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坤

(湘潭大学 历史系，湖南 湘潭 411105)

17世纪至18世纪初是一个产生伟大体系的时代。在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建构中，著名思想家灿若星河，与此同时，近代“新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早奠基者，亦如繁星。意大利思想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年)身处两个世纪的交汇点上，将现代科学与宗教文化，创新为一种完整的“诗性智慧”，引进18世纪的启蒙时代。“对人类真正的科学来说，它将形成一个更恰切的始点。”[1]41

一

在理性思潮弥漫的18世纪，维柯既被看作是“‘18世纪启蒙运动不可或缺的表现。’因为他同洛克和牛顿一样，也试图界定人的能力”[2]2，又被视为反启蒙运动的代表，是“在这场反对运动中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位思想家”[3]4。

维柯离他的时代足够近，又足够远。维柯属于启蒙时代，但他对法国数理逻辑演绎知识表示不信任，他认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在哲学上，尤其是认识论方面的革新使人们偏离了对于事物的正确理解；17世纪的政治和法律理论，尤其是‘自然状态/社会契约’的理论，和基于博丹‘主权’解释的理论，完全谬误；更加专业化的新型历史学家的工作则建立在对于人类历史重大问题的错误理解上”[4]175。在维柯看来，“这些都是学者们的虚骄讹见，他们硬以为凡是他们所知道的东西都和世界一样古老。”[5]44为此，维柯甚至宣称“我们必须假定在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过书籍”。[5]158然而，维柯并不是凌空蹈虚。事实上，“维柯的新科学这部十八世纪的创作，本身就属于培根所设想的‘诸科学的新世界’”[5]47，只是“把它从培根在他的著作中凭思考和观察所讨论的自然界事物转移到研究人类民政事务上去”[5]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