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 林, 倪维维

(浙江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十九大报告一方面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另一方面也指出要“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这里总结与描绘的中国当前政治生态何以是优越的？这种政治生态对政治学理论有何新的贡献？我们可以从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阐述甚详的“普力夺社会”出发，讨论和回应上述问题。

按亨廷顿的描述，普力夺社会通常指一种政治上制度化程度低而参与化程度高、因而政治秩序废弛的体制。由于权威和中心的缺位，普力夺社会虽然活力四射，但各种汹涌的社会力量无法奔向同一目标，反而互相消耗对抗，最终造成政治的衰败。与此对照，反普力夺社会则通常制度化程度和参与化程度双高，当然也不能排除在制度化程度虚高的表象下，实质性政治参与低下的情形。反普力夺社会的核心追求是秩序至上，即中国人民熟悉的表达“稳定压倒一切”。

如果说各种形式的普力夺社会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同样形式多样的反普力夺社会也并非事事皆好。比如，由于秩序与活力之间的内在紧张，过于整齐划一的反普力夺秩序很可能抑止社会活力。

纯粹的普力夺或反普力夺社会均属理想模型，它们仅存于理论之中。值得追问的是：普力夺与反普力夺能否以某种方式现实地共存于同一社会中？秩序与活力能否兼得？

中国当前的社会政治生态对上述追问提供了一个相当肯定的回答。这个肯定回答同时也给本文开头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中国当前政治生态的优越性就在于它对秩序与活力的兼顾，因而超越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力夺或反普力夺的两极化政治学思维，为政治学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秩序优先

改革开放以降，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以来，中国政治的首要特征可以表述为对普力夺状态的排斥，亦即对高度秩序的优先追求。当下中国是一个井然有序的政治共同体，它既是高度制度化的，又是高度参与性的，各种互相冲突的社会力量均被纳入到一个有序、可控、统一的建设性进程之中。这种令人歆羡之政治秩序的生产者，乃是拥有绝对权威和最大限度社会动员能力的中国共产党。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又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

秩序是政治的首要追求，是实现其它政治功能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秩序？一言以蔽之，即一种分工合作、条理清晰且相对稳定的人际状态。用儒家的话语来说即“正名”：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他应在的位置，都在履行他应尽的责任，并且获得相应的报偿。柏拉图在消极的意义上把这种状态称许为“每个人只做自己份内的事”,①亦即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2]这是否意谓正义比秩序更为优先？绝非如此。罗尔斯是在秩序既定的前提下才谈论正义的，因为社会制度本身就是秩序的产物。在一片混乱的社会状态下无法有效地谈论正义。据说罗尔斯光复了社会契约论，而社会契约论关于自然状态的假设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即普遍的失序状态。自由主义宣称自由高于一切，但自由主义似乎忘记了，如果只是为了自由，人们根本无需签订契约成立国家。因为无论霍布斯或洛克，都认为自然状态乃是“最自由”的。社会契约论意味着承诺人们宁愿放弃一些自由以换取必要的秩序，因为没有秩序，自由只是虚幻。只有在秩序既定的前提下，人们才能有效地追求正义或者自由。

由于两个原因，中国近代社会曾经长期处于极度失序状态：一是外因，即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一是内因，即近代中国缺乏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人民广泛拥护的中央政权。外因最终归结于内因，两个原因实际上就是一个，即近代中国自身既涣散又弱小，既不统一，更不强大。统一和强大不只是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军事和经济的发达，而且还必须体现为中央政权强大的凝聚力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均无力在这种意义上“统一”中国，即无力供给政治秩序，致使中国社会长期陷入水深火热的丛林状态。经过屡仆屡起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终于在1949年开创了这种宝贵的秩序，“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毛泽东时代的“站起来”，到邓小平时代的“富起来”，再到习近平新时代的“强起来”，背后一以贯之的是高度有序，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坚强领导，是半个多世纪一以贯之的和平、统一与发展。中国人民需要秩序，中国智慧的政治学强调秩序优先，这是近代以来血与火的惨痛经历提供的刻骨教训。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生产且不断再生产这种秩序。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1]因此，“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的言行”。[1]坚持党的领导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河清海晏、各项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最大秘诀，也是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根本保障。

政治齐一性

追求秩序必然要求建设政治齐一性，即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制度，“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1]用洛克的话说，即坚持和维护一个“共同尊长”。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高度权威和强大生命力的伟大政党,有一套完整的制度用以考察、约束、激励、惩戒其党员，这套制度就其形式的运作机制而言对党外人士同样适用。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的治党和治国是同一硬币的两个方面，治党是治国的关键。一切社会阶层和个人都可以向中国共产党这个“共同尊长”提出自己对正义的诉求。

建设政治齐一性至少需要讨论下述问题：

其一是，政治齐一性意味着什么？如前所论，没有秩序就没有政治，而没有权威就没有秩序。中国共产党的权威确立并不断强化的过程，也就是政治秩序创建并不断巩固的过程。此一过程的最终结果，即一种政治的和形式的齐一性的获得。而这种齐一性在获得之后又反哺权威与秩序，加强和巩固了它们。因此，政治齐一性意谓“共同尊长”的诞生，即对某种单一权威源的排他性尊崇，这是国家所以成其为国家、有能力履行其职责的前提。但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政治的齐一性”，并不意味着经济或文化也是齐一的，政治权威的一元化和经济联邦主义可以并存不悖。绝对的齐一性也就排除了市场，包括文化和思想市场，而这不符合中国社会国情。二是“形式的齐一性”，形式的齐一性是能够且必须追求的，但它不是也不必要是实质内容上的齐一性。对一个庞大的政治共同体来说，追求后一种齐一性既不现实也不必要，而且肯定还是高成本低收益的。

其二是，政治齐一性有哪些重要的建设手段？必须指出，在权威与秩序的形成机制中，手段与其追求的结果之间经常发生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这里仅举仪式化的意识形态为例。仪式化的意识形态既是权威与秩序赖以确立和不断强化的有力手段，同时其本身又只能是高度权威与秩序的结果，任何不存在权威与秩序的地方，仪式化的意识形态也不可能存在。仪式化即制度化。仪式化的意识形态意味着，一整套表达政党意志的意识形态话语，通过在公共生活中的不断被强势表达和不断被重复，最终完成由政党意志到人民意志的转换，达到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合二为一的政治最高境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这种仪式化意识形态的一个随手可得的例子：作为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会在政治领袖的讲话中不断被申言，会在公务机关和公共场所被显著地彰显出来，会在公有的和非公有体制的一切单位的正式集会中不断被重复，会被知识分子不断阐释并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最终，这个表达会成为一个政治常识，一种习惯性和排他性的政治正确性，一个被普遍认同为中国共产党独有的政治美德。这样一来，这个仪式化的意识形态也就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自我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为人民衡量和要求共产党的一个标准和武器，成为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有力纽带。通过诸如此类一系列仪式化的意识形态，当然还加上其它甚至更加有力和有效的手段，政治的和形式的齐一性被建构起来，从而高度的政治权威和高度的政治秩序也就被创造出来了。

其三是，如何评估政治齐一性建设的结果？无疑，上述权威、秩序与齐一性获得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政党对人民进行政治动员和规训、人民对政党达成政治认同和归属感的过程。就后者而言，大多数人的这一过程是潜移默化的，特别是当仪式化的意识形态得到充分合适的运用的时候。人们在此过程中逐渐放弃了一些歧异性品格，明确选择了一些受到政党肯定的价值，在政党的引导下最终完成了对自身政治人格的塑造。这种政治人格的高度齐一性，所带来的万众一心的政治秩序，对一个处于现代化建设中途的国家来说是无比珍贵的，足以抵消其它可能的损失。无疑，如果一个大学教授通过发表歌颂长征精神的文章以呼应党的某次重要会议，这里真正重要的显然不只是文章的学术思想，而更是一种有关意识形态的意思表示，一种对党忠诚的意识形态表态，一种政治人格和政治归属感的公开展示。这里隐含的政治逻辑是：党是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引导者，而人民包括知识分子是党的追随者。没有人民追随的党，和失去政党引导的人民，是同样的政治孤儿。一言以蔽之，即党和人民是一体的。在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和规训的惊人成就，人民认同和归顺政党的程度也是同样惊人的。而人民认同和归顺的程度越高，政治的有序化程度也就越高。这种情形在一个已经相当市场化了的现代国家确实堪称奇迹。

中国政治的反普力夺不只是一种价值观和态度，而且是一种行动方式。只有在行动方式的层面上，说中国是一个反普力夺社会才有意义。但中国社会不只是高度一元化的，而且是一元多样和充满活力的。除认同和归顺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一元，中国社会呈现出复杂多样的价值趋向。

网络普力夺

政治齐一性只是中国的一个面相。与此同时，中国社会还具有典型的普力夺特征，而且也是行动方式的。最显著的例证莫过于网络普力夺。

网络把几乎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并且让他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异常迅速和紧密，如果人们感觉需要的话。在这个巨大的平台上，不仅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分享海量的信息资讯，并且还能差不多也是平等地随时发布对这些信息资讯的评价，从而使得不同阶层的价值观差异充分地呈现出来。这种差异呈现不仅是暴烈的、赤裸裸的，而且也必然是泛政治化的。因为一切进入群体生活并让人群分类的东西其本质都是政治的。与现实生活中普遍的政治齐一性迥然不同的是，网络很难建构齐一性，网络天然就是趋向多样化和反仪式化的，而反仪式化就是反制度化。质言之，网络是一个几乎全民参与而又天然反制度化的世界。因此网络普力夺是一种天然的状态，除非消灭网络，或者让网络变成非其所是的那种东西。

网络普力夺的必要前提是网民的多样性。如果网上活跃的只有公务人员一个群体，那当然没有普力夺可言。而中国的现实是，除老弱人口、网络未通的乡村地区人口及其它特殊情形的人群，有数亿中国人通过网络表达他们的生存意愿和价值倾向。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分为多少类别，网络就可以形成多少类别。无论何人，无论他偏爱何种区分人群的指标，即使那些最细微、最小众的，在网络都能找到自己的同好与归属。无论按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不同标识，或者按价值观或审美趣味的分野，或者按阶层利益的显著差别，或者按不同的故乡或母校，乃至按照不同的疾患，等等，这些区分不同人群的网络要么早已存在，要么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创建一个让它存在起来。不同的人群既可以通过不同的网络互相区隔，各自抱团取暖，各自获取所需的社会支持，井水不犯河水；也可以因为某个公共话题或某个重大利益，因为互相斗争或联合的需要，随时和其它网络的不同人群聚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个性突出、风格特异的网站，它们各自吸引的人群是那样不同，仿佛他们来自截然不同的世界，仿佛他们的人生可以毫无交集似的。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把所有这些不同的人聚合在一起的巨大网站。这时我们就会发现，任何两个看起来似乎毫无交集的人，都可能会对某个问题发生共同的兴趣，从而产生或敌或友、或疏或密的政治关系。正是在这里，而主要不是在那些相对静止的互不往来的地方，网络普力夺出现了。

无疑，中国的网络普力夺乃是建立在现实政治的高度齐一性之基础上的，因此现实生活中诸多仪式化的意识形态在网络同样存在，并同样具有不可挑战性。和它们有关的歧异话语仍是禁止的，无论自我禁止或被动禁止。人们很少能够在中国的网络普力夺状态中搜寻到对党的重大政治路线的根本性批评，这毫无疑问是必要的。否则中国政治就不会是一种值得效法的普力夺和反普力夺的中和状态，而很可能成为类似泰国政治那样的普力夺状态。

但在禁忌和纪律之外毕竟还有广阔的话语空间。而且，如果需要的话，这些话语空间随时都可以通过某种转换而与现实政治勾连起来，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实质性地越过政治齐一性边界，使得现实生活中诸多仪式化的意识形态并不像它们看起来那样壁垒森严和不可亵玩。因此，任何人的政治热情或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无论其出于对承认的需要或自我实现的证明，或是对生存压力的宣泄，等等，都可以在网络得到必要的安顿。如果政治是人的天性，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那么这种天性必然表现为多样性，因为不能设想人和人是绝对无差异的。但差异寻求同一。在洛克对自然状态的叙事中，我们看到了天然的多样性因为对秩序的需要而归于齐一性的完美描述。齐一性是教育和文明的结果，是一个总的需要和趋向，是一个总是被打破而又不断被重建起来的东西，而多样性则是自然而然的、桀骜难驯的。多样性可以被引导，但不能被消灭。执政党和政治领袖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意义重大，这样可以规避一些过于理想化和浪漫化的政治行为。

中国的网络普力夺表现为那些各种各样的边缘文化的盛行，那些审丑的流行，或者其它许多标新立异、故意恶搞、貌似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这些东西对唤醒多样性贡献良多，因此诸如凤姐这样的娱乐化人物，其实也可以说就是政治化的并值得尊敬的。通过把一些传统意义上极度边缘的人群抬举到一个万众瞩目的高度，展示他们看起来毫不现实的追求与梦想，特别是赤裸裸地展示他们离经叛道的价值观，并放纵一切人的一切评论，在此过程中，人们的眼界变得比从前更加开阔，心胸也更加博大，承受异质性价值观的能力也变得更强了。凤姐从普遍的嘲笑谩骂的对象到越来越多地演变成某种正面符号，给人留下了很深印象，而有些平庸的政治符号可能很快被遗忘，这就是网络普力夺时代，亦即解构主义时代。这个时代最根本的标志就是大众化，使平等与民主不可逆转地成为政治主流。

网络普力夺最能展示其制造无序化能力的一面，莫过于它有关政治的争吵。完全不带贬义，甚至也没有褒义，网络普力夺的政治争吵，活生生就是“魔兽世界”之“群魔乱舞”。在任何一个可与政治勉强勾搭的话题中，比如贫富或城乡差别，住房、医疗或教育问题，更不用说官员的腐败，或者对前苏联或东欧国家及朝鲜的评价，等等，都可以引发一场左右两派捉对厮杀的网络大战。不同的只是有的网站左派更有优势，有的网站右派气场更足。左派通常比右派更有道德高度，以义正辞严和怀旧为基本武器，以乌托邦的结果平等为基本逻辑，以诉诸国家机器对论战对手的打击为最终归宿，因此看起来更加愤怒，更加血气方刚。右派通常比左派更关注自己的理性形象，他们要求自己以理性算计为基本武器，以应得正义为基本逻辑，以诉诸市场决战人生胜负为最终归宿，因此看起来更加冷漠，更加无情无义。但网络普力夺倾向于将左右两派的逻辑发挥到极致，不给中庸留出任何地盘，以便自己的观点更加鲜明，立场更加坚定，从而使论战更加有力，这在策略上是完全必要的。但这样一来也就使得左右双方看起来都难免面目狰狞，严重缺乏包容性，很难成为理性考量之下的政治选项。实际上，网络普力夺的政治论战大多是低段位的和非理性的，即使右派的表达方式也经常是呓语式独断的。比如，在对前苏联历史或朝鲜现状的任何评价中，自由主义者最拿手的好戏就是它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揶揄嘲弄，享受那种不遗余力地指桑骂槐带来的快感。至于这种揶揄嘲弄是否合理，是不是一种廉价的情绪宣泄，一种毫不讲理的反政府综合症，自由主义者是不予考虑的，它自我标榜的理性形象很可能瞬间就坍塌了。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普力夺分子，无论他的社会身份是公务人员还是务工人员，无论年老或年轻。因为普力夺状态是痛快淋漓的，它使一切个人以自我为中心而否定任何别的中心，它使一切群体宣示自己的权威而漠视任何别的权威，它将齐一性撕成粉碎，从而将整个社会的政治里比多彻底释放出来，造成一种活力四射、群魔乱舞的集体性极度兴奋状态。这种状态不仅减轻了政治服从带来的压抑，激活了政治想象力，而且培育了政治宽容的品性。人们通过酣畅的网络政治参与而部分达成与现实的和解与妥协，这是网络普力夺——也是其它各种形式的温和普力夺——最伟大的功能与成就。

不过，网络政治参与尽管既是低级别的，一般也是非组织化的，但绝不是毫无危害的。为网络普力夺设置双重枷锁，使它实际上只能拘禁于虚拟状态仍然十分必要。这双重枷锁是：其一，持续高调宣示网络形态的政治齐一性，始终保持仪式化意识形态的在场；其二，严密防止普力夺状态从虚拟状态漫延到现实生活。网络当然并不纯粹是虚拟的，但它和我们通常理解的现实生活仍有相当距离。

结 论

政治秩序是社会发展的前提，而只有高度的权威才有高度的秩序。但这样一来，社会活力就必然减弱，而社会活力是社会发展的灵魂。因此，对一种追求实用和中庸而非爱好乌托邦或极端的政治哲学而言，中国式的政治齐一性和类似网络普力夺等的共存局面是值得追求的。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这里强调解决的是权威与秩序问题。十九大报告又说：“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1]这里侧重解决的是民主与活力问题。秩序与活力兼顾，普力夺与反普力夺共存，这正是中国当前政治生态格外引人瞩目之处。

注释：

①“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放弃其它的事，专搞一行，这样就会每种东西都生产得又多又好。”参见柏拉图：《理想国》，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0页。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光明日报，2017-10-28(1-5).

[2]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