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成龙，饶 敏，高 扬

（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2.重庆工商大学国际商学院 重庆 400067）

本文通过对2016年境外发表的藏缅语研究论著的分析，介绍海外藏缅语研究的学术前沿、研究取向和最新研究动态，以期进一步推动国内藏缅语的研究。2016年境外藏缅语研究①在语言研究方法、语音、历史比较、形态句法、词汇语义、应用语言学、自然语言处理等本体和应用研究方面发表了一些带有前沿性的研究论文。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要介绍2016年藏缅语研究的前沿和最新动态。

一、语言研究的方法论

罗仁地（Randy J.LaPolla）在《论范畴化：遵循语言事实》一文中，强调在做语言描写和语言比较时，我们应该重归纳，尊重自然语料呈现出的语言事实，而不诉诸于抽象化，否则会导致在做语言和结构归类时忽略语言现有本质[1]。

罗仁地在《再论语言学的方法和论证：将汉藏语系改成泛喜马拉雅语系的论据问题》一文中谈到，大家对汉藏语系谱系结构这一公认观点进行质疑是很好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地质疑我们的最基础假设。他在此文中研究将汉藏语系改成泛喜马拉雅语系这一提法的论据，指出这些论据因事实和论证的问题而说服力不足[2]。

蔡斯勒（Zeisler）在《语境！陌生语言调查中对发音人想法的揣摩》一文中，基于自己对拉达克（Ladakhi）语长期的田野调查，探讨了一项田野调查的特殊方法“乒乓球游戏”技术。文章强调在田野调查中通过应用“乒乓球游戏”，即通过首先收集每个发音人的真实自然语料，再由至少另外一个发音人对语料进行核对，最后由另外第三个、第四个发音人对所收集的第一个原发音人的语料进行评估反馈的方式来激发发音人无意识的创造力。作者在文中重点以“体现辅音迁移现象的复合词”、“动词语义”和“动词配价”等三个点的数据收集为例讨论了“乒乓球游戏”技术的应用[3]。

切利亚（Chelliah）在《方法论回应：论印度的语料收集和语言记录》一文中，指出语言学家们对语料描写和记录的最佳方法长期争论不休。目前的讨论集中在“通过诱导式提问收集到的语料是否准确有效”以及“是否需要采用诱导式提问的方法与自然语料分析相结合起来的方式来收集更加可靠的语料”。鉴于语料对语言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并且语言学研究对人类认知及行为的研究也至关重要，为了获取更加可靠的语料，我们需要使用更加正确的方法。作者基于自己对印度东北部的藏缅语族语言梅泰语（Meitei）进行的田野调查和分析，指出在文本分析过程中调查者其实可以根据“微诱导式调查计划（mini-elicitation schedules）”来进行调查，这个调查表能够提供语言结构研究的明确线索，优于基于语言普遍性而预先设定好的通用调查问卷[4]。

二、语音描写与语音分析

2016年藏缅语语音方面的描写主要包括介绍声调和调域的声学分析、重音韵律、音调分配、变调、借词音变等研究。

卢伟（Lew）和格鲁伯（Gruber）在《Louma Oeshi话的声调及调域的声学分析》一文中，对老挝境内研究极少的Akoid（阿卡支系）的Louma Oeshi话的声调及调域进行了声学分析，指出Louma Oeshi话有高、中、低三个声调，加之调域有松紧之分，进而造成六种超音段音位的对立[5]。

达斯（Das）和马汉塔（Mahanta）在《博多语的焦点标记和音域变化》一文中，描写了博多语的重音韵律方面的特征。他们通过三个实验来调查当博多语词汇与强调助词一起出现在不同的语境诸如宽焦点（wide focus）、对比焦点（contrastive focus）、纠正焦点（corrective focus）、窄焦点（narrow focus）时所表现出的音位特征。这些结果证明了博多语的音域变化具有离散性[6]。

多布斯（Dobbs）和 喇明清（Lǎ Mingqing）在《Lataddi Narua话的双调值声调系统》一文中，通过调查云南宁蒗县、四川盐源及附近乡镇的Narua话（纳西语东部方言或者叫摩梭话），首次发现Narua话只有两个声调，而其他的纳西语通常都有三个声调。文章还指出Narua话的声调系统以平调为主，声调与词汇有关，与音节关系不大[7]。

拉伊巴拉（Rajbala）在《曼尼普尔语借词的音素替代》一文中，介绍了分布在印度曼尼普尔邦的曼尼普尔语（又名梅特语）的借词音变。该文就一个音素对另外一个音素的代替、音节数量的增加、送气的消失、音素的丢失和添加等现象进行研究。作者在曼尼普尔语借词的元音和辅音中均发现了音素替换的现象，并指出源自母语的影响是造成曼尼普尔语借词中音素替换现象的原因之一[8]。

卡普娄（Caplow）在《巴尔蒂藏语的重音形式及其声学相关性》一文中，对分布在巴基斯坦北部巴尔蒂斯坦地区的巴尔蒂藏语双音节的重音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在该语言中非动词双音节（包括名词、形容词和数词）重音均落在第二音节上，并且这种第二音节重音的模式与基频值有紧密联系。另外，元音长度会对其有微弱的影响，但与强度无关。但是动词却恰恰相反，其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上，基频值、声音强度和元音音长均对音节重音有影响。这些发现与之前关于巴尔蒂语按词类不同而进行的重音描写是不同的[9]。

三、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

马吕斯（Marius）在《原始藏语动词系统的功能构拟》一文中，根据普里克话（Purik）中验证到的最复杂的书面藏语及物动词词形变化的四个词干来构拟原始藏语的动词系统。在他构拟的原始藏语动词系统中，带唇音的清辅音声母（labial-prefixed voiceless onsets）强调一个事件的开始，带鼻冠音的浊辅音声母（nasal-prefixed voiced onsets）强调一个事件的结果，没有前置辅音的声母和送气清辅音声母则强调事件的中间过程。这个构拟系统有助于我们辨识藏语诸多动词形态特征的原始功能[10]。

龚勋在《安多藏语韵母的音韵史》一文中提出了从古藏语韵母到现代的安多藏语方言韵母的语音演变构拟，并按照相应的时间顺序提出了很中肯的音变建议，还追溯了个别特殊音变的年代。最有趣的是，他发现尽管安多藏语同他的祖先古藏语一样没有音素长度区别，但是其本文的研究表明安多藏语如同其他藏语方言一样是从一个有音素长度区别的阶段演变至今的[11]。

科尼特（Konnerth）在《原始藏缅语的名物化前缀*gV-》一文中，对马提索夫（Matisoff）的相关构拟进行了改进。马提索夫（Matisoff 2003）在沃尔芬登（Wolfenden 1929）的构想上构拟了原始藏缅语的形容词前缀*gV-。科尼特基于90种藏缅语的语法调查描写，找到了证据来改进Matisoff的构拟。根据他的新证据，*gV-被构拟成了原始藏缅语的名物化前缀，其功能包括（并不只限于）形容词前缀[12]。

卡普娄（Caplow）在《原始藏语的重音构拟》一文中，描写了不太为人所知的巴尔蒂话（Balti）和同仁话（Rebkong）的重音模式。这两种话是位于藏语区边缘地带，从而保留了较多古藏语特征。作者在文中展示了双音节词的重音分配是由词汇类型决定的，然后利用这个新发现重新构拟了古藏语的重音模式[13]。

四、形态句法研究

2016年藏缅语形态句法方面的研究论文研究深入，多数具有前沿性，主要以讨论形态、句法为多。

Krishna Boro在《Za结构：博若语的类中动结构》一文中，基于柯默尔(Kemmer1993)的中动结构语义分析框架，调查了汉藏语系萨尔语群的博若语（Boro）的类中动结构（middle-like constructions），并对这些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提出博若语的这些类中动结构中的一个共有的语素za“变、发生”应当被分析成中动标志（middle marker）,这个za在自发的事件结构中是作为一个谓词，在其他结构中作为一个连动动词[14]。

凯瑟琳·多诺霍（Cathryn Donohue）和马克·多诺霍（Mark Donohue）在《布姆唐宗语的作格》一文中，通过调查不丹中部的布姆唐宗语（Bumthang）来分析其作格标记，并描写了布姆唐宗语作格标记出现的条件。他们的研究指出，句法、语义、语用等多种因素决定着布姆唐宗语的作格标记的使用。他们的分析对理解其他喜马拉雅地区语言作格标记的多用途也极具参考价值[15]。

赖云帆在《俄热话及其他绰斯甲方言的使动结构》一文中，不仅描写了俄热话的使动前缀、反使动、分析型使动结构、易变动词，将俄热话与其他嘉绒语以及汉藏语系其他语言间的比较分析[16]。

向柏霖（Jacques）等在《卡林语的自反模式》一文中，分析研究吉兰提(Kiranti)语支卡林语（Khal⁃ing）中的自反/中动后缀标记(Reflexive/Middle suf⁃fix)-si，指出其主要功能是减少动词的配价论元。他们不仅描写了卡林语自反词形的复杂形态变化，还详细描写了-si后缀在卡林语中派生出的多种含义[17]。

拉奥苏瓦（Lahaussois）在《图龙语的自反派生》一文中，描写了尼泊尔东部的图龙语拉伊话（Thu⁃lung Rai）的两个反身派生后缀-si和-s[18]。

叶莉涅米（Yliniemi）在《印度锡金族菩提亚登宗话中的提请注意式话语标记=ɕo》一文中，讨论印度錫金族菩提亚（Sikkimese Bhutias）登宗话（Denjongke）中的提请注意式话语标记，其形式是=ɕo。这个标记包括了焦点标记的功能但并不仅限于此，它还表示惊异范畴（mirativity[19]。

五、词汇和语义

2016年藏缅语研究中关于词汇和语义的文章较往年多，共有11篇，集中在数词、量词、形容词、副词、指示词、代词等方面。

沙尼（Chanu）在《自美语的数词》一文中，对印度东北部的一种濒危语言自美语（Zeme）的数词系统的词法及句法进行了描写。Zeme语的数词系统不仅展示了藏缅语数词常见的十进位类型（deci⁃mal type），同时也发现有二十进位的类型（vigesi⁃mal type）。像其他的SOV语言一样,Zeme语的数词在语序上紧随中心名词之后，可分七大类：基数词、序数词、分数、倍数、分配数词、限定数词、约数词[20]。

梵天（Brahma）在《博多语、拉巴语、科克博洛克语的数量词比较分析》一文中，对比分析了博多语（Bodo）、拉巴语（Rabha）、科克博洛克语（Kok Borok）的数量词系统。这三种语言同属一个语言分支并一起迁移到了印度的东北部，既有共性也富有差异。就数量词而言，这三种语言各自呈现了自己独有的结构和功能[21]。

郝克普（Haokip）和玛丽（Mary）在《塔多语的数词系统》一文中，探讨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库基-钦语支中的塔多语（Thadou）的数词系统特点。塔多语，像其他库基-钦语支语言一样，计数也遵循十进制系统。1到10的数字都是一个词汇项并且均为单语素词，1到19的数字均是纯粹的10进制方式构成的，20及以上的数字则是采用不同方式构成的，如加法式、乘法式等等。该语言像其他SOV语言一样，数词可作形容词，置于中心词之前[22]。

德威（Devi）在《那木巴士语的形容词》一文中，调查和描写了印度唐库尔语支的那木巴士语（Nambashi）形容词的形成和种类。作者通过对那木巴士语形容词的研究揭示出了其构词的多样手段及其语言结构，同时也揭示了那木巴士语和其他藏缅语语言的关系[23]。

梵天（Brahma）在《博多语的副词构成过程》一文中，将博多语的副词分为构成副词（forming ad⁃verb）和基本副词两类并详细描写了波多语是怎样通过加前后缀、组合或重叠等手段来派生构成副词的[24]。

瓦灵（Walling）在《印度奥语的代词、反身代词和约束》一文中，对分布于印度那加兰邦的藏缅语族语言-奥语（Ao）的反身代词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然后还对奥语的交互动词和强调反身代词进行了探讨，并且根据乔姆斯基的约束理论简要地就其约束可能性进行了测试[25]。

辛格（Singh）在《梅特语的复杂谓词结构》一文中，就梅特语(Meiteilon)中复杂谓词的结构进行了探讨，并基于词位或动词词位的语义和句法功能的性质将其分类。梅特语中的词位或动词词位可以被看作具有多功能性质的词汇项，这样的两个词汇项可以一起作为单个功能词出现在短语中，具体来说，在两个词汇项共同出现时，第一个词汇项与第二个词汇项具有不同的语义和句法功能[26]。

六、语言学跨学科研究

马加尔（Magar）和 纽帕尼（Neupane）在《尼泊尔西部拉吉部落植物药用的本土知识记录》一文中，揭示拉吉（Raji）部落保持着很强的植物药用的传统并一直沿用于疾病治疗。在哈吉人聚居且本土文化保持完整的地方，本土的植物药用知识的力度和使用度都比其他地方高。这种力度和强度随着住户、人口的减少以及社会文化的侵蚀而相应削弱[27]。

列普查（Lepcha）和 托尼（Torri）在《Dzongu地区的田野调查：沿着并超越Siiger的足迹》一文中，讲述在印度锡金邦Dzongu地区进行的田野调查。该文作为一个章节被收入《Halfdan Siiger的足迹》一书。Halfdan Siiger是一名宗教历史学家，曾经参加了丹麦的第三次中亚考查队，对巴基斯坦的卡拉沙语（Kalasha）、印度锡金邦的列普查语（Lepcha）和印度的博多语（Bodo）做过田野调查。这本书是一本论文集，讲述了Siiger的调查生活和工作以及丹麦对中亚的研究[28]。

昂山（Aung Si）在《动植物词汇表对生物多样性研究贡献的潜在性：以缅甸的鸟类词汇纪录》一文中，以缅甸的鸟类词汇纪录为例来探究动植物词汇表对生物多样性研究贡献的潜在性。其调查结果表明一个基于语言记录为目标的对鸟类的调查能即快且又有成效地提供有价值的生物多样性的信息[29]。

潘达（Panda）等人在《汇总和记录中印边界阿帕塔尼山谷运用'Gonde Unio'草本提取黑盐的传统准备方法》一文中，讲述了作者在阿帕塔尼山谷(Apatani valley)进行土著传统知识记录过程中，发现的不为外人所知的一种从草本提取黑盐的传统方法[30]。

希斯洛普（Hyslop）在《不丹中部的知识世界：以黑山门巴语的语言记录为例》一文中，认为过去对不丹国黑山门巴语奥勒喀（’Olekha）的调查研究很少，外界对该群体的语言、历史及其社会文化基本上一无所知，而他们的语言文化现处在极度濒危状态。为了记录该群体的知识体系，作者运用语言学、民族志、动植物学等跨学科方法记录了奥勒喀人的语言、亲属称谓、动植物，进而与邻近亲属语言比较，区分哪些称谓是当地固有的，哪些称谓是借用周遍族群的。文章最后指出伴随着语言记录的再次出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合作可发挥巨大贡献[31]。

七、语言的应用研究

余德芬（Defen Yu）在《城市化和汉族移民对濒危语言及其文化的冲击》一文中，通过对云南昆明市官渡区矣六乡子君村撒摩都彝族的个案研究，讨论城市化及大量汉族移民涌入对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的冲击[32]。

散德曼（Sandman）和 西蒙（Simon）在其论文《藏语作为安多语言聚合区的模式语言：来自撒拉语和五屯话的证据》中，指出他们发现某些藏语的形态句法特征转移到了突厥语族的撒拉语（Salar）和汉语的五屯话（Wutun）这两种毫无亲属关系且类型不同的语言里。这两种语言同处于中国西部黄河流域上游的安多语言聚合区（Amdo Sprach⁃bund）。由于撒拉语和五屯话与该地区占文化优势地位的安多藏语有着长时期的语言接触，此两种语言有很多与安多藏语并行趋同的现象，因此，他们发展出了与安多藏语共享的一些特征[33]。

高恩（Gawne）和Ring在《语言记录和描写中的语言地图制作》一文中，向读者介绍了语言记录过程中语言地图的制作工作。文章以中印尼泊尔交界地区藏缅语分布为例，讨论了在语言地理学和地理信息系统编制过程中，制作好的语言地图的益处及其道德挑战性。文章还介绍了当下处理语言地图数据有用的工具和经验，尤其是使用现场定位来识别语言区域/边界。文中除了演示相对较为复杂的涉及Google Maps和TileMill的使用流程之外，还介绍了一种基于云的开源地图平台-CartoDB的基本流程[[34]。

黄成龙在《中国的多语政策：以云南省为例》一文中，首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两个法律层面介绍了像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方面的主要国家方针政策。然后以少数民族聚集的云南省为例，介绍了我国是如何具体针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展开宣传和推广工作的，并且对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相关法令法规进行了介绍[35]。

八、自然语言处理

2016年在藏缅语的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热点，那就是自然语言处理（NLP）在藏缅语研究中的应用。共有10篇文章涉及这一领域。

施密特（Schmidt）在《语料库的实践应用：基于研究的语言学在藏语的扫盲教育上扮演的角色》一文中，阐述了语料库语言学贯穿藏语母语和二语扫盲教育的方式，并基于他们自己语言学研究数据，探讨数据可读性的问题，并以此构建基于频率数据的藏语扫盲教育的新教学法[36]。

龙从军和李琳在《基于多策略的藏语语义角色标注研究》一文中，指出语义角色标注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有重大意义的研究之一，目前英语和汉语的语义角色标注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在藏语的研究中由于缺乏带有语义角色标注的语料以及研究方法的滞后，语义角色标注研究还一直停留在一个早期阶段。藏语是一种句法标记很丰富的语言，这些标记自然地把一个句子分成了不同的语义块，并指明了这些语义块之间的关系。这篇文章探讨了藏语的语义角色分类，并介绍了藏语语义角色标记的多策略方法。作者所提出的藏语语义角色标记的多策略实现了83.91%的准确率，82.78%的召回率，且综合评价指标F值达到了85.71%。他们的研究方法不仅包含基于转换的错误驱动学习和条件随机场，还引入了大量的语言学规则[37]。

江荻和李茂莉在《藏语动词的句法结构和语义分类》一文中，根据动词的论元数目和必要的句法特性，提出了藏语动词的12类分法。这些藏语动词的句法及语义的分类可以直接应用来创建一个藏语的语法信息词典，从而构建藏语自然语言处理的基础资源[38]。

孟文和江荻在《藏语中带后缀的复合形容词的来源和特性》一文中，指出藏语中“名词词根+形容词词根+后缀”的形式有两种分析方式：一种为“名词词根+（形容词词根+后缀）”的短语结构；另一种为“（名词词根+形容词词根）+后缀”的结构形式。无论是语义还是其句法功能，二者都有很大的差别。本文采用生成词汇理论对这两个结构进行分析。作为短语结构，“形容词词根+后缀”是“名词词根“的修饰成分，但在语义上，“名词词根”似乎是“形容词词根+后缀”的属性值，在某些方面突出了“形容词词根+后缀”的属性，因此，这种语义条件产生了一种隐含的离心结构[39]。

李琳、龙从军、赵维纳等人在《基于统计方法的藏语功能块识别》一文中，指出功能块不仅能展现句子的结构、表明各功能块之间的关系，还在理解句意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识别功能块是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个分支研究，能有效地提高句法分析的准确度。该文提出藏语功能块的分类，为功能块识别打下了基础。统计结果证实这个分类令人满意，它不仅能够全面地实现对句子结构的描写，而且其基于条件随机场构建的功能块模型在测试中的综合评价指标F值能达到82.30%[[40]。

赵维纳等在《藏语三音节动词结构的识别》一文中，基于多策略构建了藏语三音节动词结构的识别模式。实验结果表明，多策略识别模式优于其他策略，也证明了语言特征对计算机实现藏语三音节动词结构的自动识别有较大作用[41]。

刘汇丹等在《利用多样化翻译策略的汉语到藏语的机器翻译系统》一文，提出了一个具有多样化翻译策略的汉语到藏语的机器翻译系统，并对核心语料库和技术进行了详细解释。作者通过实验表明，在翻译过程中若子系统按照汉语语序而非藏语语序输出每个短语的翻译，将导致翻译质量不尽人意。因此，在汉语到藏语的机器翻译系统中，调整语序模式是至关重要[42]。

马龙龙、吴健在《应用统计识别方法实现在线手写藏文识别》一文中介绍了在线对手写藏文进行识别的系统。文章还介绍了如何运用数学形态学中的膨胀、腐蚀和细线化来消除手写轨迹噪声的去噪方法[43]。

加羊吉等在《结合最大熵和条件随机场来识别藏族人名的混合方法》一文中，指出藏族人名识别是藏文信息处理领域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并且识别效果会直接影响到藏文分词的精度和相关应用系统性能，包括藏汉机器翻译、藏文信息检索和文本分类等。根据藏族人名规则和特征的分析，该文提出了一种结合最大熵和条件随机场来识别藏族人名的方法[44]。

赫尔特（Hildt）在《描写藏语的句法：通过半自动的工作流程实现从分词到重写规则》一文中，指出分词（word segmentation）是藏语自然语言处理中的首要任务，同时给我们介绍了一款基于词汇资源的轻量级分词工具。这个工具是用InDesign软件来实现的，可以通过用户的手动修改来实现实时更新。该工具不仅可以让专业人士获取资源从而进行藏语句法的研究，还可以额外生成可供发音人自己使用的教学材料[45]。

Rowinski和Keutzer在《Namsel:藏文文本的光学字体辨识》一文中探讨了一个名为Namsel的新系统。它利用光学字体识别（OCR）来支持藏文文本的大规模输出、检查和可查找概率（distribution of searchable）。 Namsel解决了诸如Tibean uchen字体等复杂脚本的一系列问题，并且能够在广泛的机器印刷作品上实现较高的精度。文章讨论了藏文光学字体辨识的很多细节问题、Namsel的工作原理以及能够解决的问题，还讨论了Namsel与伙伴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工作，旨在建立一个由一千多万页历史和现代藏文作品构成的综合性数据库[46]。

九、重要学术活动

第9届印度东北语言学会研讨会（NEILS 9）于2016年2月5-7日在印度阿萨姆邦阿萨姆大学举行，吸引了印度国内及国外众多的学者，大会报告内容覆盖了关于藏缅语族、印度-雅利安语支、泰语和东北部的南亚语系语言等诸多题目。

第26届东南亚语言学会年会（SEALS 26）于2016年5月26-28日在菲律宾迪里曼大学举行。会议所讨论的语言涵盖汉藏语系（汉语、藏缅语族、侗台语族、苗瑶语族）、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越芒语族）、南岛语系（台湾南岛语、菲律宾一些南岛语）。会议论文中涉及藏缅语的较少，仅有2篇讨论藏缅语人称范畴和一篇讨论彝语声调问题。

第22届喜马拉雅语言研讨会（HLS 22）于2016年6月8-10日在印度瓜哈提（Guwahati）理工学院召开，会议主要议题包括喜马拉雅地区语言的语音与音系、认知语言学、句法、语义、形态、语言科技开发、自然语言处理、书写系统与排印、语言与政策、喜马拉雅地区的移民类型、语言研究史、言语技术、第二语言习得等。

第4届中国西南地区汉藏语工作坊（Fourth Workshop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of Southwest China）于2016年9月8-10日在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召开，多位国内外知名语言学家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会议共持续三天时间，总共有29篇报告发言，其中中国学者共计16人。大会报告涉及均为中国西南地区的汉藏语言，其中包括多个藏缅语族语言，如，拉祜语、彝语、羌语、尔龚语、木雅语、绰斯甲嘉戎语、贵琼语及多个嘉绒语组的语言。

第49届汉藏语言暨语言学国际会议（ICSTLL 49）于2016年11月11-13日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世界20余个国家和地区共16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话题涉及汉藏语言的历时比较、共时描写、古文字、古文献、实验语音学、语言生态、语言翻译及应用等领域。

十、结 语

从前面介绍的2016年境外发表的藏缅语研究的最新动态和前沿问题研究来看，藏缅语研究在保持传统研究特色的基础上，开创了一些新的、前沿的研究领域，主要特点表现在：

其一，调查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论问题越来越被重视。有的学者倡导语言研究注重语言事实的归纳方法，不太提倡抽象研究方法，认为这样会忽视语言现象的本质。汉藏语的比较（尤其是藏缅语的比较）颇受争议，在进行语言谱系结构分类时，有说服力的方法论和证据至关重要。在调查研究陌生语言时采用何种方法和手段，使研究者能及时了解发音人所要表达的信息；如何更好地把诱导式调查资料和自然语料有机结合，促进语言学和人类行为的研究等在本年度的研究中都有所提及。

其二，语音实验分析越来越活跃。过去对语音的分析研究主要以描写为主，语音的实验分析较少。从去年发表的语音的论文来看，语音实验研究及其显著，尤其声调、重音、焦点韵律是实验研究的热点。

其三，自然语言处理逐步得到加强。藏缅语的自然语言处理研究始终较为薄弱，近些年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发展，尤其是藏语的自然语言处理有较大突破。在《喜马拉雅语言学》杂志上刊载10篇藏语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促进了东西方的合作与交流。

其四，通过语言研究本土知识系统。过去藏缅语研究只注重语言结构的描写和分析，对语言所承载的知识体系关注较少。这几年西方学者在调查研究语言的同时，也开始通过语言去了解当地的仪式、生态、亲属制度等，于是在2016年的研究文献中我们看到了关注动植物命名系统和当地人知识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起到了更好地保存和发扬当地传统文化的作用。

其五，学术活动越来越受重视，青年学者崭露头角。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ICSTLL）、东南亚语言学会（SEALS）、喜马拉雅语言研讨会(SHL)、印度东北部语言学会（NEILS）、中国西南藏缅语工作坊（WSTLSC）是先后成立的研究藏缅语和区域语言重要的协会和会议。除了中国西南藏缅语工作坊每三年召开一届外，其他四个每年都举办年会。这五个会是藏缅语学界或者藏缅语学者与其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共享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每年都有一些年轻学者和博士生崭露头角，为藏缅语研究薪火相传奠定基础。

[注 释]

①本文中“境外藏缅语研究”是指中国境内外学者在国外发表的藏缅语研究成果，特此说明。此文在三位作者相互协作的基础上完成的，龙从军博士惠赐宝贵意见，在此深表感谢。文中错漏之处，概由作者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