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珍珍

内容摘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宗教”“信仰”“精神”三方面的角度出发，论述了西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深层次联系。“宗教信仰”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儒学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通过二者比对可知宗教与儒学在影响力上有共性，但性质上却有着质的区别；从信仰与道德来看，这二者同样对人的行为具有约束力，只是方式不同，信仰是由内而外，道德则更多的是由外而内。

关键词：宗教 儒学 信仰 道德

一.儒学与西方宗教伦理的比较

（一）儒学与宗教

儒家学派始于春秋时期，创始人是孔子，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并流传至今。从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朮”起，它几乎是后世历代的主流文化，而“外儒内法”也成了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主流形式。在千年历史的变迁中，儒学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推陈出新。从孔孟立学到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再到明清“离经叛道”的儒家思想，所以儒学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儒学的变迁是时代变迁的结果，当然也少不了政治的推波助澜。

封建王朝统治了中国几千年，也可以说儒学垄断了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人们都唯“儒”是从。政治上，儒学垄断了整个官僚体系，儒家经典是读书做官的必修书目，当世的知识分子也大都是儒学的追随者。经济上，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虽然商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层次的发展，但基本上财富还是掌控在统治者，也就是官僚地主的手中。思想文化上更是不必说的，统治者实行外儒内法的管理模式，思想文化也是被儒家垄断，而且封建社会知识的普及本就比不得当今社会，儒学又是官方哲学，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儒学的气息。

提到宗教，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道教，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并不是影响最广泛的宗教，影响最深远的是佛教。佛教传入中国之始便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烟雨中”①便反映了统治者广俢佛寺，佛教兴盛的景象。尽管佛道曾盛极一时，但也多次被统治者下令诛灭，最著名的当属“三武灭佛”，所以宗教始终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它总是作为配角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且其影响也呈现地域性、时代性的特点。

回归我们的主题儒家学说，儒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曾一度被打为“孔教”，知识分子还纷纷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虽说儒家学说影响深远，中国传统文化任何时候都绕不开儒学，但“儒家”是否能够与宗教等量齐观还有待商榷。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得搞清楚什么是宗教，对于有虔诚宗教信仰的民族究竟意为着什么。接下来我将试着对西方宗教伦理做一个简短的论述。

（二）西方宗教伦理

印象中谈到西方文化，最不能绕过的就是宗教信仰，而提到宗教信仰，首先想到的便是天主教。在西方人眼中提起基督教可能就跟国人听到儒学是一样的，它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中世纪时期的罗马实行政教合一的体制，教皇是罗马帝国的最高首领，也是罗马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掌握着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权，而这也是罗马和我国最大的区别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了争夺罗马的最高统治权，世俗权利与教权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争斗，最终以世俗权利的胜出宣告斗争结束。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着重论述新教的内容，包括加尔文宗、路德宗、虔敬派、循道宗、浸礼宗等诸教派。新教是适应了社会变迁的新事物，属于改革之流，是宗教改革的产物。信仰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属于意识形态之流，虽不能说直接支配社会的变迁，但对社会变迁也是起着巨大的反作用的，内心的虔诚与敬畏是信仰的根源所在。在宗教信仰里面，都是有具体信仰的神的存在的，就比如天主教，信奉耶稣真神；伊斯兰教，信奉真主安拉。宗教的信仰者一般都认为人是有来世观念的，相信因果循环，当世受前世所累，后世也会为当世的行为负责。这也可以看出儒学与宗教最大的区别就是儒学是由外而内的修行，很多时候都是克制的结果；而宗教信仰是由内而外，发自内心的虔诚追求。

总而言之，从影响力来角度来说儒学与西方宗教伦理，二者是相似的，他们都是本民族的灵魂所在，是本地区文化的主流，它们也无形中成为民族文化的筋骨，未来也可能会千年万年的传承下去。但就性质来讲，两者根本不属于一流，把儒学叫做“孔教”，是万万不能的。儒学从根本上来讲还不具备宗教的性质，虽然因为统治阶级的原因，儒学某些部分有被神化的嫌疑，就比如说孔子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但尊孔跟一定意义上被神化的基督耶稣还是很大差别，他归根结底还是属于学术流派，《论语》中就有“子不语怪，力，乱，神”②的说法。而西方宗教则是有真神的存在的，它有教义、有信徒、有来世观，相信一些神秘的力量，这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这也是二者质的差别。

二.信仰与道德的比较

（一）信仰

所谓信仰，指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某人极度相信和尊敬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信仰带有浓厚的情感体验色彩。这也特别体现在宗教信仰上，我想讨论的信仰类别就属于宗教信仰这一流。西方的宗教文化的神圣之处便是“信仰”，它没有外力条件的牵引，发自内心，这种自觉让我们惊叹。

“在监禁他的斗室中，他赢得了广大信徒的爱戴，因为他表达了一个虔诚的清教徒的情感。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如何使自己得救。”③这是摘自文中的一段话，它反映了一个虔诚清教徒的内在追求就是灵魂救赎。在西方宗教伦理里面，让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是虔诚清教徒的毕生追求，无论他们做什么，都基于这一个目的——救赎，他们对来世的期待远远超过对现世的追求。这种信仰可能对我们来说是虚无缥缈的，但对于虔诚的信仰者来说，能使上帝满意是他们人生意义的全部，这便是“信仰的力量”。书中还提到，加尔文宗认为上帝之选民的道德行为，源自于由上帝之神恩促成的信仰，反过来来说，这一信仰只有在道德行为的品质中才能得到自我确认。这无疑说明在西方宗教伦理中道德行为是得到救赎的途径，因为有信仰，所以要按照道德的行为标准行事。那么道德行为一定程度上也因为信仰产生了约束力，我把它称作为信仰的约束力，只要你有信仰，这种约束力就发挥作用。从宗教信仰上来说，我们国人是没有这种信仰的。如果非要说拿什么作为自己行为准则的标尺，那应该是道德，我们会用道德的标尺来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而非信仰。

（二）道德

不同的对错标准是特定生产能力、生产关系和生活形态下自然形成的，这也是道德的一种评判标准。而我们常常提到的道德，则是我们衡量行为正当与否的观念标准。我们重视道德，因为当今社会道德和法律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祥和的重要方式，与我们的社会息息相关，道德已渐渐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道德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但从始至终没有发生过改变的是对真善美的赞赏，跨越时代，甚至跨越国界。从古至今，除了法律的绝对约束力，我们最多的是受到道德舆论的指引。封建社会中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这就类似于一种道德约束；现代社会，虽然道德的约束力不及古代，但最起码它是衡量是非对错的标准，整个社会的道德舆论力量也依然是一把软尺，具有相对的约束力。

违背道德，首先你要受到身边人的非议，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会遵从道德，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外力的约束，当然，也不排除有人一心向善，不求名利。毕竟关于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争议至今都没有达成一致。影响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儒学，其某些内容就是引导我们如何做人，只是发展到后期也免不了“伪善”二字的诟病。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揭露国人的劣根性，一度也引起热议。无法想象假如没有道德的相对约束力，国人将会是什么样子。

综上，信仰和道德的差异，可能应该这么形容，一个是由内而外，另一个则是由外而内。就比如说从善这个问题，信仰驱动下从善，是为灵魂可以得到拯救，带着一颗救赎的之心，其实质也是内心深处的敬畏感，使之不敢逾矩。而道德的驱动力或许有人性“向善”一面，是人的恻隐之心，但更多的可能还是外在社会舆论力量的指引。相较两者的约束力，信仰可能是根源性的，道德可能更多的流于外在。当然，这只能代表笔者一点儿浅薄的感受，可能很肤浅，需要进一步深究。

注 释

①（唐）杜牧.《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

②杨伯峻译注.《论语议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72页.

③马克斯·韦伯.《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社，1987年，第81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