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蓓

摘 要：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代码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在对外宣传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时，如何让外国受众了解并认可中国，对译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论文从受众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得出译者在语言表达层面应当迎合受众喜好，增加译文的可读性;而在对外传播中国特色政治概念时，应充分考虑受众的认知心理和价值取向，在确保受众正确理解译文的前提下构建具有中国色彩的语言符号，从而实现翻译的预期目的。

关键词：受众意识;政治文献翻译;修辞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世界各国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充满好奇和期待，不管是超级大国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希望了解和借鉴实现这一发展奇迹的中国模式，积极寻求中国发展给自身创造的机遇和挑战。为了帮助国际社会正确理解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增强外界对中国发展的理解，提升中国特色社会道路的国际认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准确、全面地对外译介中国政治概念成为当今对外翻译工作的重中之重。对译者来说，如何在对外宣传中构建“融通中外”的政治概念，让外国人了解并认可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中国政治概念翻译面临的主要问题：缺乏受众意识

长久以来，翻译政治概念应忠实原文，在语言上坚持“以我为主”的观点深入人心。然而，正如中联部《当代世界》主编、《瞭望中国》执行社长孔根红所言，“目前我国的对外宣传呈现自话自说、自我欣赏、自娱自乐的现象，虽然国人能懂，但不能让世界听懂（陈亦琳，李艳玲，2014：28）。”诚然，中国政治概念翻译必须讲政治，所以忠实于原文，准确无误地向国外受众传递我国政府的政治信息是政治概念对外宣传的首要任务。但我们不应忽视的是，中国政治概念翻译的受众，既有熟谙中国国情的外国专家，也有对中国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一般西方读者，要他们明确无误地理解和把握来自异域的陌生政治概念已是不易。若是译文结构怪异、术语艰深，含义暧昧，轻者令受众知难而退，重者以文害意，给国家和政府造成负面影响。如此，政治概念翻译的外宣意义和效果必然不尽如人意。

三、新修辞学中的“受众研究”

作为新修辞代表人物之一，凯姆·帕尔曼（Chaim Perelman）认为“受众决定论辩的质量以及演说者的行为，任何演说者为了赢得受众的信奉都必须考虑受众（Perelman & Olbrechts-Tyteca，1969：69）。”美国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提出，“修辞的成败系于受众对修辞者的认同”。“只有当我们能够讲另外一个人的话，在言辞、姿势、语调、语序、形象、态度、思想等方面做到和他并无二致，我们才能说得动他（Foss et al， 2002：192）。”至此，受众的修辞地位得到充分肯定，受众理论得到全面、系统的发展。

在西方修辞学看来，所有语言行为都属于修辞行为，任何语言都是修辞的过程。政治概念翻译作为书面翻译的一种形式，是不同语言之间的笔头交流形式，是人类借用语言这种象征符号来进行的一种交流和沟通，无疑也属于修辞行为。我们深知，政治概念翻译的实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对外推介，推介的重点是源语的政治主张和观点。在对外推介中国政治概念的过程中，除非译者对译文受众进行充分研究，了解他们的喜好和预期，否则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增强中国话语权的愿景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四、对政治概念翻译的启示：以“受众为中心”调整修辞策略

（一）迎合受众的语言表达习惯

众所周知，中国人善于归纳总结，常常使用概括性词汇。然而，由于中西语言表达上的区别，高度概括的中国政治概念在跨境传播中就成为翻译的一大难题。例如，在翻譯中国政治概念“八荣八耻”时，有译者按照中文逐字译出，得到“Eight Honors and Eight Dishonors”，这一译文可谓对仗工整、严丝合缝，但这颇具中国特色的表达却令西方读者在初次接触其时难明其意。“八荣八耻”的具体内容是在告诉民众八个应有和八个不应有的行为。按照英语的表达习惯，论及此类表述，用“dos and donts”可谓恰如其分。因此，在翻译“八荣八耻”时，我们应将其译为“Eight Dos and Eight Donts”，让受众能通过“dos and donts”有效理解“八荣八耻”这一理念的意义和目的。这样既能准确表达原文的含义，又体现了译文语言的地道性，容易使外国受众接受。

（二）考虑受众认知局限，积极调整修辞策略

中国的政治概念是根据国家实际情况和自身社会发展特点而提出的。其中一些概念虽然在字面上似乎和西方国家现的一些政治理念无多大差别，但就其具体要传达的内容上看，两者却大相径庭。如在翻译“新型大国关系”时，官方最早提供的译文为“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然而，西方人传统上用“major power”表达“大国”的含义，强调的是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支配他国权力的国家，而这一隐含的语义在汉语文化中多半是贬义词，伴随“强权、权势、列强”等含义，显然不符合我们的政治理念和外交主张。考虑到西方受众对“major power”的固有认知，我们应当将“大国”翻译成更符合中国政治理念的中性英语词组“major country”，让受众意识到我们所提出的政治概念与他们对“大国”的传统理解有所差异，也激发他们去深入探索“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理念的“新”之所在。

（三）符合受众的价值观

当一个国家在对外翻译传播其政治理念时，其译文表达是否符合不同文化受众的价值观是政治概念是否能被广泛接受的关键因素。在翻译“命运共同体”这一政治概念时，原官方译文为“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然而在英语语境中，“destiny”一词带有一种宿命观，该译文不仅会在受众心里激发出一层消极含义，也与我们本来所要传达的“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积极倡议有所不符。鉴于此，“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取代“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成为最终译文。因此，在翻译中国政治理念时，我们应当充分把握译文受众心理，让译文最大程度地被受众认可。

当然，我们也必须谨记政治概念翻译的目的“在于赢得受众，为中国选择的道路、体制和发展模式做出西方受众听起来未必完全顺耳，却觉得言之成理的解释、辩护或宣扬（刘亚猛，2004）。”因此，当我们面对一些中国特有而译语世界缺失的政治理念时，为了将中国文化介绍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我们不能一味迁就目标受众，将其篡改成英美国家熟悉的“洋文化”的变体，或将其翻译成失去中国文化内涵的符号（袁晓宁，2013：95）。而要在不影响受众理解译文的情况下竭力保留带有中国文化内涵的符号。

五、结语

中国政治概念体现了中国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和治党治国理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理论（黄友义等，2014：6）。本文从“受众”的角度出发，提出中国当代政治概念的对外翻译传播策略应是：在保证传达出富有中国特色政治概念的准确含义的前提下，重视文化差异，翻译时选用符合译入语语言习惯的表达方式，考虑受众对词汇的固有认知改变译文措辞，根据受众的价值观取向调整修辞策略等。只有翻译出既符合中国国情，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与国外话语体系、表达方式相一致的译文，我们才能真正讓西方受众逐渐接受我们的翻译表述，实现从排斥到不排斥再到接受的转化。

参考文献：

[1] Foss， Sonjak. Foss， Karen A. and Trapp. Robert.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on Rhetoric. 3rd. Ed[M].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Inc.， 2002： 192.

[2] Perelman， Ch. & Olbrechts-Tyteca， L.. The New Rhetoric： 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M].

Trans. John Wilkinson and Purcell Weaver.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9.

[3]陈亦琳，李艳玲.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中国政治话语传播研讨会综述[J].红旗文摘，2014（1）：27-29.

[4]黄友义，黄长奇，丁洁.重视党政文献对外翻译，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J].中国翻译，2014（3）：5-7.

[5]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6]袁晓宁.论外宣英译策略的二元共存[J].中国翻译，2013（1）：9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