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悦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一、引言

1906年，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发表了处女作《学生托乐思的迷惘》（Die Verwirrungen des Zöglings Törleβ），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著名文学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凯尔（Alfred Kerr）对该作品评价甚高，甚至专门为其撰写了评论。纳粹上台之后，穆齐尔的作品作为“颓废和没落的象征”而被列为禁书，作家不得不流亡海外。

战后，随着对战争的反思，人们开始从政治、哲学、精神分析等多种视角重新审视《学生托乐思的迷惘》的价值。例如，在《罗伯特·穆齐尔自述及图片文献》（Robert Musil mit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中，贝尔格汉（Berghahn）指出，《学生托乐思的迷惘》是一部“20世纪专政的史前史”，无意中穆齐尔对后来纳粹的暴政进行了预言。贝尔格汉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认为作为校园恶霸的赖亭和白内贝，一个是充满政治野心的“暴君”（Tyrann），另一个则是表面醉心于印度哲学、实际上十分冷血的阴谋家，巴喜尼是他们暴力的牺牲品；主人公托乐思并未亲自参与施暴，他只是冷眼旁观，时不时出一些“绝妙”的点子，而这却助长了赖亭和白内贝的嚣张气焰（1971：28）。克拉夫特（Kraft）在 2003 年公开出版的博士论文《穆齐尔》（Musil）的“迷惘”（Verwirrungen）一章中，深刻地解读了以托乐思为代表的普通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在纳粹专政中起到的帮凶作用（2003：67-81）。普夫滕豪尔（Pfotenhauer）从穆齐尔哲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哲学思想入手，探讨了小说中的认识论思想。他否定了故事情节呈线性发展的论断，认为托乐思试图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体验的努力失败了，其最终回到了小说开篇的迷惘状态（2003：15）。马格诺（Magnou）则从精神分析入手，揭示了托乐思的俄狄浦斯情结。他指出，受虐的巴喜尼扮演的是乱伦关系中的“母亲”角色，托乐思通过与巴喜尼发生关系最终摆脱了自身的俄狄浦斯情结（1994：212）。依循马格诺的研究路径，路塞尔克（Luserke）将性话语与权力话语结合起来进行了考察，并由此得出结论：托乐思正是在寻找话语的过程中成为了施暴者的帮凶（1995：21）。本文则拟从小说中所展现的道德危机、理性危机和语言危机入手，来探讨世纪之交资产阶级危机四伏的生存状态。

二、“世纪末”情绪下的孤独与无聊

法语“Fin de siècle”（“世纪末”），一般特指 19、20 世纪之交的数十年。这一时期，工业化浪潮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新的价值体系对旧的社会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化，人们感到压抑和无所适从。彼时的奥匈帝国虽然从外表上看歌舞升平，但实际上早已内部矛盾重重、摇摇欲坠，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在浓厚的“世纪末”情绪下，曾经自诩为精英的资产阶级虽然获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话语权，但由于其内在的空虚和无聊，加之外部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导致的社会急剧转型，逐渐丧失了本阶级的自信，转而趋向颓废和无为。这一切被敏感的艺术家所注意到，他们以此为主题进行了大量的创作活动，涌现出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等众多文艺流派。诗人格奥尔格·海姆（Georg Heym）的一段日记十分贴切地描写了这一时期的无聊情绪：

总是一样的东西，无聊，无聊，无聊。只有虚无、虚无、虚无。多么希望有朝一日能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不要留下司空见惯的庸常品味……哪怕发动一场战争也好，虽然战争很可能是非正义的。（转引自吴勇立 2010：25）

穆齐尔的父亲官至大学校长，并获封可以世袭的贵族称号，但他性格内向、缺乏激情。1903年，穆齐尔在斯图加特技术大学的一个实验室里做助手，可是斯图加特的工作和生活令其感到十分无趣，于是他开始了文学创作，以抵御这种无聊的情绪（Berghahn 1971：37）。穆齐尔将自身感受到的孤独和虚无以及他的哲学思考融入到创作中，塑造出了一个“世纪末”文学中常见的“颓废者”形象（吴勇立2010：64）——托乐思，其迷惘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核心内容。托乐思身上有着作家本人的影子，他出身于奥匈帝国资产阶级上层的官僚家庭（父亲是枢密顾问），是一个冷漠、孤独而无聊的少年，对“学校生活完全无所谓”（11），终日无所事事，沉浸在自己的迷惘思绪之中。他期待着什么事情，但又觉得“永远等待一件事情，你对这件事情的了解仅仅就是你在等待它而已。……这也太无聊了……”（23）“孤独感和被遗弃感”（24）不断侵袭着托乐思，他在孤独和无聊中迷失了自己，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也在各种社会和文化危机中逐渐没落。

三、道德危机

一个阶级的瓦解，往往是从本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陷入危机开始。封建社会末期，处在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正是用先进的生产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优势战胜了腐朽的贵族阶层，从而取得了整个社会的统治权和话语权。然而，在“世纪末”，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受到了巨大冲击，人们在人性的两极之间摇摆挣扎。这可以从《学生托乐思的迷惘》中关于托乐思和白内贝到偏远乡村找妓女波热娜的描述中管窥一二。波热娜虽然已经年老色衰，但仍不断吸引着寄宿学校的年轻人“爬着去找她”（31），她凭借自己的性能力控制了他们（Luserke 1995：23），包括托乐思。波热娜乐于给年轻人讲述那些发生在上流社会家庭中的下流之事，这些事让托乐思感到无地自容，他发现心目中原本高贵优雅的世界竟是这样的龌龊不堪，甚至不由自主地将“超然于所有欲望之外的”（36）母亲与眼前这个下等妓女联系在一起。

就是波热娜这样一个“极其卑下的造物”（32），使得托乐思源自本阶级的道德观念开始发生动摇：

他和她的关系，他在这种关系中所经历的那些感受，乃是残酷的自我献祭。这诱使他不得不放弃所有平素包裹他的那些外壳，放弃他那优越的地位，放弃那些别人注入他身体的思想和感情，放弃不能给予他任何东西并让他感到压抑的一切。这诱使他赤裸着、一丝不挂地、一路狂奔着逃向这个女人。（32）

在迷惘和无助中，受情欲驱遣的托乐思甘愿放弃原有的道德观，俯身于波热娜脚下，因为“这种自我放弃每次都重新诱惑着他”，他想“放弃他那优越的地位深入到这些普通人之中去；深入到他们之中去，——比他们自身更深地深入到他们之中去”（32）。就这样，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在肉欲的享受中自我献祭、自我放逐，任由自己在欲望中迷失，最终放弃道德，放弃自我。

同时，赖亭和白内贝对待巴喜尼的态度使托乐思越来越感觉到本阶级的价值观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他觉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两个世界的撕扯：一个是牢不可破的资产阶级的世界，在这里，一切最终都是有条不紊地和理智地进行，正如他在家里所习惯的那样；一个则是冒险的世界，充满黑暗、秘密、血腥和意想不到的惊奇。这一个似乎要排斥另一个。（47）

在两个世界的斗争中，托乐思矛盾着、纠结着，他开始怀疑本阶级的价值观，甚至产生了倒向另一个世界的想法，并由此陷入了理性的危机。

四、理性危机

近代以来，西方自然科学不断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也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科学的价值得到了高度重视。自然科学的基础是人类的理性，启蒙运动以降，康德振聋发聩地提出：“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1996：22）理性被视作区别人与动物的重要尺度，在理性的指导下，人的命运被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以对理性的崇拜来反对信仰主义和蒙昧主义。数学是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崇尚高度的理性，追求精准的计算，然而托乐思却对数学的可靠性产生了质疑。针对白内贝的说辞“只需记住负一的平方根是计算单位”，就可弄懂“有关虚数的那些东西”（89），托乐思辩驳道：“负一的平方根根本就不存在……根本就不可能真有什么数是某个负数的平方根。”（89）他发现，除了虚数，数学中还存在许许多多丝毫没有理性的事物，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无理数”，德语中叫作“irrationale Zahl”，即“没有理性的数”。而人们有时正是用“这些虚拟出来的或者是怎么也不可能存在的数字来进行完全真实的计算，并且最终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90）。对于这种奇怪的现象，托乐思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进行描述：“这像不像一座桥，这座桥只在桥头和桥尾有桥墩，尽管如此，人们却仍然毫发无损地从它上面走了过去，就好像它真的完完整整地矗立在那里似的？”（90-91）托乐思对数学理性的质疑不免使人不寒而栗：如果连数学都不再可靠了，那么人类的理性又能有多少可靠性？如果没有了理性，人类是否会再次堕入神秘而虚无的世界？小说中的恶棍白内贝似乎看清了这一问题，他一直坚信东方式的、神秘的哲学，反对所谓的“理性”，他说：“发明数学的那些人在这里被他们自己的脚给绊倒了。位于我们的理智的彼岸的东西凭什么就不能和我们的这种理智开一个这样的玩笑呢？”（91）白内贝认为，在所谓的“理性”之上有一种更高的存在，貌似全能的“理性”实则被一种超验的力量所操控。实际上，托乐思通过自身的体验也感知到了这样的存在。独自一人在公园中散步时，托乐思感知到了“无穷大”，这个在数学课上学到的词让他感到不安，原本早已昏睡过去的“超越理智的、狂野的、毁灭性的东西”（75）竟然突然苏醒，理性遭遇了强大的威胁。这种冲击使托乐思感到一阵眩晕，于是他陷入了昏睡状态。昏睡过后，神秘主义压倒了理性主义，托乐思感到“这光天化日本身反倒变成了一个神秘莫测的藏身之所”（80）。这无疑是一个对崇尚理性的资产阶级的巨大讽刺：神秘不再仅仅隐藏在黑暗之中，它已经将触角伸向了代表启蒙和理性的光明。资产阶级所依赖的理性遭到了动摇，托乐思感到阴森恐怖，于是他开始四处寻求帮助。

托乐思去找数学老师答疑解惑，而数学老师却让他去阅读康德的作品，要他通过了解哲学中的逻辑推论来解决问题。托乐思开始认真阅读康德的作品，“一本一本地从头翻到尾”（98），希望能在高度理性的哲学中找到答案。但是，阅读体验最终失败了，托乐思的头脑变得更加混乱，哲学也无法解决他的疑惑，这意味着抽象哲学在“世纪末”西方的失败。而就在此时，信奉神秘主义的白内贝又来搅和托乐思的思绪，他攻击哲学是一座表面坚不可摧、实则仅在触碰下即可瞬间化为乌有的大厦，“他们（指讲授哲学和数学的教授们——笔者注）所宣称的一切都是靠不住的”（102）。白内贝施加的外在影响力给托乐思的信仰根基以最后致命的一击，托乐思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理性价值观在内外因素的夹击中垮塌了，理性失败了，哲学失败了。于是，托乐思只得将目光从外在的超自然的东西转向内在的自然的东西，也就是试图用理性的承载物——语言来表达自我内心深处的迷惘。

五、语言危机

伴随着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文化领域也迎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代。无论是法兰西文人在沙龙中的妙语连珠，还是德意志心理小说中的娓娓道来，抑或是启蒙主义哲学领域一部部结构严谨、逻辑清晰的皇皇巨著，都体现出强大的语言活力。推崇理性的资产阶级对此也抱有乐观主义心态，因为语言能折射出其内心的高度自信。然而，随着“世纪末”情绪的蔓延，社会情绪日益低迷，资产阶级的语言也开始出现颓势。20世纪初，语言危机问题在西方学界越来越受到关注（吴勇立2010： 128），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①霍夫曼斯塔尔是奥地利作家、诗人，他在《钱多斯爵士致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封信》（Der Brief des Lord Chandos an Francis Bacon，1902）等作品中表达了其对语言危机问题的关注。、穆齐尔等作家都对这个主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语言危机之下，人们开始质疑原本被奉为至高无上的语言能否真正表达事物、传递现实。

小说《学生托乐思的迷惘》开篇就引用了梅特林克《神秘主义者的道德》（La Morale Mystique）中的一段话：“无论什么东西，一旦从我们口里说出，其价值就会奇异地遭到我们的贬损。”（1）这段话为整部小说确定了一个主题，即语言的无力。小说主人公托乐思是一个语言无能者，是一个失语者：当托乐思离开父母独自在寄宿学校生活时，他感到了难以抑制的痛苦，他起初以为只是想家，但这种感受实际上却是“某种不确定得多、成分也复杂得多的东西”（4），他难以用精确的语言来表达；当托乐思去找妓女波热娜时，他一直一言不发，甚至当波热娜挑逗他、向他索吻时，他“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40）。

陷入理性危机后的托乐思试图探求内在于自我的“某个自然的东西”（103），但他却并不懂得这个东西。原本他打算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并为此准备了一个本子，“在第一页上写道：De natura hominum”，即“论人的本质”（109）。然而没过多久，托乐思就对自己的语言产生了怀疑，他开始玄思，并再次出现了叙述困难。于是托乐思停止了写作，并把目光转向外部——巴喜尼。托乐思趁赖亭和白内贝离开学校之际找到了与巴喜尼单独相处的机会，并逼迫巴喜尼进行交代：“你必须把一切都给我说清楚！我希望你能全告诉我；你懂吗？”（124）他渴望知道巴喜尼在受虐待时的内心体验，希望能从巴喜尼那里寻找到答案，以至于急切地想要代替巴喜尼进行部分叙述。但是，这个方法也失败了，巴喜尼不仅无法叙述发生的事和内心的瞬间感受，也无法回应托乐思的叙述。在和巴喜尼发生关系后，托乐思渐渐对巴喜尼失去了兴趣，因为他希望在巴喜尼那里寻求答案的企图化为了泡影：

我以前曾经对你另有所图，可是，自从你带着你的那些淫荡的请求在这些意图中横插了一杠子之后，我就把它们忘记了。我本来想在远离你的地方找到一个点以便能够从那里观察你……，这就是我那时对你的兴趣所在；是你自己把它给毁了……（159-160）

托乐思同赖亭、白内贝和巴喜尼断绝了关系。巴喜尼向学校自首自己的偷窃行为后，教师对托乐思进行了单独问询，此时的他依然没能找到表达自己内心的语言，他的回答模棱两可，“留在屋子里的人全都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一致认为他“受到了剧烈的过度刺激”（179）。此后，托乐思决定放弃学校生活，放弃一切探求真理的努力，向语言的无力妥协：

……现在这已经过去了。我知道，我搞错了。我什么也不怕了。我知道：事情就是这样的，也许永远都会是这样的；而我也许永远都会时而这样时而又那样地去看待它们。时而用理智的眼光，时而又用别的……而我再也不会去尝试把这些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了……（179）

无论是独自一人沉浸于自己的思索，还是与他人交流时，托乐思都常常会出现长时间的沉默和无语状态，这种状态常被作者通过标点符号来加以强化。比如，小说中多处出现反常使用省略号、破折号②德语中标准省略号是三个点（...），而破折号功能通常由一根连字符（-）来表示。然而，《学生托乐思的迷惘》却大量出现四个点的省略号（....），以及三根甚至更多连字符连用的现象。等标点符号的现象，人物的对话和思维也经常为省略号和破折号所打断。另外，穆齐尔在叙述人物内心感受时常使用语义较为模糊的表达方式，比如“某种”“似乎”“好像”③原文为虚拟语态。（20，74）等等。这些处理方式使读者不仅清楚地感受到了小说人物的语言危机，而且还觉察到了作者本人的叙述困难，因为要通过语言来精准表达人物纷繁的思绪，这本身似乎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临语言危机，托乐思失败了，他选择对一切都报以平静的冷漠，只想逃离。这不仅是托乐思个人的失败，也是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失败。

六、结语

托乐思在寄宿学校的生活结束了。从小说开篇在火车站送别父母，到故事结尾在火车站告别寄宿学校，整个故事呈现出一个环形结构（Pfotenhauer 2003：211）。虽然“一个发展时期结束了”（170），但是托乐思事实上并没能摆脱迷惘状态，与之前简单的青春期少年的复杂心绪相比，后来托乐思经历的是世界观的颠覆。经历过道德、理性和语言危机，托乐思变得冷漠了，也变得成熟了，在成人后成为了一个“集中在纯精神领域”（143）的美学家。但就是这样一个在少年时期经历过重大精神危机、长大后只关注精神内在的人，日后却成为了奥匈帝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他的危机代表的是一个阶级的危机，他的颓废实际上是一个阶级的颓废。托乐思们曾赖以生存的道德基础被冲击，理性基础被颠覆，语言基础被质疑，最终他们只得放弃认识真理、表达真理的努力，将注意力转向内心，成为了一群沉浸在空虚、孤独和无聊中的“世纪末颓废者”。

通过《学生托乐思的迷惘》的创作，穆齐尔鞭辟入里地揭示了时代的弊病，托乐思是作家青年时期的一个雏形，而其潜心创作的鸿篇巨著《没有个性的人》（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则续写了寻找“另一种状态”（der andere Zustand）的自己。穆齐尔的小说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为人类的发展敲响了警钟，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

Berghahn， W.1971.Robert Musil mit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M].Hamburg：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Kraft， H.2003.Musil[M].Wien： Paul Zsolnay Verlag Wien.

Luserke， M.1995.Robert Musil[M].Stuttgart/Weimar： Verlag J.B.Metzler.

Magnou， J.1994.“Törleβ”-Eine Variation über den Ödipus-Komplex?-Einige Bemerkungen zur Struktur des Romans[C]//H.Biermann&B.Schuf （ed.）.Robert Musil：Die Verwirrungen des Zöglings Törless.Text und Materialien.Berlin：Cornelson Verlag，210-213.

Pfotenhauer， H.2003.Robert Musil： Die Verwirrungen des Zöglings Törleβ [C]//S.Schneider （ed.）.Lektüren für das 21.Jahrhundert.Klassiker und Bestseller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von 1900 bis heute.Würzburg： Königshausen u.Neumann，1-16.

康德.1996.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罗伯特·穆齐尔.2012.学生托乐思的迷惘[M].罗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吴勇立.2010.青年穆齐尔创作思想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