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青

摘 要：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中国共产党倡导成立的、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包括所有爱国政治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和基本保证，为抗战胜利和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深远影响。

关键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8）01-0066-05

中共十八大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成为最催人奋进的号角。实现中国梦，离不开统一战线这一重要的战略方针和政治优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抗战胜利的巨大推动作用即是很好的证明。1937年7月，持续八年的全面抗战是近代以来中华儿女为争取民族生存而拼命奋斗最彻底的一次全民族战争。经过这场战争，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第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从全面意义上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1]，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标志。由中国共产党倡导成立的、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包括所有爱国政治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和基本保证。

一、形成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局面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指出中国抗战已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2]，并由此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和持久战的总战略方针。这标志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立。

（一）提出了争取千百万民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

洛川会议发出“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的号召”[3]。除少数汉奸卖国贼外，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各社会阶层爱国人士、海外侨胞甚至民间武装团体等都成为争取联合的重要力量。如对土匪，中共中央指出，当他们抗日时，“不应削弱或瓦解他们的部队，应当帮助他们的发展，巩固他们的部队，并逐渐地帮助他们改善与群众的关系”[2]418。这些主张促成了所有爱国政治力量的空前团结，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建立。

（二）明确了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目标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军事方面，主张实现一切抗战军队的待遇平等，建立全国军区，动员全民族抗战；在政治方面，主张召集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大会，选举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在财经方面，主张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整顿与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在外交方面，主張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的国家订立反侵略同盟及抗日军事互助协定[2]327。这些主张随着抗战局势的演变不断得到修改和完善。如1944年，中共适时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联合政府”被认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4]，是抗战后期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口号。

（三）制定了区别对待不同政治力量的方针政策

这就是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发展进步势力就是要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共产党组织，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民众运动，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争取中间势力就是要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及地方实力派，尊重他们的利益，把他们当作反帝国主义和孤立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同盟者去争取；孤立顽固势力就是要孤立、削弱、限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对他们的反革命理论和行为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予以反击。每种势力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加上随着抗战局势的不断变化，他们对抗战的态度也会有所变化，因此，中共分别制定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积极争取其中对抗日、对人民有利的力量。

（四）制定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策略

这是中共在汲取自身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后提出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共内部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只要联合不要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二是只要斗争不要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针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1940年7月，他再次强调：对坚决的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必须坚决地反对和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地打退，“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对于团结抗战不利的”；对那些不是坚决投降和坚决反共的人，必须采取团结和努力争取的政策，“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那就是‘左倾机会主义，也是对于团结抗战不利的”[3]759。

二、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将所有爱国政治力量凝聚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但随着抗战环境和各政治力量利益诉求的变化，很容易出现裂痕。为解决这一关系抗战能否取得胜利的根本性问题，中共努力加强自身建设，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各种矛盾和关系。

（一）加强自身建设

抗战全面爆发时，中共党员数量只有4万多人，许多地方党组织被摧毁。党员数量的匮乏和党组织的薄弱，使中共很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发展党员和党组织。在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后的仅仅一年多时间里，中共党员数量发展到了40多万人。第二个时期是1940年前后，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中共党员数量发展到了80万人。第三个时期是延安整风后，随着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中共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到1945年春已达到了121万人[5]。中共党组织也从中央到地方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按照战争需要建立了一整套的组织系统。随着党员队伍的增加，党员素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护、巩固和扩大。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加强自身建设。从1937年到1945年，中共加强自身建设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在193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各地党组织通过审查党员成分、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培训等方式，将一些异己分子清除出党员队伍，纯洁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二是1941年4月开始并持续了四年之久的延安整风时期。通过整风，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被进一步清除，党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马克思主义政治觉悟与思想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为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endprint

（二）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各种矛盾和关系

对中共而言，要维护、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键在于能否正确处理其中的各种矛盾和关系。这需要解決两大关键问题：一是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二是争取和坚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组织战斗力的提高，党员素质能力的提升，为解决上述两大关键问题提供了重要政治保证。这些因素有利于中共科学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及不同政治力量的利益诉求，保证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针对性、灵活性与可行性。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及时分析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指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虽具有一致性，但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要服从于民族斗争。“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3]538。基于这种认识，中共决定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权，并主动提出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直接与日寇作战。这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使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的重要举措。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面对国民党发动的多次反共摩擦，中共站在自卫的立场上，以合作不破裂为底线，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达到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战的目的。如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为了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6]。1944年9月，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7]。这虽然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基础、形式、内容和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7]30，但由于没有提出要抛弃国民党政权，对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仍然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成分非常复杂，每个阶级及其党派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利益诉求。大家虽都有抗日的要求，但在抗日的具体态度及对抗战前途的认识等具体问题上，存在诸多差异。这就出现了谁影响谁、由谁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由于中间势力自身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回应现实问题的无力性，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夺主要发生在中共和国民党之间。国民党的抗战主要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没有把广大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中共主张通过实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及改革政治机构等方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从客观情况来看，应由中共来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民党不会主动放弃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争夺领导权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原则问题。从1937年到1945年，围绕是否抗战、怎样抗战以及抗战胜利后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问题，在国共之间发生了三次比较大的论争。第一次是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争论的焦点是妥协退让还是坚决抵抗，是片面抗战还是全面抗战。这一阶段，中共通过主动配合国民党军队抗战及走上抗战前线等方式，推动形成了坚决、全面的抗战局面。第二次是从1938年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到1944年上半年，争论的焦点是抗战、团结、进步还是妥协、分裂、倒退。在这一阶段，中共通过开辟敌后战场、对国民党在抗战过程中的动摇与妥协提出批评与监督，以及以抗日为前提，正确处理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等，维护了团结、进步的抗战局面。第三次是从1944年下半年“联合政府”的口号提出之后到抗战胜利前夕，争论的焦点是成立各党各派共同参与的联合政府还是继续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此过程中，中共以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相号召，不仅抵制了国民党延续一党专政政治架构的错误主张，而且通过与各民主党派等协商合作，建立了广泛联系，逐渐达成了共识，为抗战胜利后双方继续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8]。由此可见，中共已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领导者，并逐渐成为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共维护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正确抗战路线，与国民党的错误路线形成了鲜明对比，国内政治发展演变的有利趋势逐渐转向中共；二是中共针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代表了所有爱国政治力量的诉求，获得了他们的信任，这成为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利条件；三是中共自身力量得到发展壮大，为抗战胜利后成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领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三、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

在抗战期间，中共依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有了初步的政治和组织基础，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以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制度正式形成。

（一）以国民参政会为平台开展协商与合作

国民参政会是中华民族共赴国难的产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之一，其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萌芽[9]。在国民参政会，中共与不同党派、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人士开展了合作和协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第一，通过在国民参政会中行使决议权、建议权、询问权、调查权等方式，为团结民主抗战献言献策。如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秦邦宪建议按照《抗战建国纲领》及各游击区域具体情况，制定和实行游击地区施政纲领、选派“有坚持在敌后作战之决心，有游击战术之素养的部队”以增强沦陷区的军力[10]。第二，利用国民参政会搭建的平台，努力保持与各党派团结合作抗战的关系。一是对国民党，努力做到求同存异，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面对国民党发动的军事摩擦，中共通过国民参政会采取抗议、退席、有条件出席和不出席等方式，使国民党不敢发动大规模军事摩擦，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二是对中间党派，通过联合提案、提案连署、会前协商征求意见、会中相互支援及会外聚餐、座谈、茶话、拜访等方式进行合作和协商。据《黄炎培日记》记载，从1938年5月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中间党派与共产党人各种形式的聚会就有100多次。中间党派逐渐了解了中共的政治主张，在政治立场上与其愈益接近。endprint

（二）以“三三制”为原则建设抗日民主政权

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實行“三三制”，即在政权人员构成上，共产党、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分别占三分之一。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三三制”正式成为中共与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共同的政治纲领和合作协商的政治基础。“三三制”政权在本质上“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5]175，最大限度地适应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这一政权中有了初步表现。一是将最大多数的进步政治力量囊括其中，人员构成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广泛性和进步性。《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11]二是中共在其中具有领导地位，以保证敌后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健康良性发展，这是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特殊性和中共在其中的地位决定的。三是抗日民主政权的运行机制是相互合作、遇事协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在中共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中共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把持包办，一意孤行。

四、结 语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这既是对统一战线为民族复兴作出重要贡献的充分肯定，也为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明确了方向、指明了道路。在新时代，要使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发挥独特作用，必须认真研究中共关于统一战线因时而变、因事而制的具体做法，必须认真研究民族复兴伟大进程中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经验，必须认真研究统一战线如何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积聚最广泛的力量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便为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张海鹏.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论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J].抗日战争研究，2005（3）：1-15.

[2]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74-324.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55.

[4] 周恩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271.

[5] 朱汉国，谢春涛，樊天顺.中国共产党建设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206.

[6] 逄先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8.

[7] 孟广涵.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1348.

[8] 李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250.

[9] 黄国华，李超，吴碧君，等.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史稿[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119.

[10]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纪录[R].1939：86.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8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4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