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强，李 彦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上海 200083）

一、引言

阿瑟·韦利（Arthur Waley）是20世纪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他为中国古典诗歌与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1942年，他翻译的《西游记》节译本《猴》（Monkey）由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有限公司出版①本文所用的《西游记》版本为2013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亚东图书馆足本《西游记》，与韦利翻译所用的源本——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古本西游记》完全一致，而英译本为1942年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有限公司发行的Monkey。，译本选取了原著的第一到十五回、第十八到十九回、第二十二回、第三十七到三十九回、第四十四到四十九回和第九十八到一百回，共三十回，不到全书的三分之一。虽然是节译本，但一经上市，便深受读者欢迎。1943年，该译本又被美国“丛树出版社”与“庄台出版社”发行。其后多次在英美两国再版。1961年，《猴》被“企鹅经典丛书”收录，确立了其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地位。2015年，纳克瑟斯音像出版社出版了《猴》的音频版。2017年，《猴》又被“口袋企鹅经典丛书”收录发行，继续向英语读者传递着原著的无穷魅力。除此以外，韦利的《猴》还被转译为西班牙语、德语、法语、瑞典语等多种语言，在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大百科全书》介绍时说：“16世纪中国作家吴承恩的作品《西游记》，即众所周知的被译作《猴》的这部书，是中国一部最珍贵的神奇小说。”（转引自王丽娜1980：66）

近年来，学界对韦利翻译的中国诗歌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少有学者对他的译本《猴》进行细致的文本解读与分析，因而其真实面貌一直未得到有效呈现。仔细分析该文本后我们认为：译者在保留原著故事整体性和“异国风味”的基础上，对具体内容进行了适度“改写”和大幅“简化”，这不仅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也贴近了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使其深受读者欢迎；此外，这部译作塑造的孙悟空形象迎合了硝烟弥漫的二战时期英国读者渴求英雄的心理，这进一步提升了《猴》的受欢迎度。

二、韦利对《西游记》内容的“改写”与“简化”

韦利因对原著的“大肆”删节而饱受争议。王佐良曾说：“Waley是很有功劳的一个译者，但是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删节厉害。比如《西游记》他也删节。”（2000：14）不难发现，王佐良对韦利的删节并不满意。但是我们认为，译本深受读者欢迎离不开韦利对原著有目的、有原则的“改写”和“简化”。其中，“改写”体现在对“殷温娇之死”的处理上，“简化”则主要表现于对原著内容的节译和对韵文的删减。

（一）伦理差异导致的叛逆性改写——殷温娇之“重生”

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 1999：137）。这种“创造性叛逆”集中体现出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交流。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首当其冲的往往是由于社会伦理与意识形态差异而产生的思想观念碰撞。在《西游记》中，由于中英社会伦理思想的差异，韦利对唐僧母亲殷温娇的两次自杀进行了叛逆性改写。例（1）是对第一次自杀的处理：

（1）小姐欲待要出，羞见父亲，就要自缢。玄奘闻知，急急将母解救，双膝跪下，对母道：“儿与外公，统兵至此，与父报仇。今日贼已擒捉，母亲何故反要寻死？母亲若死，孩儿岂能存乎？”丞相亦进衙劝解。小姐道：“吾闻‘妇人从一而终’。痛夫已被贼人所杀，岂可颜从贼？止因遗腹在身，只得忍耻偷生。今幸儿已长大，又见老父提兵报仇，为女儿者，有何面目相见！惟有一死以报丈夫耳！”丞相道：“此非我儿以盛衰改节，皆因出乎不得已，何得为耻！”（2013：63）

At first she was ashamed to be seen，remembering that she had yielded herself to a stranger.But she was at last persuaded that she had acted under compulsion and had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1942： 93）

韦利的译文可以回译如下：“念己曾屈从于生人，故羞见父亲。众人劝解，温娇领悟，此乃不得已而从之，不必以之为耻。”（笔者自译）英语文化中没有“守节”概念，因而英语读者不会将殷温娇的不幸遭遇视为“奇耻大辱”，更不会想到她须用死来洗刷自己的耻辱。相反，他们会认为殷温娇的做法是一种权宜之策，且这一行为彰显了她的过人智慧。因此韦利在处理这段话时没有翻译殷温娇羞见父亲的原因，删减了体现中国古代“一女不事二夫”伦理观念的相关内容。韦利深知译文读者很难理解如此复杂的中国式道德观，因此他只是在读者能够接受的层面上大致传递了殷温娇“羞见父亲”的原因。例（2）中韦利对殷温娇“从容自尽”的翻译也与原文有所不同：

（2）即命升陈萼为学士之职，随朝理政。玄奘立意安禅，送在洪福寺内修行。后来殷小姐毕竟从容自尽。玄奘自到金山寺中报答法明长老。（2013：64）

He was accordingly made sub-chancellor of the Grand Secretariat，and assisted the government in the framing of its policies.Hsüan Tsang devoted himself to meditation and religious austerities in the Huang-Fu Temple.（1942： 95）

从例（2）可以看出，原著用“毕竟从容”四个字来描述殷温娇的自尽，也没有提及众人对殷温娇自尽的反应，似乎作者和众人对她深明荣辱的“全节之举”十分欣赏。用现今的眼光来看，殷温娇的自尽实在让人扼腕叹息，但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明代社会，对于殷温娇这样“有违妇道”的女人，吴承恩的处理已经足够“仁慈”了。在“一女不事二夫”的社会伦理压力下，她的从容自尽既保全了自己的名节，也为家人赢得了名誉。殷温娇的别名叫“满堂娇”，“娇”与“骄”同音，吴承恩用这个名字可能意图表明殷温娇所有行为包括自尽都值得“满堂骄傲”。韦利的译本通过删除“殷小姐毕竟从容自尽”使得殷温娇在译文中“神奇地”活了下来，因而译文读者根本不知道殷温娇自杀一事。

韦利对殷温娇“从容自尽”这一伦理规范进行“判逆性改写”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译者会向译入语读者的伦理观念靠拢，这样才能使译文得到广泛的接受；如果与读者观念相悖，译文就很可能没有读者和市场，翻译也就失去了“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在这点上，韦努蒂的话尤其值得我们深思：“……误译，特别是文学文本中的误译，在译入语文化中有时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还具有重大的意义。译文的生存是建立在译文本身与特定文化环境及社会环境的关系之上的，在这种特定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下，译文才能得以产生并为人们所阅读”（2004：18-19）。

（二）韦利对《西游记》的“简化”

1.别出心裁的“简化”与译文连接的流畅性

在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是无法分离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通过有意识地对原著内容进行精心选择和编排，韦利的节译本流畅通顺，深受读者喜欢，这使《西游记》在英语世界获得了新生命。作为一部节译小说，韦利的删减多少让人觉得有些遗憾。胡适在为其英译本作序时指出：“追忆我童年时代读《西游记》时的最爱部分，包括一些情节跌宕的篇章，比如狮驼国斗三怪（74—77章）和大战红孩儿（40—42章），也包括一些妙趣横生的插曲，比如灭法国假冒贩马商（84—85章）、朱紫国孙猴巧行医（68—69章）、偷吃人参果（24—26章），然而令我感到颇为遗憾的是，这些章节却在译本中均被韦利删掉了。”（Hu 1984：4）《西游记》里另一些妙不可言的情节，如“三打白骨精”“三调芭蕉扇”“真假美猴王”“错坠盘丝洞”“女儿国唐三藏奇遇”“四圣试禅心”也被删除，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著的艺术魅力与风采。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如下事实：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西游记》作为一部鸿篇巨制，如果全部译为英语，“那取经者们的旅程则会使西方读者望而生厌，因为作品虽然在叙述上颇有风味，但是许多情节实质上是重复的”（Hsia 1968：115）。2006年，曾出版过《西游记》英文全译本的余国藩出版了由他翻译的《西游记》节译本《猴与僧》（The Monkey&the Monk： An Abridgment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他在译者前言中肯定了韦利节译《西游记》的洞见：“四卷本《西游记》一经出版，远近的朋友和同仁便开始抱怨。他们认为全译本无论是对普通读者还是课堂教学来说，不仅太过笨重冗长，难以掌控，而且也不堪实用。之后他们一直希望我能出版一个相对短小的译本，在对这一要求抵制多年后，如今我总算得出一个结论：韦利教授的节译选择是可取的，只是我的删减本尽可能地保留了所译30回的全部内容。”（Yu 2006：6）正是因为西天取经途中的种种磨难在故事情节上具有重复性，韦利仅选译了乌鸡国、车迟国、通天河这三个故事，尝鼎一脔，借以显示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所经历的艰难困苦。

《西游记》原著由孙悟空出世（1—7章）、唐僧源流（8—12章）、西天取经（13—100章）三部分组成。韦利的译本翻译了原著的第一至十五回，交代了孙悟空、唐僧、白龙马的身份由来；随后跳过第十六、十七回“黑熊怪窃袈裟”这一故事，直接过渡到第十八、十九回“收服猪八戒”；而后又删除第二十、二十一回“大战黄风怪”，过渡到第二十二回“流沙河收沙僧”。不难发现，韦利译本重视师徒身份的由来，这使英语读者在实际阅读中很容易把握全书的脉络。另外，韦利在进行删节时重视译本自身结构上的自然过渡，这让译本一气呵成，以（3）为例：

（3）那师父也似信不信，知得又跨划着马，随着行者，径投大路，奔西而去。（2013：111）

Triptaka was not at all sure whether to believe this story or not.He got astride the horse once more，and followed Monkey along the road to the west.And if you do not know where they got to， you must listen to what is told in the next chapter.（1942： 145）

在原著中，上述文字之后是一段风景描写性韵文、“里社祠”老者为白龙马配鞍辔缰绳以及第十六和十七回黑熊怪偷袈裟。韦利将这些内容一并删除，仅保留第十五回末尾“毕竟不知此去是甚么去处，且听下回分解”这句话，便直接过渡到第十八回“高老庄计收猪八戒”：

（4）师徒们行了五七日荒路，忽一日，天色将晚，远远的望见一村人家。（2013：131）

They had been travelling for several days through very wild country when at last，very late in the evening;they saw a group of houses in the far distance.（1942： 146）

从中可以看出，韦利的译本在叙事以及语言风格上保持着较强的流畅性，而他在删减的同时也非常重视译本自身结构的自然过渡，有效避免了删减所带来的文本断裂与突兀感，可以说，英语读者很难察觉到译本删节的痕迹。

2.韵文的大量删减

韵散结合是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的典型特点。《西游记》中借用的诗词韵文多达750首，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用韵最多的小说。夏志清认为：“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吴承恩是最擅长于叙事写景的诗人中的一位。”（Hsia 1968：120）然而，若以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写景传统观念来衡量，小说中的多数诗词确实无法进入一流行列，因为这些诗词的形象感太强，而且往往不加任何修饰。“作者的语言太过直截了当，大胆剥露，因而难以具有渲染性或是暗示性，缺少大部分中国抒情诗人所珍惜、所表现在诗中的那种缥缈的隐喻特质。”（余国藩 2006：262）

小说中的诗歌大致分为四类：一是景色及事物描述，包括对四时景色、斗法场面和兵器的描写；二是评论情节进展和人物个性；三是用作“对话”的韵文，比如孙悟空曾借用一首十韵诗行揭穿“乌鸡国”假国王的真面目；四是关于佛教、道教的宗教诗词。尽管这些诗歌没有刻意凸显本身“诗”的气质，也无“独立”意义可言，但它们在增强叙事力量、推动故事情节和渲染小说气氛上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它们是《西游记》不可或缺的部分。韦利因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而声名远播，我们不禁要问，他为何选择对原著中的绝大部分韵文略而不译？韦利并没有对删减的原因予以详细说明，只是在译本前言中简单地表示“将小说中多数作为附带性的诗篇删减了，因为这些诗篇译成英语后会显得异常糟糕”。

我们认为，韦利删减韵文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韦利对吴承恩的诗词水平并不认可。他在译本前言对吴承恩做了介绍，“作为诗人，他小有名气，《明诗集》和《淮安地方志》中收录了他一些极其平庸普通的诗作”，韦利用“极其平庸普通”来形容吴承恩的诗作，可见对其诗歌水平并不赞赏。第二，韦利考虑了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这可以从韦利为哈罗德·艾克敦与李宜燮翻译的《四则警世故事》所作的序言中窥得一斑，他指出：“中国小说与现代欧洲小说没有可比性，因为中国不存在完全用散文形式写成的小说……在东方国家，白话小说普遍以韵散结合为主要形式，而这种形式与我们所熟悉的欧洲小说截然不同，比如说《鲁宾逊漂流记》……然而很不幸的是，中国古典小说里所夹杂的这些诗歌几乎是不可译的，尤其是那些描述类的韵文，因此译者们（包括艾克敦）不得不采取大量删减这些诗歌的策略。”（1948：ix-x）不难看出，这则序言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韦利删减《西游记》中绝大多数韵文的原因，那就是他十分重视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无独有偶，《四则警世故事》的译者艾克敦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传统中国小说作家的作品被不恰当的引语、典故、议论和诗节弄得笨重不堪，……经过删减或许会大为改观”（Acton 1946：122）。在翻译中，艾克敦对原文韵文也进行了删减，以此减轻对译入语读者的干扰。

三、韦利版《西游记》的历史语境

“当一个作品进入世界文学，它就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要想理解这个新生命，我们需要仔细考察作品在译文及新的文化语境中是如何被重构的。”（Damrosch 2003：24）因此，“弄清楚翻译原文的目的以及译文的功能对于译者而言至关重要”（Munday 2014：79）。而翻译目的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影响。从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纳粹德国对英国实施了臭名昭著的“伦敦轰炸”，轰炸范围遍及英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伦敦受创最为严重，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轰炸最为严重的三座城市之一。韦利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翻译《西游记》，其妻子艾莉森·韦利（Alison Waley）曾回忆说：“在这场战争期间（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笔者注），韦利作为战时政府雇员的任务是破译来自远东的情报。但当防空警报拉响时，他总会独自留在六楼情报部，然后进入自己的房间，拉开抽屉拿出中国古人吴承恩的小说开始翻译。”（1973：17）

韦利将《西游记》翻译为《猴》，译文名称的更换使小说的叙述重点聚焦到孙悟空身上，通过译文中所展现的“拜师学艺”“大闹天宫”“计收猪八戒”“收服沙悟净”以及三个“西天取经”片段，韦利向英语读者展现了孙悟空的风采与魅力。他身上的勇敢、豪迈、自信、坚韧、机智、诙谐相渗相融，为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其中又以其幽默诙谐的乐观精神留给读者的印象最为深刻。与唐僧面对困难时经常“泪如雨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悟空在逆境面前绝不坐以待毙，他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走向最终的胜利，这与韦利本人所散发出的乐观豪迈精神不可分割。译文名称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韦利对世界和平的向往以及英国打败德国的期待：英国像孙悟空一样，面对逆境绝不屈服，以乐观豪迈的精神坚持抗争，最终将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世界将因此走向和平。《猴》出版于1942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纳粹德国炮火的轰击下，英国人的生活很艰难，人们备受物资匮乏和炮火攻击的煎熬。“此时，歌颂英雄主义行为的作品最受大众欢迎。”（Unwin 1960：251）吴承恩以饱含情感的笔触赋予孙悟空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而在韦利译本中，译者通过节译、编排更加突出了孙悟空的英雄形象，他以叱咤风云的战斗姿态荡魔降妖、匡危扶正，展现出极大的救世热忱。在二战这个英国遭遇残酷攻击的时期，人们更是迫切渴求孙悟空式英雄的出现。韦利的《猴》恰好迎合了当时英国社会期待英雄的心理，因此受到读者欢迎。《猴》在1942年1月出版后，于当年12月、1943、1944、1945年先后再版。在二战如火如荼的情况下，《猴》能够在英国前后五次出版，足以证明其受欢迎的程度。总之，在二战环境下，韦利创造性的翻译使一代代英语读者领略到《西游记》原著的巨大魅力，他所塑造的孙悟空散发着人性光辉与英雄气概，使《猴》超越时间与空间，至今仍被奉为“经典”。

四、结语

通过对《西游记》进行有目的、有意识的“改写”与“简化”，韦利让这部中国古典名著在英语世界拥有了“第二次生命”。他塑造的“猴”散发出强烈的英雄主义气概，这与战时英国人民渴求英雄的心理相契合。这两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译入语读者对该译本的青睐。尽管韦利对原著内容的大幅删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整体理解，然而正是韦利的译本使英语世界的读者对《西游记》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和认知，为他们日后接受“异化”程度较高的余国藩和詹纳尔的《西游记》全译本做好了铺垫。从这一意义上说，韦利的《猴》为《西游记》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研究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一届导师学术引领计划项目“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研究”（201601006）的阶段性成果，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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