归纳推理。归纳推理的思维进程是从特殊性的前提出发，推导出一般性结论。其形式是：S1是P，S2是P，S3是P，S4是P……所以，所有S是P。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工具论》的基本内容是三段论为主的演绎推理，还没有归纳推理这方面的内容。培根认为，演绎法脱离经验，从概念到概念，不能给人们扩大和提供新的知识，只能引起无聊的争论，只能用归纳法来取而代之：“现在所使用的逻辑，与其说是帮助着追求真理，毋宁说是帮助着把建筑在流行概念上面的许多错误固定下来并巩固起来……三段论式为命题所组成，命题为字所组成，而字则是概念的符号。所以假如概念本身（这是这事情的根子）是混乱的以及是过于草率地从事实抽出来的，那么其上层建筑物就不可能坚固。所以我们的唯一希望乃在一个真正的归纳法”。a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11页。培根的逻辑学著作《新工具》被大众公认为全面而详细地分析、论述了归纳推理，为归纳逻辑奠定了基础。实际上，比培根早1700多年的韩非，在论证其政治哲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过程中，已经运用了不少归纳推理去推演和论证其政治哲学的理论观点。韩非在《饰邪》篇中写道：“恃诸侯者危其国。曹恃齐而不听宋，齐攻荆而宋灭曹。邢恃吴而不听齐，越伐吴而齐灭邢。许恃荆而不听魏，荆攻宋而魏灭许。郑恃魏而不听韩，魏攻荆而韩灭郑”。这里韩非用了四个历史事例：“曹恃齐，宋灭曹”；“邢恃吴，齐灭邢”；“许恃荆，魏灭许”；“郑恃魏，韩灭郑”。归纳出一般性结论：“恃诸侯者危其国”。这是十分明显的用两个以上同类的事例为前提，归纳出一般性原理来的类同法的归纳推理。韩非在《功名》篇中写道：“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这里韩非用了相反的两个例子：“桀为天子,能制天下”；“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归纳出一般性的结论：有势能治天下，无势不能治天下。十分明显地用两个相互矛盾的事例为前提，得出相矛盾的结果，这是差异法归纳推理。

第三，韩非政治哲学观点的推演过程运用了一些类比推理。类比推理的思维进程是从特殊性（个别性）的前提出发，推导出特殊性（个别性）结论。其推理形式是：A有性质a、b、c,并且B有性质a、b；所以，B可能也有性质c。韩非在论证其政治哲学观点时，运用了不少类比推理，下面试列举几个典型例证。韩非在《二柄》篇中写道：“田常徒用德而简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故今世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则是世主之危甚于简公、宋君也”。这里韩非用“田常先用德而后弑简公”，“子罕先用刑而后劫宋君”的历史故事推演出“今世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则世主必危”的结论。这实际上包含两个类比推理，其一是：田常徒用德而简公弑，今世为人臣者用德，所以，今世君主的危险如简公；其二是：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今世为人臣者用刑，所以，今世君主的危险如宋君。韩非在《定法》篇中写道：“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这里韩非对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与应侯攻韩八年进行了过程和结果的类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法与术的重要性及法与术并用的必要性。

韩非政治理论的论证一方面十分注重理论前提力求面向真实，另一方面大量运用了理性思维的工具——形式逻辑的推理形式。这些表明，韩非试图运用客观理性的方式构建其政治哲学理论体系。韩非试图运用理性思维方式构建理论体系，还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思想内容方面。如韩非在《扬权》篇中指出：“圣人之道，去智去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在韩非看来，要不断把事情办好，就不能够耍小聪明、不能够投机取巧，而应该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遵从理性，服从规律。

三、韩非政治哲学的方法论意义

在政治发展生态循环体系中，可以把所有政治主体归结为三个部分：建构社会秩序的主导者，主要包括政治制度的设计、安排、执行者；人类社会秩序的被动接受者，主要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地位不高的普通公众；对现实社会秩序的挑战者，包括主权国家内部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用心险恶的利益主体、国际竞争对手及其在国内的代言人。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随着科技、文化、教育的高度发展，个体的政治、经济、文化主体意识充分被释放出来，少数社会精英操控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运行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这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设计、安排、执行的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韩非政治哲学力求前提“面向真实”，以及大量使用理性工具——逻辑推理进行推演论证的特点，在推动政治哲学完成其使命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有利于保障政治制度的设计、安排、执行不断趋向合理。政治生态良性循环，首先需要政治制度的设计、安排、执行不断趋向合理，使各个层面的利益主体很难提出合理的反对意见。这一方面要求政治制度的设计、安排、执行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要求政治制度的设计、安排、执行者掌握实现政治制度的设计、安排、执行不断趋向合理的方法。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会促使他们形成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理想，并为实现合理的社会理想尽力把政治制度设计好、安排好、执行好。而掌握有效的方法是保证他们良好的动机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政治业绩的关键。例如，有人想画一个圆，无论怎样画，画出的圆都是相对的圆，但是手中有圆规并掌握了使用圆规画圆的方法，总比徒手画出来的圆更加接近绝对的圆。在政治制度的设计、安排、执行等环节中，韩非政治哲学推演方法中的“面向真实”和严密的逻辑推演，正如画圆的圆规及使用圆规的方法，能够保障政治制度的设计、安排、执行尽可能不断趋向合理和客观公正。具体来说，在政治制度的设计、安排、执行各个环节中，政治制度的设计、安排、执行者如果能够“面向真实”，广泛了解当时社会的各种实际情况、当时社会的基本共识，从实际情况、基本共识及不证自明的道理、已经证成的观点出发，坚持符合人的思维规律及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分析论证方法，那么，他们就不会为了追求自身阶层利益最大化进行制度设计、安排，进行制度执行，而会充分考虑社会各阶层的各种合理的利益诉求进行制度设计、安排，进行制度执行，从而使政治制度的设计、安排不断趋向合理完善，政治制度的执行更加客观公正。

第二，有利于推动合理的政治制度设计、安排、执行被公众广泛地理解和接受。政治生态良性循环，除了需要政治制度的设计、安排、执行不断趋向合理，还需要合理的政治制度设计、安排、执行能够被公众广泛地理解和接受。时下的实际情况是，不少公众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或自身所处阶层利益的最大化，对合理的政治制度设计、安排、执行持一种不理解、不接受的态度，并提出各种不合理的反对意见，从而导致合理的政治制度设计、安排、执行无法产生预期的良好效果，能够让每一个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最大化的、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社会难于形成。在合理的政治制度设计、安排、执行不断被公众广泛理解和接受的过程中，如果社会各阶层的公众能够吸收、借鉴韩非政治哲学推演方法中的“面向真实”和严密的逻辑推演的方法，充分了解社会的客观实际情况、社会的基本共识，从实际情况、基本共识、不证自明的道理、已经证成的观点出发，坚持符合人的思维规律及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去思考，那么就能够一定程度消除偏激情绪、消除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或自身所处阶层的利益最大化，就会充分认识到合理的政治制度设计、安排、执行在有效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方面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从而充分理解和接受合理的政治制度设计、安排、执行。当然，政治制度设计、安排、执行的不断完善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如果能够吸收、借鉴韩非政治哲学推演方法中的“面向真实”和严密的逻辑推演的方法，那么，就可能提出一些可行的完善制度设计、安排、执行的建议，比较容易被政治制度设计、安排、执行集团接受、吸收，从而使公众在制度设计、安排、执行方面为社会建设、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