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希才

内容提要：冷战后，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系统，文明主要有自我利益需求、认知双重性、功能性等三方面基本属性，且有构建文明共同体的有利条件出现。但在耶路撒冷问题这一国际热点中，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三大文明的角力将现实文明的基本属性无限放大；文明影响力的扩展、生存空间的争夺、伦理标准的异化执行等又成为构建文明共同体需要解决的难题。未来构建文明共同体，需要在不谋求改变文明个性的基础上，努力扩大共性，从弱势文明共同体向强势文明共同体逐步迈进。

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当代的国际政治“应当基于全世界不同宗教与文明间的深刻冲突来理解”。这种视角虽不具备普遍性，尤其不适用于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国际关系，但对全面分析、理解全球政治的历史沿革和发展影响提供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渠道，对于诠释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文明之间的关系也的确能够击中要害。

2017年12月，美国政府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此后更把驻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大使馆搬迁至耶路撒冷。作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圣城的耶路撒冷再度成为国际外交的漩涡，相关议题成为近期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耶路撒冷之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宗教和文明的视角出发，位列世界最严重民族宗教冲突前三甲的基穆冲突、巴以冲突在此聚集，凸显了“断层线”地带的文明间相处的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