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杰

摘要：作家汪曾祺的小说别具一格，表现出对于和谐之美的独特追求。文章从作家两篇典型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入手，结合其中自然与人文环境的气氛渲染，深入分析作家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并且与同时期同类别的著作《白鹿原》进行多方面的对比，从而分析汪曾祺的审美追求，并试图从时代背景、传统熏陶、个人经历等方面浅析作者审美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汪曾祺;审美追求;女性形象

汪曾祺是京派作家的代表之一，他的小说多采用通俗化、生活化的语言，表现最为平凡淳朴的底层人民生活。《受戒》和《大淖记事》是其乡土风俗小说中较为典型的两篇，展现了苏北地区的风貌，塑造了两个天真烂漫、勤劳善良的少女形象——小英子和巧云。她们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淳朴自然的民俗生活一起，构成了一幅世外桃源中的风俗画。通过对这两个女性形象以及造就人物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汪曾祺追求和谐的审美观念。

一、浅析小说中的两个女性形象

《受戒》中的小英子大胆泼辣，潇洒自由，勇敢而有主见。自家田里种的一亩荸荠“一半是小英子的主意”;明子搭赵家的船进城买东西，闲时赵大伯划船，忙时小英子去，然而“划船的是明子”;收荸荠时拉明子一起，“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问：“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天真活泼、面对爱情毫不羞涩的小英子表现出了女性明丽的美。

《大淖记事》中巧云的性格更内敛，但同样的自由、坚韧、勇敢。巧云在面临人生的三次转折时都坚强地承担起责任，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她独立勤劳，结网织席养活自己和半瘫的爹;破了身子也“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担着重担继续生活，并且显出萌动的抗争意识，隐忍地反抗自己厌恶的刘号长;十一子被打伤，为了一家三口人的生计“没有经过太多考虑”，主动地“去挑担挣‘活钱去了”。

这两个人物形象和恪守纲常、处于男性从属地位的传统女性形象有很大差别，而与独立自主、追求平等自由的现代女性有不少相似之处，不受世俗束缚，勇于表达自我、追求幸福。

二、造就人物性格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受戒》和《大淖记事》两篇小说中，两位女主人公所生存的环境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天然。

这种天然首先表现在悠然恬淡的自然景物上。《受戒》展现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社会，描绘出田园牧歌式的水乡世俗生活画卷。房前屋后的桑树和菜园，芦花荡里惊起的一只青桩，和云、月、沙洲共同渲染了庵赵庄美好轻松的氛围。《大淖记事》里“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汪曾祺用诗式的语言描绘出了水乡特有的宁静温柔，而这种相对原始、朴素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的人们，也是天然未经修饰的。

这种天然在人文环境上的表现，则是朴素的道德观念与自由和谐的社会氛围。荸荠庵的和尚都不必守清规，和尚在这里只是一种谋生的职业，他们和俗家人一样抽烟、打牌、吃肉、娶老婆，年下杀猪不瞒人，只是杀猪时要念“往生咒”。庵赵庄的风俗也开放，一场大焰口过后，会有大姑娘、小媳妇跟和尚跑了。大淖的人更是“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东边的人世代都是挑夫，姑娘媳妇也都“像男人一样挣钱，走相、坐相也像男人”，“嘴里不忌生冷”，说话骂人野得很。男女关系也随便，婚嫁极少明媒正娶，“姑娘在家私生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西头的生意人，凡事和气忍让，很少出事端。

庵赵庄和大淖的天然，使人和自然相互贴近，保留了人性中淳朴善良的天性，不将儒家纲常或是清规戒律作为行事准则，而是充满人情味，全看各人情愿。极为自由和社会氛围和对女性高度的宽容，使得小英子和巧云这样的女性有着较强的自主意识，追求自由，勇于抗争。

三、与《白鹿原》的对比

汪曾祺这两篇作品，与陈忠实的《白鹿原》都以二十世纪中期为历史背景，描写故乡风土人情，但在人物与环境的描写、材料故事的选取与运用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带给读者完全不同的阅读感受。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更加形象而深入地了解汪曾祺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

1.《白鹿原》简介

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演绎了渭河平原“仁义白鹿村”在20世纪的巨大变迁，反映了关中地区人民在时代转型期的生活。小说中鲜明的地域特色、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历史内涵使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2.人物对比——田小娥与巧云

田小娥是《白鹿原》中最典型、丰满的女性形象之一。她反抗不公的待遇，勇敢地打破禁忌追求幸福，却最终没能逃开悲惨的结局。把郭举人的“泡枣儿”扔到尿盆里，和黑娃私通，听从鹿子霖的话去勾引白孝文，死后给白鹿原带来一场瘟疫并附身鹿三激愤地控诉……这些举动表明她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自主意识开始萌动。这与《大淖记事》中的巧云很相似。

不同于巧云的是，田小娥的反抗以失敗告终，其命运也以悲剧收场。导致两人性格相似而命运不同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大环境对女性乃至于对人性的不同态度。

3.环境对比——压迫与包容、控制与自由

虽然同样乡土气息浓厚，创作的历史背景相似，而且作品形成时期也相近，都是成文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但两部小说中人物所处的生存环境却表现出极大的差异。

首先，孕育《白鹿原》的关中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因素，深受儒家文化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封建堡垒”。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是依附、顺从、牺牲。田小娥作为一个反叛者，不可避免地被众人羞辱唾弃，被封建制度镇压。

其次，“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不仅对于女性，而且是对于人性和欲望的重压，使整个白鹿原都处在沉重、压抑的氛围中，从而导致了人性的病态扭曲。这一点从白孝文的无知到纵欲、鹿子霖的贪婪无度、鹿冷氏的“淫疯病”中可以窥知一二。

而《大淖记事》里众人“把平时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的热情和好心都拿出来”，并且认为“大淖出了这样一对年轻人，使他们觉得骄傲”，则表现出与控制和迫害截然相反的人性与自由。

社会环境的天差地别，正是田小娥与巧云不同命运的根源。

4.材料选取与运用的对比——深刻厚重与宁静和谐

《白鹿原》与时代背景联系极为紧密。在小说中，时代的脉搏既是串联整部作品的时间线索，又是推动情节发展变化的巨大动力，每个人物的命运都和时代变迁紧紧相连。国共的争斗、新旧的更替是作品的主旋律，情节跌宕起伏，充满特定时代的悲剧色彩。

同时，《白鹿原》毫不避讳地描写了人性中的丑恶。压迫、伪善、报复、陷害始终存在于人物的塑造中，而饥荒中毫无尊严地乞食、以及人吃人的惨剧更加充分地刻画出人性中脆弱、虚伪、自私的一面。

与深沉厚重的《白鹿原》不同，汪曾祺没有选择用重大事件反映时代变迁，而是将日常生活小说化，以表现生命和谐自然的美。庵赵庄和大淖就像是乱世之中的桃花源，淡化政治、淡化冲突、淡化悲剧;只呈现美的、和谐的东西，选择性避开丑恶与冲突，呈现出梦境一般的宁静与美好。

作家在如上方面的不同，使其作品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而这正是作者审美追求差异的体现。

四、汪曾祺的审美追求

作者汪曾祺的审美追求在其作品中最直观的体现是环境美。

《受戒》里小英子的家三面环河，“岛”上六棵茂盛的桑树，菜园里“瓜豆蔬菜，四时不缺”;“房檐下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棵栀子花，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栀子花香得冲鼻子。顺风的时候，在荸荠庵都闻得见。”在这里，人和自然相互交融，生活平淡安稳，一片岁月静好的景象令人向往。许多平凡的景物构成了一种和谐的氛围，使读者形成了平和、自然的印象。这种轻柔和安然贯穿整部作品，给人以美的享受，体现出汪曾祺对田园牧歌式的淡泊宁静之美的追求。

有了环境美的基础，就有了作品中人性美的自然流露。

《受戒》与《大淖记事》中人性美的第一个特点是积极乐观与适性自然，即人与环境的和谐。小说中的人物既热爱生活又不热衷于名利;既淡泊超脱又不怨天尤人;他们对生活乐观积极，渴望实现人生的价值但又潇洒自如、达观安命。比如《大淖记事》里，男女婚嫁全看情不情愿，非常潇洒。巧云的父亲黄海蛟和母亲莲子，就是好聚好散没有任何矛盾与冲突，不但不怎么“伤心难过”，而且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而巧云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境，都很快地适应，坚强乐观地积极应对。

人性美的第二个特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大淖永远是“安安静静的，很少有吵嘴打架的事情发生”;刘号长玷辱巧云，将十一子打伤，民众处理的方式是游行、顶香请愿、会谈，最后和平解决……

但小说中的这些美并不完全是对生活的真实反映，而是来源于作者对冲突的弱化。

首先，汪曾祺淡化了政治，并不描述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而是塑造了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的桃花源。没有《白鹿原》中那种在历史重压下的艰难求生，而更像是太平年代安安稳稳的细水长流。这避免了小说由于历史原因而变得沉重，使文章呈现出轻松宁静的氛围。其次，作者淡化了情节中的矛盾。他在描写大淖极为开放的风俗时用词谨慎，少有褒贬，风轻云淡;对于苦难更是寥寥数语轻描淡写，削弱情感的强度，以减少可能引发的负面情绪和可能形成的负面印象。

汪曾祺在作品中弱化了冲突，剔除假恶丑，保留真善美，从而塑造出了巧云和小英子这两个生动可爱的女性形象，打造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乌托邦。正如作者所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种对和谐的追求，充分体现在了作品中的方方面面。

那么汪曾祺为什么对于和谐之美如此情有独钟呢？其原因主要有一下三个方面。

第一，时代背景的影响。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汪曾祺经历了中国近现代的一系列战争，又战战兢兢地度过了六七十年代。曲折的经历使他对简单安稳的生活充满了向往。汪曾祺创作《受戒》和《大淖记事》是在八十年代，彼时的作者已至暮年，政治上的高压对其产生了，于是作者便转向文学世界之中去追寻一个没有政治斗争的、自由和谐的世界。所以可以说，作者是出于对复杂现实的厌倦而创造了如此温情脉脉的桃花源。

第二，传统文化的熏陶。汪曾祺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小受到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环境与人性的美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儒家的积极入世和道家的清静无为在其作品中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和谐。儒家的仁爱思想使汪曾祺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人性的讴歌与赞美更成为其作品的主旋律。积极入世的思想则让小说中的人物都表现出对生活的热爱与奋斗的信念。道家思想在汪曾祺作品中的体现在于清净自然。田园牧歌式的水乡世俗生活，是道家对生命原始状态的追求;隐忍不争的生活态度，是出世与无为思想的体现。儒道文化搭起了小说的思想构架，也深刻影响了汪曾祺的审美追求。

第三，个人因素的作用。出生于江蘇高邮，《受戒》中那样宁静悠远的水乡景象在汪曾祺的童年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如作家所写，《受戒》是“记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遥远的青春叠加上回忆的滤镜，显出梦幻的清新美好。在西南联大时师从沈从文，使汪曾祺受到其风格影响，表现出明显的“京派”特点。

五、结语

汪曾祺的审美追求由故乡景象和传统文化启蒙，求学期间受到老师沈从文的影响，又因曲折艰难的经历而逐步形成和完善，最后借回忆与乡情表达出来。出于和谐、自然、积极、适性等等因素的追求，汪曾祺用淡化政治、弱化冲突的方法，描绘出他的理想世界，并塑造出许多勇敢而自由的女性形象。小英子与巧云这两个人物可以说是作家审美追求的缩影，折射出了作家的人生经历和对世界的期待。

参考文献：

[1]高群英.中国传统文化与汪曾祺作品的美学追求.[J].作家，2015 （8）：33-34.

[2]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