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家进

(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中国乡村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数千年的历史，与之相应的也建立起了一整套相对稳定的关于天、地、人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方式和意义符号体系。进入当代后，秉持着来自异域的政治理想及相应的意识形态体系，政治决策者以及相应的整个国家机器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乡村社会的外在生产和生活方式，更怀着美好的政治理想，立志要彻底改变乡村社会的意义符号系统，也即包含心理、情感、价值、理念、信仰等诸多层面的乡村人的心灵存在方式。长篇小说的情节是由人的各种活动构成的，而人的任何外在活动都联系着更加复杂丰富的心理、情感、观念活动。因此，周立波在1950年代产生巨大反响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所描写的绝不仅仅是当代中国农村外在生产组织方式的“巨变”，而是同时较多地留下了对乡村人进行思想观念改造的具体而丰富的细节和场景。这种意义重组是个系统工程，牵涉到的层面和范围都极为广泛，本文的分析碍难一一穷尽，只是姑举数端进行解读和阐释。

一

首先是建筑与居室布置及其相应言说符号的改写。建筑不仅具有功利性的实用功能，同时兼具文化象征功能，是某种文化体系的外在符号与表征。正如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所说：“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1]《山乡巨变》开始第一章，参加完县里的“三级干部会议”，秉承国家意志入乡的合作化运动驻村干部邓秀梅，进入清溪乡之前，首先遇到的并非清溪乡的人，而是一座土地庙。作者对这座小庙的描写相当细腻——“庙顶的瓦片散落好多了。屋脊上，几棵枯黄的稗子，在微风里轻轻地摆动。墙上的石灰大都剥落了，露出了焦黄的土砖。正面，在小小的神龛子里，一对泥塑的菩萨，还端端正正，站在那里。他们就是土地公公和他的夫人，……土地菩萨掌管五谷六米的丰歉和猪牛鸡鸭的安危，那些危害猪牛鸡鸭的野物：黄竹筒、黄豺狗、野猫子，都归他们管。农民和地主都要来求他们保佑。每到二月二，他们的华诞，以及逢年过节，人们总要用茶盘端着雄鸡、肘子、水酒和斋饭，来给他们上供，替他们烧纸。如今，香火冷落了，神龛子里长满了枯黄的野草，但两边墙上①却还留着一副毛笔书写的、字体端丽的楷书对联：天子入疆先问我/诸侯所保首推吾。”乡野庙宇的残破衰败正是战乱甫歇的乡村中国的缩影。因其职责所在，邓秀梅倒是从这副对联中看到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但处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她显然会不自觉地忽略“农民和地主都要来求他们保佑”这一传统习俗的深层内涵，也即乡村社会的不同阶层其实也都面临着某些共同的问题，譬如在大自然面前的无力和无助等，尤其是在从事需要靠天吃饭的农业劳动之时。

顺着邓秀梅的步伐，读者见到的是传统乡村社会的第二种公共建筑：祠堂。不过，这座气派不凡的“盛氏家庙”如今已被改派用场，成了乡政府所在地。至于是否得到盛氏家人和族长的同意和许可，作品没有交代。在1950年代的中国语境中，即使不作交代，读者也能心照不宣。近现代中国战乱频仍，这座家庙内外均有所荒芜，但基本保存完整，“屋的两端，高高的风火墙粉得雪白的，角翘翘地耸立在空间，衬着后面山里的青松和翠竹，雪白的墙垛显得非常地耀眼”。进入大门后，读者随着主人公看到的景物与符号更加意味深长——“大门过道的上边是一座戏台。戏台前面是麻石铺成的天井，越过天井，对着戏台，是高敞结识的享堂。享堂正中的巨大横梁下，挂着一块黑漆的横匾，匾上嵌着四个大金字：‘源远流长’。方砖面地的这个大厅里，放着两张扮桶，一架水车，还有许多晒簟、箩筐和挡折。从前安置神龛的正面木壁上，如今挂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大肖像。”②被当作乡会议室的则是这个祠堂的东厢房，被称为“这个祠堂里的一间最熨贴的房间”，铺了地板，有格子窗户，房里的“右首白粉墙壁上有两个斗大的楷书大字，一个是‘廉’，一个是‘孝’”。[2]34如此具体细腻而又生动的家族文化细节，不能不归功于周立波长期服膺并坚守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而家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物换星移，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还将被挖掘出更多正面的价值。然而在作品写作的年代，显然仍被置于彻底否定、压制和拒绝之列。家族用于祭祀及其他礼仪的场所如今已被无偿没收，成了整个地方社区的行政办公所在地，这本身就是意义符号彻底重组的显著外在标志。

关于乡村建筑，还不能不提到邓秀梅尚未入村就遇到过的、后面又成为她房东的盛佑亭(绰号“面糊”)的家。这原来是地主的房子，土改后，贫农盛佑亭分得了其中的横屋。而整座房子，背靠青山，竹木掩映，房前有禾场，门里有地坪，显得相当的气派，且处处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一望而知是传统乡村社会的殷实人家。而历经近代社会百年动乱，这样具有典型中国文化元素的房子还能劫后留存，不能不让人啧啧称奇：“……一座竹木稀疏的翡青的小山下，有一个坐北朝南，六缝五间的瓦舍，左右两翼，有整齐的横屋，还有几间作为杂屋的偏梢子。石灰垛子墙，映在金灿灿的朝阳里，显得格外地耀眼。——走近禾场，邓秀梅看见，这所屋宇的大门的两边，还有两张耳门子，右边耳门的门楣上，题着‘竹苞’，左边门上是‘松茂’二字。”“进了门头子，里边是个小小的地坪。”“麻石铺成的阶矶，整齐而平坦。阶矶的两端，通到两边的横屋，是两张一模一样的月洞门，左门楣上题着‘履中’，右门楣上写着‘蹈和’，都是毛笔书写的端端正正的楷书。”到了邓秀梅借住的房东面糊家大儿子的房间内，时代的重大转型更是昭然若揭：房间铺有地板，摆有“朱漆雕花嵌镜的宁波床”“黑漆长方三屉桌”，这些显然都是土改运动中分给穷苦农民的“胜利果实”，非那个时代一般小户人家所能拥有。然而新时代的标记和符号也已登堂入室：“南边粉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的像，两边是一副红纸对联：‘现在参加互助组/将来使用拖拉机’。”[2]51-52至于整座房子的旧主人今在何方、寄身何处，则完全不在这部作品的关注视野范围之内。这一现象本身便是社会巨变和意义符号彻底重构的基本表征之一。

二

其次，是关于尊卑贵贱秩序及读书人与非读书人地位的重新理解和排位。合作化运动进入“各个击破”的攻坚阶段时，邓秀梅到陈先晋家从事说服工作，男主人借口外出了，邓秀梅只好尝试以拉家常的方式来软化和打动女主人。在夸奖主人家的女婿时，邓秀梅与女主人陈家妈妈有如下一段对话：“‘如今，黑脚杆子都是政府看得起的好角色。’‘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话不对了；如今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那你们呢？你们干部不下田，都是下品吗？’‘我们动脑筋，也是劳动的一种。……’”[2]167所以谈话间邓秀梅一旦“枯起眉毛，正在运神”时，陈妈马上“用她才学的新话”对邓说：“你在劳动了。”其实，周立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懒蛋牌子》里就描写过，那里的新婚夫妇房间门口，所贴的对联已是“庄稼传家久/翻身继世长”。[3]可见这一类俗语或格言的改写已相当普遍。只是这里，朴实农家主妇一句活学活用的现场问话让这位县里派来的合作化干部相当被动：“你们干部不下田，都是下品吗？”其实邓秀梅仓促间回答对方的后一个动脑筋的“劳动”跟前一个表扬黑脚杆子的“唯有劳动高”中的“劳动”在概念上已经有了转移，而且潜藏着逻辑上的矛盾。因为倘若承认“动脑筋”也是一种劳动，那么邓秀梅的修改就说不通：既然都是劳动，而劳动很光荣，为什么还有“下品”“上品”之类的区分呢？尤其是为什么还有必要在乡村居民家里强调“唯有劳动高”呢？

不过小说诞生于1950年代末期，作家创作小说上卷时“反右”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整个新时代的价值体系中，知识和文化以及主要承载这方面功能的“读书人”已不再居于流行话语体系的上位，因此，邓秀梅进入房东亭面糊家的当天，就对他大儿子盛学文展开了与宏观话语体系相一致的“思想改造”工作。毕竟是在读的初中生，盛学文颇受中国传统社会推崇敬畏读书人这一绵延千百年的习惯心理的影响，言谈举止中不免时有流露。下派此乡负责合作化运动的干部邓秀梅自己也“只读得一年老书”，加上大时代的影响，也就随时需要打消这位15岁少年人崇拜读书人的“负面”习惯心理。出于乡里人的古道热肠，盛学文点着火把去乡政府迎接开会开到深夜的尊贵房客，一路闲谈中，盛学文表示自己希望初中毕业以后上高中，可父亲亭面糊不同意，坚持要他返乡劳动、“回来住农业大学”。这位乡村少年似乎想从这位城里干部那里得到些对自己人生理想的支持，想不到这位大干部完全站在盛学文父亲一面，满口称赞他父亲的安排：“‘住农业大学’，有意思，他叫得真好。”这很让少年人失望，“中学生听见邓秀梅这样地赞美农业，和他自己想要升学的意思显然有抵触，就稳住口，没有做声”。邓秀梅又主动打破沉默说起他母亲的能干，在家里有主见能主事，盛学文顺口议论了一句：“是呀，可惜没有读得书，要是读了书，她要赛过一个男子汉。”想不到这位大干部又马上反驳他：“读了书的人，不一定能行。”盛学文只好又“沉默了一阵”。[2]54倘若不管他们的具体身份和尊卑地位，这两人之间简直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话不投机半句多”了。然而我们的乡村少年是很懂“礼信”的，虽然内心并不愉快(短短一段路上有两次沉默，谈天谈不下去)，但还是客客气气地把这位身份独特的房客接回了家。更何况，进入当代中国以后，在现实管理体制中，“城市”“上级”“干部”这些符号和身份对于乡村社会具有极大的支配和导向作用，所以在作品的“续篇”里，盛学文果真返乡“住了农业大学”，兼了新成立的农业社的出纳，当然需要同时参加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倘若就事论事，从盛学文这个乡村少年的人生选择来看，他父亲亭面糊及借住他家的上级干部邓秀梅，其实是向他传播了某种隐隐约约的“读书无用论”信息，且最终影响了他的人生职业选择，因为这两种角色(父亲和县里干部)显然都属于对人物的生命轨迹可以施加实际控制作用的权威力量。

当然，最重要的价值颠倒与重排是在个体化与集体化之间。正如一些当代社会史政治史著作所揭示，③当革命领袖排斥了党内的种种不同意见，从而将农村合作化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时，整个国家机器都围绕着这一顶层设计而展开工作，各级领导干部使用一切手段力图使千百年从事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劳动的乡村百姓们相信：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他们长期以来受苦受难、缺衣少食、备受欺压，全都是因为私有制造成的，只要响应上级号召加入合作社从事合作化，此前的一切赤贫与苦难都可以迎刃而解。尽管由于生产经验、家庭生产条件、劳动态度，甚至性格、年龄的不同，广大乡村百姓对这一崭新实验的信任程度、参与程度都显示着巨大差别，但中国人都懂得“大势所趋”的真正意味。合作化劳动方式很快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即使有少数“落后分子”甚至“顽固分子”(尝试坚持单干的人)，最后都被这一时代最强音所慑服。《山乡巨变》里的广大农民至少在表面上都愿意相信，把历史完全颠倒过来以后，他们就应该可以过上上级所许诺的更富裕、更美好、更安宁的幸福生活。但以最具有隐忍性格著称的中国农民似乎也养成了这样一种智慧：他们允许(或者是不得不允许)在表面信任的事物和自己内心真实信任的事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并在日常劳动和生活之中对内心难以真正信服的事物(如生产队的劳动组织方式)进行潜在或消极的抵抗。自然，当历史条件一旦具备，他们更乐意过一种表里如一的生活。

三

第三，对于女性行为礼仪、规范以及爱情态度方面的大幅度调整和改写。乡村社会的解放或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重组，必然牵涉到占人口半数左右的广大乡村女性。中国数千年传统社会发展史必然也包含了人类其他民族发展过程中所常见的男性强权和女性屈辱经历，只是在中国有些方面显得更为变本加厉(如裹脚)。现代中国革命理所当然地吸引了一大批有志女性，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解放运动仍然保持着强盛的发展态势。《山乡巨变》中下派清溪乡负责全乡合作化运动的是位团县委的女性干部，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随着作品情节的展开，那个时代所尝试建立的最适合合作化事业顺利推进的女性规范、女性行为准则，也被作家随处点染，并在相关情节中被加以重笔描绘。这主要体现在对盛淑君、盛佳秀这两个女性形象的塑造上。

年轻姑娘盛淑君是邓秀梅进入清溪乡乡政府所在地后遇到的第一个本村人，不仅头一晚两人相伴而眠，这一人物形象还贯穿作品正篇及续篇的始终，可见她在整部小说中的重要地位。盛淑君因为已故父亲在外做生意，母亲在家打扮得花花绿绿惹来“家风不好”的名声，加上她本人“太调皮，太活泼”，连申请入团都受作风粗暴的团支书的冷遇和阻挠。或许正因为家庭和个人受到的这些压抑所带来的反弹，她在合作化运动中处处表现得比一般青年人先进。为加大宣传攻势，大冬天里天还未大亮，她和村里几个大姑娘就分头到村边山头上用铁皮喇叭向村民喊话，卖力宣讲合作化的道理，这其实并不符合村里人对青年女性应有行为规范的习惯理解，盛淑君为此还惹来一个单恋她的村中男性的大清晨拦路表白。合作化运动进入“个别说服”阶段，她又领着姑娘们在个别人家的猪圈里、大门上、山林树木上大贴宣传合作化好处的标语与口号。合作社成立后在与单干户的挖塘泥比赛中，盛淑君更是成立妇女突击队，在冰冷的污泥中跟男社员们起早贪黑地拼体力，毫不服输，这显然符合那个时代“妇女半边天”理论的需要，而与千百年来流传的“淑女”规范相距甚远。自然，即使在传统社会，所谓的“窈窕淑女”之类的角色期待也只是针对上流社会女性，而并不追求在底层劳动者阶层那里得到真正意义的落实。

不过，在《山乡巨变》的具体语境中，女性行为规范及人生期待方面的调整更多地指向时代政治的召唤，这一点在情节安排中表现得尤为显著。无论是出于作家的有意安排，还是源于作家的无意重复，作品上下卷里分别有两位女性主动“倒入”无条件投身合作化事业的乡村干部怀里，一位是乡团支书，一位是党员兼社长，这确实是意味深长的时代符号。那位如此爱说爱笑甚至有点强悍不羁的盛淑君，一遇到自己爱恋的、性格却相当简单粗暴的团支书陈大春时，简直可以说就乖顺得像小绵羊；即便盛淑君工作如此积极热心，陈大春也还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一直卡着她的入团申请。直到盛淑君说服自己的寡妇母亲同意加入合作社了，陈大春才拿着一份入团申请书表格让她填写——而且还要在月夜里把这位女青年单独带进山里、带进避风的茅棚里，大谈特谈一通农业合作化的美好远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盛淑君对这些政治远景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和感觉，却时不时地主动流露出一些情感上的暗示。而醉心于时代政治的陈大春却偏偏对女性的柔情“毫无感觉”，显得特别“正人君子”。④——我们的作家实在忍不住了，终于给他们安排了如下的情节：盛淑君对这位木头疙瘩似的团支书实在无奈，独自伤心地、无声地哭了，两人默默地下山，“她只顾寻思，不提防踩在一块溜滑的青苔上，两脚一滑，身子往后边倒下，大春双手扶住她，她一转身，顺势扑在他怀里，月光映出她的苍白的脸上有些亮晶晶的泪点……”只有到了这时候，我们的乡村团支书才变身为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男性，与相爱的姑娘相拥相吻。

无独有偶，类似的情形又出现在了盛佳秀和刘雨生那里。刘雨生因为醉心于互助组和合作化的工作，不管家里的柴米油盐，且丝毫不见有回心转意的迹象，他原来的妻子无法忍受，两人终于离异了。虽然这样一来，“进门一把火，出门一把锁”，每次忙完集体事业回到家里都是锅清灶冷，但也丝毫阻挡不了他响应合作化事业的如火热情，“他的心完全放在工作上，自己家里的事，只好马马虎虎了”。在建社动员过程中，乱世中遭到进城丈夫遗弃(作品暗示似乎已另组家庭)带有一小孩的盛佳秀在小说情节上的位置日渐显赫。为人有点婆婆妈妈的乡书记李月辉、甚至日常言谈中不太看得起“个人问题”的邓秀梅，都在不约而同地暗示刘雨生可以对她展开追求，一起上门做入社动员的邓秀梅还会先主动离开，以便给刘雨生创造更多单独接触的机会。而且稍显突兀的是，此前并无别的铺垫和基础，这位家底蛮殷实、又颇懂得传统妇道的盛佳秀忽然就对刘雨生倍生好感，对他的家庭变故深表同情，交往不久就一口一个“雨生哥”，还表现出仅仅是因为信任雨生哥她才愿意入社，因为这牵涉到她自己的后半生和年幼小孩的一生依靠。有了初步的情意后不见刘雨生反感或拒绝，于是盛佳秀开始处处表现得更加主动起来，作家还因此设计了一场在今天看了稍显笨拙的情节——“捉怪”。忽然从某一天开始，刘雨生忙完一天回家时，单身汉的他的家里已打扫得干干净净，衣服被褥洗好，甚至饭菜都做得好好地温在锅里，有时还有他家里根本没有的烘鱼或腊肉，而门锁却是完好无损地挂着！从情理上推断，在居住稍显稠密的乡村，这样的事情不太容易在村民的眼皮底下发生。开始刘雨生还以为是住在山另一面的母亲来帮忙，但探问以后被否定了。跟邓秀梅、李月辉一说，他们马上有所会意，还加以调侃。偏偏刘雨生还来个一本正经地“捉妖”：特意让大门的锁挂着、自己却从自己家的窗户里爬进屋，躲在房间里窥察，发现果然是盛佳秀。她脱下一只布鞋，拍拍他家门上的老式铜锁就能轻易打开房门。等到她在灶屋里生好火走进房间量米时，“陡然看见床背后的角落里，露出一双男人的布鞋脚，她大叫一声，跳起身来，往外跑。刘雨生连忙赶出，跳到房门口，一把拦住她”，交代了身份，作品接着描写道：“‘哎哟，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女人一边说，一边不由自主地倒在刘雨生怀里……”[2]328-333毫无疑问，作家习惯于为笔下热心合作化事业的乡村基层干部安排主动大方的女性、设计美好温馨的爱情。为此，这些女性在传统氛围极为深厚的乡村世界里已显得稍稍另类。而在整部小说场景里，另一些恪守“三从四德”礼义、夫唱妇随，或是把男人是否懂得居家过日子看得更重的女性，其实还是更常见，且占有更大比例的。

事实上，《山乡巨变》里描写乡村社会价值变迁的情节和场景远不止以上分析的几个方面。倘若只有日常劳动方式、生活方式上的重新安排，而缺乏价值认同层面的配合，一种社会改造运动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完成，或是表面完成以后得以持续而又长久地运转，所以哪怕是在作品描写的偏僻的清溪乡，神与俗、富与贫、贵与贱、上与下、读书与种田，以至男与女、长与少等，长期流行的诸多关系方式及其相应理解或阐释，都在被尝试着加以彻底颠倒或重组。这才是前所未有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真正意义上的“巨变”。有些评论者从反映社会历史动荡的激烈程度上进行比较，认为《山乡巨变》“缺少前者(指《暴风骤雨》——引者)那样突出的时代气息，那种农村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鲜明图景”，[4]371或是认为“比较起《暴风骤雨》来，它在反映时代气势上是存在着弱点的”。[4]394这些无疑是只将轰轰烈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当成时代变迁的标志了。倘若就乡村居民内心生活所遭受的巨大震荡以及内在价值观念层面所经历的无处不在的巨大冲击和彻底重组而言，《山乡巨变》的“史诗性”成就其实并不弱于《暴风骤雨》。至于《山乡巨变》因为产生于政治气候瞬息万变的1950年代后半期，外在的政治气候变迁也在作品内部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譬如作品的正篇与下篇之间在描写笔力上并不太平衡，正篇后半部分开始，作家的描写侧重点有了明显变化，在接下去的篇幅中显露出更多的编织故事、构造阶级斗争画面与情节的痕迹或流行窠臼等等，限于本文论题，这里都不再展开分析与论述了。

注释：

①周立波《山乡巨变》，《周立波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以下引文除另外标注的以外，均出自该版。有意思的是，面对这副对联，初版本中只写“邓秀梅笑了，心里想道：‘好大的口气。’”到了修订本中，则加入了判断性评价：“邓秀梅笑了，心里想道：‘天子，诸侯，都早进了历史博物馆了。’”参见《周立波选集》第3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②周立波《山乡巨变》，版本同前，第22、23页。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的修订本中作家在这里做了几处改动：大门顶端墙上的字“盛氏家庙”改为“盛氏宗祠”，这应该更符合此类建筑的实际情形。而后一段引文中则删改两处：一是“享堂正中……源远流长”整句被删除；二是结尾一句删改为“如今挂着毛主席的肖像”。见《周立波选集》第3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

③目前，党史研究及其他学科领域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和揭秘日渐丰富，可参见王立诚的《中国农业合作简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马杜香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百名亲历者口述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邓子恢的《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回忆邓子恢》(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2版)等。

④比较作家对这两位男女青年在月夜山里漫步和静坐的描写实在相当有趣。陈大春是大谈“……反革命分子依靠的基础是私有制度、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子，也是私有制度……我们过去的一切灾星和磨难，都是它搞出来的”，还大谈铁牛耕地、改造农田、修建水库、电灯电话之类的乡村远景，作家本人也不免要评价他所说的“枯燥无味，公事公办，一点花草也没有”；而盛淑君却是“一有机会，就要缠住他，总是想用女性的半吐半露的温柔细腻的心意织成的罗网把他稳稳地擒住”。两人之间一主动一被动，与男女爱情中的一般情形大相径庭。目的自然是在着力突出男主人公的“一心为公”或“公而忘私”。见周立波《山乡巨变》，《周立波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页、219页。

[1]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代序)[M]//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2.

[2]周立波.山乡巨变[M]//周立波.周立波文集：第3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3]周立波.懒蛋牌子[M]//周立波.周立波文集：第2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324.

[4]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