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鹏飞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由当代中国学术话语“失语”所引发的“强制阐释”批评,并非现代问题,而是与人类理解史一样久远。当奥林匹斯上的信使赫尔墨斯(Hermes)脚蹬飞翼,手持权杖,向人们传递诸神的谕旨时,人类便已经踏上了“强制阐释”(Hermeneuein)的歧途。后世西方神学也惯于在权威与正确的意义上理解“阐释”,阐释遂成“强制阐释”,其权威与代表资格,成为神权与王权反复争夺的对象。但文艺复兴后西方人文主义却不断消解“阐释”的独断论意涵,提升“阐释”的公共性价值。当代哲学解释学实践也一再表明,“阐释”首先要成为“公共阐释”*“公共阐释”(common interpretation)一词，是中国学者张江针对西方学术界的“强制阐释”立场而提出的诊断性概念。在张江先生看来，西方学术界基于特定立场而对中国问题进行独断论的理解，本质上是一种对中国问题的“强制阐释”，这种阐释，不仅误解了中国问题，而且误解了阐释的本义。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张江先生提出了应从“强制阐释”走向“公共阐释”。关于“强制阐释”问题，参见张江《作者能不能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页；关于“公共阐释”概念，参见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本文赞同张江教授对“公共阐释”概念作出的六个基本规定，认为它切中了西方解释学的本质特征，抓住了西方解释学从神学解释学、技术解释学、哲学解释学到解释哲学发展的最根本内核。本文所要做的工作是：以张江教授对“公共阐释”的基本规定为基础，进一步讨论处于阐释活动中的阐释主体，其对自我与文本的理解，何以“成为”公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