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守艳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241）

引言

《文心雕龙·通变》赞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正所谓“赞者，明也，助也”（《颂赞》），赞语乃以四字韵语对全文内容所作的概括和总结性复述，其所表达的意思与正文内容一致无异；同时全部《文心雕龙》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各篇内容之间或多或少都具有彼此关联、相互照应的关系，共同反映了刘勰文学思想的方方面面。因此，对其赞语的理解准确与否不仅与对全文文意的准确理解密切相关，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关乎对全部《文心雕龙》所反映的文学思想的准确认识。今试就《通变》篇“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释义问题略陈管见。

一、“望今制奇”释义辨析

笔者所见四十余种《文心雕龙》注、译本对“望今制奇，参古定法”这两句话的解释，虽其注释、翻译的具体用词不尽相同，但于其大意的理解则基本一致，可谓小异而大同。兹择要引述如下：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看准当前的趋势来创作突出的作品，参酌古代的杰作来确定创作的法则。”[1]（P274）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看准文坛上今后的趋势，来创造动人的作品；同时也参考古代的杰作，来确定写作的法则。”[2]（P391）穆克宏《文心雕龙选》：“看准当今的趋势创作出色的作品，参考古代作文的得失确定写作法则。”[3]（P96）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一方面是参阅现代人的作品，以求出奇制胜，一方面是借鉴古代的传统，把它定为经常学习的榜样。”[4]（P268）詹瑛《文心雕龙义证》：“‘望今制奇’，要看准今天文学发展的动向来出奇制胜。”[5（]P1107）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看准今日的要求来出奇制胜，参照古代的创作以为准则。”[6]（P376）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望今’二句，互文见义，实谓作者‘博览精阅’，参考古代优秀作品，借以决定修辞原则，并且瞻望今天，制造适时的奇特文辞。”[7]（P352）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观察当今作品以变化创新，参酌古例来确定写作的法式。”[8]（P147）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望今：意即看清时势。制奇：创作出与众不同的作品。参古：以古人的作品为借鉴。定法，确定自己的写作方法。”[9]（P555、556）张灯《文心雕龙译注疏辨》：“既要看准趋势而出奇制胜，又要参酌古人来确定章法。”[10]（P268）张国庆、涂光社《<文心雕龙>集校集释直译》：“观照当今创造新奇，参考古代确定大法。”[11]（P544）戚良德《文心雕龙校注通译》：“既要放眼现代作品而出奇制胜，又应参考古代文章而确立法则。”[12]（P355）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观察当今情势写出新颖的文章，借鉴古人的经验来确定写作的法则。”[13](P354)徐正英、罗家湘注译《文心雕龙》：“看准当前文学发展趋势，创作出优秀作品；参酌古代成功范例，确定创作法则。”[14]（P297）

据上可知，诸家对“制奇”二字的理解，虽其具体翻译用词互有异同，但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制奇”即“出奇制胜”之意，“制”为“制造、制作、创作”义，“奇”则指新奇的、新颖的、优秀的、出色的、与众不同的作品。然如此理解实则并非正诂，与《通变》篇主旨及刘勰原意不合。试申述之。

制，有“制造、制作、创作”义不诬，《文心雕龙》中亦多有用为此义者。如《原道》：“庖羲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又，“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制诗缉颂，斧藻群言。”《颂赞》：“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杂文》：“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书记》：“制者，裁也；上行于下，如匠之制器也。”《养气》：“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造哉！”

奇，有“奇特、奇妙、新奇”等义，且可用为褒义，指优秀的、出色的、与众不同的。此亦见用于《文心雕龙》。如《原道》：“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辨骚》：“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丽辞》：“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附会》：“及倪宽更草，锺会易字，而汉武叹奇，晋景称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辞当也。”

然“制”又有“控制、制约、节制”等义，此亦可见于《文心雕龙》。如《诏策》：“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章表》：“子贡云：‘心以制之，言以结之。’盖一辞意也。”《议对》：“议贵节制，经典之体也。”《事类》：“故事得其要，虽小成绩，譬寸辖制轮，尺枢运关也。”《总术》：“少既无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删，乃多少之并惑，何妍蚩之能制乎！”《才略》：“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

“奇”，又可用以指“雅、正”之反面，含有贬义。其音虽有“奇怪”“奇正”两读，而义则引申相通。《文心雕龙》亦多有此用例。如《正纬》：“今经正纬奇，倍摘千里，其伪一矣。”《乐府》：“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史传》：“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又，“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又，“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体性》：“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练字》：“史之阙文，圣人所慎；若依义弃奇，则可与正文字矣。”其中“奇”与“正”“雅咏”与“奇辞”“爱奇”与“反经”分别对举，且主张“务信弃奇”“依义弃奇”，则诸“奇”字皆用为贬义可知。

上述“制”“奇”的两种意义和用法，既均见于《文心雕龙》，然则“制奇”是否即为“出奇制胜”“创作新奇作品”之意呢？实则不然。其实“出奇制胜”之“制”并非“制造”义，“制胜”亦非“创造、制造胜利”之意。《汉语大词典》《辞源》“制胜”条并引《孙子·虚实》：“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皆释为“制服对方以取胜”，可知“制”实乃“制服、控制”义，“制胜”意谓“制而胜之”。不过后来随着其词义经辗转引申而所指范围不断扩大，“制”之“制服、控制”义遂隐而不显。如《文心雕龙·神思》：“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结虑司契，垂帷制胜。”《总术》：“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但“制奇”与“出奇制胜”二者意义大不相同，后者乃指“出奇计、奇谋以制胜”，“制奇”绝非“出奇制胜”之缩略语，“制”后接形容词“奇”亦未见有意指“制造、创造新奇”之用例，而是指对“奇”加以“控制、制约”。此文“望今制奇”之“制”与《才略》篇“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之“制”同义，均指“控制、制约”；“制奇”亦非指“创制新奇作品”，而是指对新奇、诡异、讹滥的文风加以控制、制约。《定势》篇云：“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驭奇”即对“奇”加以驾驭、控制，以防止“逐奇而失正”，实与此文“制奇”同意。当然，这种理解不仅仅是从单纯的语词意义和用法的角度对之加以辨析而得出的结论，同时又与《通变》篇的主旨及全部《文心雕龙》所反映的刘勰的文学思想密相符合。下面即从此两方面对之略作论述。

二、“望今制奇”与《通变》篇主旨

顾名思义，《通变》篇的主旨即是讨论文章写作的“通变”问题。但对于“通变”的内涵、“通”与“变”的关系、作者的写作意图，以及全文内容重点及其篇章结构层次等问题，学者的看法、观点则多有分歧。

有不少学者将“通”和“变”理解为相对的辩证关系。如郭晋稀先生认为：“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就其不变的实质而言则为通，就其日新月异的现象而言则为变。通与变对举成文，之文学发展过程中矛盾的两个方面。本篇讨论通与变，就是讨论文学发展中继承与革新的关系。”[6]（P366）郭绍虞先生认为：“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就其先后传承的一面而言则为‘通’，就其日新月异的变化而言则为‘变’，‘通’与‘变’对举成文，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把‘通变’连缀成词，则是就两方面之间的关系说。”[15]（P262）周勋初先生认为：“‘通’字实际上指思想内容方面的继承问题，‘变’字实际上指形式技巧方面的发展问题。”[16]（P501）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寇效信先生早已对之作了有理有据的批驳，他指出：“‘通变’就是变化发展的意思。刘勰并没有把‘通’与‘变’对举，而是把‘通变’与‘相因’作为两个对立的方面对举的。在文学发展过程中，‘通变’的对象是‘文辞气力’（‘文辞气力，通变则久’），而‘相因’的对象是文章体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通变’是‘无方’的，没有一定的法式，而‘相因’的文章体制之‘名理’是‘有常’的，有历史上形成的常规可循；在创作中，‘通变’之‘数’要‘酌于新声’，而‘相因’之‘体’则必须‘资于故实’。用现代术语来说，‘通变’就是变化、革新，而‘相因’则为继承；‘通变’与‘相因’构成了文学发展中对立统一的关系。”“为了骈文排偶的需要，刘勰有时把‘通变’一词分开并提，如‘变则堪久，通则不乏’。即使在这种场合，‘通’与‘变’也不是对立的，不是‘通’为继承，‘变’为革新，而是基本一致，都指变革。”[17]（P40）寇先生的论述可谓鞭辟入里，十分准确地理解、阐明了“通变”的真实含义。既然“通”“变”意义无别，都是指变化、革新，则将“通”与“变”理解为相对的、矛盾的辩证关系，自属误解无疑，而在这种误解的基础上对“通变”的内涵及《通变》篇主旨的理解亦自难免出现偏差。周振甫先生认为：“《通变》就是研究怎样使创作向好的方面变，纠正向坏的方面变。”[18](P335)王运熙先生认为：“本篇论述作文须有变化创新。”[8](P144)杨明先生认为：“该篇肯定写作必须求新求变，论述如何正确地求新求变。”[19](P140)可谓片言中的，准确、简明地道出了《通变》篇的主旨所在。

简而言之，“通”“变”义同义近，“通变”即指变化、新变，《通变》篇主旨在讨论文章写作如何正确地通变。下面试从全文章句结构的角度，结合相关问题的辨析，对此稍作补充论证。

全文内容除赞语外可分为五段。自“夫设文之体有常”至“臭味晞阳而异品矣”为第一段。首先指出文章写作有“设文之体有常”与“变文之数无方”两个方面，强调文章写作必须通变。接着对此展开具体论述。“诗赋书记”等文体“名理有常”，所以其写作必须“资于故实”；而“文辞气力”则“通变则久”，所以文章写作又必须“酌于新声”，只有这样，才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但由于文章作者“绠短”“足疲”，即疏于通变之术，所以其写作会出现“衔渴”“辍涂”的情况。然后再以草木为喻，对上述观点予以形象说明。此段为对“通变”主题的开宗明义的理论论述，一则指出为文必须通变，二则指出通变有术，术疏则必致“衔渴”“辍涂”。

“是以九代咏歌”至“风末气衰也”为第二段。从第一段所阐明的理论观点出发，对“九代咏歌”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评析，指出其“志合文则”。随后又“搉而论之”，对其总体发展演变作出“从质及讹，弥近弥澹”的评价，并认为其原因在于“竞今疏古，风末气衰”。

“今才颖之士”至“可与言通变矣”为第三段。紧接上文“九代咏歌”之后，对刘勰当时所处的齐代的文学创作状况加以品评，认为其存在“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的弊病，并提出“矫讹翻浅”的救病之方在于“还宗经诰”，如此即能“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櫽括乎雅俗之际”，乃“可与言通变”。此二段内容与第一段所指出的“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涂”紧相照应，实际上是从反例举证的角度指出不善通变之弊，并就此提出救病之方。

“夫夸张声貌”至“通变之数也”，为第四段。上段既已指出“今才颖之士”作文疏于通变，存在“多略汉篇”“近附远疏”之弊，此段即以五家汉赋的具体作品为例，对正确的“通变之数”作正面示范说明。一方面，在“夸张声貌”“广寓极状”的赋体写作原则和方法、特征方面，是“五家如一”，“莫不相循”的，此与首段所谓“诗赋书记”“名理相因”，“体必资于故实”相对应。另一方面，在细微、具体的字词文句方面则又是“参伍因革”的，此与首段所谓“文辞气力，通变则久”相对应。然后以“诸如此类”，由此五家类推，对“通变之数”作正面点题。正如刘永济先生所云：“至举后世文例相循者五家，正示人以通变之术，非教人模拟古人之文也。”[20](P101)另有学者认为“五家如一”的例子乃通变的反例，从而主张在“莫不相循”后读断，而将“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移至下段句首。[2](P388-389)如此理解，不仅有违于原文文意，与文章的逻辑结构不合，而且仅就文章写作的修辞原则、语气表达的效果及骈文行文的风格、习惯而言，亦是难以成立的。

“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至“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为第五段，乃对全文内容的总结。上文既已从正、反两方面对“通变”主题作了充分、明确的论述，所以最后即以“是以”领起，对全文内容加以总结。认为文章写作首先必须从“大体”着眼，即在全面掌握“诗赋书记”等各体文章的体制规范和要求的前提下，根据情志表现的需要适时适当地进行通变，以求写出“颖脱之文”。此段内容与第一段所提出的文章主旨紧相照应，同时又对之有所补充。

经过以上分析，可知刘勰《通变》之作，其主要目的、意图乃在于纠正“今才颖之士”作文之因疏于通变而日益浅讹之弊。正如刘永济先生所言：“舍人之世，作者竞学宋人，……齐梁文学，已至穷极当变之会，乃学者习而不察，犹复循流依放，文乃愈弊。舍人《通变》之作，盖欲通此穷途，变其末俗耳。”[20]（P101）刘勰认为“九代咏歌”的发展演变趋势在总体上是“从质及讹，弥近弥澹”的，而且“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由于作者“竞今疏古”，以致“风末气衰”，文章写作呈现每况愈下之势。他对这种“楚艳汉侈，流弊不还”的不良状况和“今之才颖之士”学文“近附而远疏”的错误倾向、态度，非常不满，所以极力主张“还宗经诰”以“矫讹翻浅”。

明白了刘勰写作《通变》的意图所在，则对全文主线及其内容重点即可有准确把握。文章首先指出为文必须通变，“通变则久”，不过，虽然“变文之数无方”，但因“设文之体有常”“名理相因”，所以“通变”在“酌于新声”的同时又必须“资于故实”。而由于有作者没有掌握好这种通变的原则和方法，所以其文章写作不能正确地通变，以致文风“从质及讹”，每况愈下。刘勰认为，要纠正、改变这种不良状况，则必须停止其时文章写作一味“师范宋集”的错误倾向，对其“讹而新”的不良文风加以有效控制；而要最终达此目的，则又必须从根本上“还宗经诰”，同时“师范汉篇”，以求“参伍错综”地正确通变。篇末赞语概述全文，与之紧密对应。“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一方面指出为文必须适时新变；另一方面又指出为文不能乱变，必须“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所谓“参古定法”即指“还宗经诰”，准确掌握诗赋书记等各种体制文章的规范要求，依据“名理”“资于故实”；所谓“望今制奇”，则指对于当今“才颖之士”由于一味“师范宋集”而形成的“讹而新”的“轻奇”文风，加以有效控制，以“防文滥防”，即防止其继续“逐奇而失正”“失体成怪”。“望今”之“今”即是正文“今才颖之士”之“今”，二者紧相照应；“今”之“奇”即是由于“师范宋集”所导致的“讹而新”。

总之，从《通变》篇的写作意图、全文主旨及其内容重点、章句结构等方面可以明显看出“望今制奇”，绝非“观望、看清当今状况以出奇制胜，创作优秀、出色作品”之意。范文澜先生云：“今亦有胜于古者，岂可一概论乎！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彦和固不教人事事效古也。”[21]（P529）周振甫先生认为：“‘望今制奇’是新变，‘参古定法’，是按照文学发展规律来变。”[18]（P335）由于未能准确理解“望今制奇”之意，故其所论均有失偏颇。至于郭晋稀先生认为：“望今制奇，指变而言；参古定法，指通而言。”[6]（P376）周勋初先生释“制为“制作，创造”，认为“赞语很好地综述了‘通’‘变’两方面的原理。作者的态度在这几句话中表现得很明显。上下二节的最后一句（‘通则不乏’、‘参古定法’）言‘通’，其馀六句均言‘变’。刘勰在正文中很强调‘通’的一面，此处则似颇为强调‘变’的一面”[16]（P509）所论则失之更远。

三、“望今制奇”与刘勰的文学思想

实际上这种“望今制奇”以“防文滥”，极力提倡“还宗经诰”以救治文弊的思想不仅在《通变》篇中有明显体现，而且在全部《文心雕龙》中都是一以贯之的，其他许多篇章之中都或多或少地对此有所涉及。救治文弊可以说是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最主要而基本的目的。其《序志》篇即对此有明确的“夫子自道”：“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刘勰认为文章的意义和作用异常重大，实为“经典枝条”，是“五礼”“六典”成用之所依，“君臣炳焕”“军国昭明”之所赖，且其“本源”都“莫非经典”。但由于“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而“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遂致“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于是他“搦笔和墨，乃始论文”，意欲挽救其时日益讹滥的末俗文风。《文心雕龙》全书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所完成一部体大精思的、全面系统的论文之作。下面根据《序志》篇所谓“文之枢纽”“论文叙笔”的“上篇纲领”与“下篇毛目”的内容分类，结合《通变》篇主旨对此稍作阐述。

刘勰首列《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为“文之枢纽”。一方面是因为文章的本源都“莫非经典”，所以为文必须征圣宗经；另一方面则因为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虽“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而《楚辞》则“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所以在对“纬”加以“正”“骚”加以“辨”的前提下，二者均有其可取之处，都有助于文章写作。此五篇内容实际上是针对后世因“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而导致的“离本弥甚”的讹滥文风所提出的作文的最高原则、标准和效法对象，所以称之为“文之枢纽”。“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为文必须征圣宗经自不必多言。而于纬书则须“正”，以其“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故须“芟夷谲诡，采其雕蔚”；于骚则须“辨”，以其虽“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故须“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华而不坠其实”。刘勰认为，对纬书与骚文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既要看到其合于经典或有助文章的一面，又要看到其无益经典而内容流于谲诡、文辞过于侈艳的一面，作者为文对前者须加吸收，对后者则须摒弃或防止。

据此亦可知刘勰并非复古主义者，所谓“文律运周，日新其业”，他之所以主张征圣宗经，并非纯粹的复古，完全否认新变，而是为了更好、更正确地通变创新。这一点在《辨骚》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刘勰一方面极力赞叹屈原的作品所取得的巨大文学成就，称之为“奇文”，“伟辞”，认为其“惊采绝艳，难与并能”，“衣被辞人，非一代也”；另一方面又认为它存在不少“诡异之辞”“谲怪之谈”和“荒淫之意”，所以必须“倚雅、颂”以“驭楚篇”，避免“酌奇”而“失真”，“玩华”而“坠实”。刘勰认为只有经过这种辩证的合理取舍，才能“驱辞力”“穷文致”，否则“酌奇”“失真”，“玩华”“坠实”，必然导致“楚艳汉侈，流弊不还”。由此可见，《通变》篇的“望今制奇”与《辨骚》的“酌奇而不失其真”，实际上是一脉相通的，而“倚雅、颂”以“驭楚篇”，亦即所谓“翻讹矫浅，还宗经诰”。

自《明诗》至《书记》篇乃所谓“文体论”，即对《通变》篇所谓的“诗赋书记”等“名理有常”“名理相因”的“设文之体”进行逐篇讨论。“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刘勰对“文体论”各篇的写作，都自觉贯彻了其在《序志》篇所提出的这一方法论原则。“原始以表末”，乃在《序志》篇“详其本源，莫非经典”，与《宗经》篇“百家腾跃，终入环内”的思想认识之下对各种文体源流演变的追溯和叙述。“释名以章义”乃对各种文体的名称及其含义的阐释，《通变》篇所谓的“名理有常”“名理相因”即与此相应。“选文以定篇”乃就各种文体有针对性地选取若干历代作品，并对其优劣得失做出具体品评。“敷理以举统”，则是阐明“诗赋书记”等各种文体的规格要求和体制特征，以使各种体制文章的写作有法可依，不至于“失体成怪”，亦即《通变》篇“规略文统，宜宏大体”之意。所谓“理”“统”“大体”，即指各种文体在体制、规格上的特殊规定性和要求，它包括文章的思想内容和风格特征两个方面。“文体论”各篇多是在“选文以定篇”亦即对所列举的作品进行具体评价之后对此问题展开论述的，其中时时可见刘勰纠偏止弊之用心。试举数例以见一斑。

《乐府》：“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好乐无荒，晋风所以称远；伊其相谑，郑国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观乐，不直听声而已。若夫艳歌婉娈，宛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诠赋》：“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着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

从上可见，刘勰在论述各种具体文体的写作要求时，多将其正面反面两种情况相对举，而对其反面则每致其不满。“俗听飞驰，职竞新异”，“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逐末之俦，蔑弃其本”，“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诸如此类，均与《通变》篇对“竞今疏古，风末气衰”“近附而远疏”“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的不满和指责如出一辙，其“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救弊用心昭然可见。

自《神思》至《程器》诸篇乃刘勰所谓下篇之“毛目”，其内容包含甚广，涉及有关文章写作与欣赏的多方面内容，其中亦多渗透着作者“救治文弊”的思想。下面试结合《通变》篇所指出的“讹”“新”“奇”，对之稍加论述。

《通变》所谓“宋初讹而新”之“讹”，其义即为《史传》篇“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与《序志》篇“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之“讹滥”，实指文风之讹滥。至于其具体表现，则有多个方面。《颂赞》：“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定势》：“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声律》：“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又，“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免乎枘方，则无大过矣。”《练字》：“至于经典隐暧，方册纷纶，简蠹帛裂，三写易字，或以音讹，或以文变。”《指瑕》：“斯实情讹之所变，文浇之致弊。而宋来才英，未之或改，旧染成俗，非一朝也。”据此可知，“讹”之所指可包括“讹体”“讹势”“讹意”“讹韵”“讹音”“情讹”等多个方面。换言之，这种讹滥文风的形成，是由文章思想内容到文辞字句形式的“情”“意”“体”“势”“韵”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所以刘勰在相应各篇之中，都有针对性地对之作了批评，并提出了避免、改正之方。

同时，这种讹滥文风之“讹”又是与“新”和“奇”紧密相关的。刘勰在许多篇章中都对之有所批评。《体性》：“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风骨》：“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乎！”《定势》：“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快捷方式者，趋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秉兹情术，可无思耶！”《声律》：“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练字》：“别列淮淫，字似潜移，淫列义当而不奇，淮别理乖而新异。傅毅制诔，已用淮雨；元长作序，亦用别风。固知爱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阙文，圣人所慎；若依义弃奇，则可与正文字矣。”《养气》：战代枝诈，攻奇饰说；汉世迄今，辞务日新，争光鬻采，虑亦竭矣。”《总术》：“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落落之玉，或乱乎石；碌碌之石，时似乎玉。”

总之，刘勰反对不顾文章思想内容和体制规格等方面的特定要求，而一味地“穿凿取新”“逐新趣

异”，认为文章写作要做到“洞晓情变，曲昭文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最终达到“意新而不乱”，“辞奇而不黩”的理想境地。他之所以主张宗经，“还宗经诰”，正是因为“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刘勰认为，只有符合这六个方面的要求，才算是真正的“通变”，才能真正做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所以必须“望今制奇，参古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