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清

富于想象力的语言能够更巧妙地表达和传递信息，使语言活起来。人们在言语活动中总是竭尽所能地使自己的语言变得丰富多彩，以便更有效地表情达意，交流思想。在具体的语言实践中，灵活地进行拆词，会使语言表达富有更深刻的感染力和更生动的画面感。

现代汉语中多音节词或固定短语具有一定的凝固性，但由于表达的需要，人们有时会将其拆开来用，是为拆词。拆词不是任意使用的，它要有一定的语言条件和语义基础。下面我们就从拆词手法的语用特点，语用机制和语用功能等方面来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拆词手法的语用特征

拆词是语言表达的一种创新形式， 它与语言“整合”的表达机制相对，是一种“异态”的存在，也即它突破思维定势、偏离常态，在特定的语境下产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具体来说它有着以下的语用特点：

首先，拆词属于正式语言的非正式表达。既有的词语作为思维成果的凝固形式，无疑具有一种理解上的惯性，而拆词手法扭转了这种惯性思维方向，将固定形式的词或短语进行非常规表达，推陈出新，变熟为生，在化腐朽为神奇的同时收到言约义丰之效。例如网民常用的两句调侃语：“都是腰间盘，就数你突出”；“都是姓陈的，唯独你独秀。”“腰间盘突出”属于普通的疾病名称，而“陈独秀”是人名，本来都是很正式的专有名词，这里将之拆开，用于调侃或讽刺人的表现，词语拆分以后不但有了新的意义而且活力立显。 正式语言的这种非正式表达，打破了固有思维的逻辑定式，使得很平常的语言变得生气勃勃趣味盎然。

其次，拆词是在原词或短语的基础上进行翻新出奇，词语结构上发生形变，意义上产生转化。例如“越帮越忙，越迷越信”等等这样的词语拆用，因形变而义变。词或短语是有特定意义和固定结构的语言形式，一般在交流中是作为最基本的单位来使用的，不能随便加以改动，但同时它又是由语素组成的，在一些特定的语境下，我们可以对之进行拆分使用以满足表达的需要。如此，在结构上词语就有了外在的形式变化，内容上也有了全新的意趣。

第三，词或短语经拆分以后有了临时意义，这些临时意义有些与原词的固定意义相剥离，有些却不能完全脱离原词的基本义。 比如意大利原译为“义大利”，1994 年长虹杯全国电视辩论赛关于 “人类社会应重义轻利”，其中有一段辩词为，反方：......难道有一个利字就一定是利吗？那么我说对方辩友言辞犀利，那是什么利呀？正方：对方辩友不要望文生义。照这样说的话，“义大利”，那也要望文生义了，可最后还是義大于利呀！这里“义大于利”就是对义大利的拆用，有了临时意义，这种临时意义完全脱离“义大利”一词的本意，与原词作为国家名称的固定意义相剥离。再如一些“别解”的词语，“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留学生：留过级的学生；特困生：特别犯困的学生……这些非格式拆词在特定的语境中都脱离原有解释，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同样也有些拆词虽然具有了临时意义，却并未与原词的基本义相剥离，例如：2003 年11 月10 日 《体坛周报》一个精彩标题“得意，但不能忘形”，写女排七连胜后的兴奋但不敢放松的心态。“得意忘形”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成语，而在这则标题中，词语的贬义色彩脱落，但字面意义却仍旧保留。这里，临时意义是针对拆用的价值而言的，换言之就是看在什么语境下运用，不同的语境会产生不同的语用意义，如“迷信”可以拆为“越迷越信”，意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但我们也可以将其拆为“迷而不信”，临时意义就截然不同了。

总之，拆词手法的语用特征繁多芜杂，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以上就是从拆词的语用表达、结构变化以及与原词的关系等方面来进行分类的。

二、拆词手法形成的语用机制

在言语活动中，人们所表达的意义往往要超出词典所罗列的静态语义，因此这就需要我们重构语义本身的描述方式，跨越固有的语法结构，将之改造成为我们表达所需的语言形式，从而赋予其新的功能意义。拆词的技巧性运用，正是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的的有效途径。拆词的语用机制十分复杂，依据其产生的原理及目的性我们大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拆词的语用词义生成是人的思维、心理活动作用于已有词义的一种结果体现。它使词义在动态语境中呈现出更加灵活、丰富的意义变体，并打破现有的词义表述模式，以实现更好的表义效果。换句话说，拆词手法的语用基础来自一种心灵的自由活动，在语言表达机制中表现为用语的变通性和独创性特征。这种变通性和独创性不能随意而为，它是在符合人们语言理解与认识的基础上，对“规范语言”进行合理地“陌生化”，即它打破日常的话语形式，更新读者业已失去的刺激，给读者以焕然一新的感觉。如此，我们就需要对日常语言进行偏离，而艺术的立足点就在于这种“偏离”，在于将他们用一种崭新的、出乎意料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能力。拆词手法的积极意义其实就是在语义上对“原式”的某种偏离。

在探讨符号与表达的关系时，我们发现拆词手法具有将一种表达机制重新编码成另一种机制的特质，这种“重新编码”即为“某种偏离”，也即所谓的语言艺术的重构。洛特曼认为任何一种用作交流手段的符号系统（语言艺术）都具有一个明显特质：其结构的复杂性与信息的复杂性恰好成正比。信息的性质越复杂，用于传递信息的符号系统也就越复杂。同样，传递信息的符号系统越复杂，也意味着信息的性质越复杂。因此，可以说艺术语言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结构。假如艺术语言中所包含的信息量与普通语言中的信息量相等，那么艺术语言也就不复存在。艺术语言是以自然语言为基础的，但它又使得艺术文本能够传递自然文本难以传送的巨大信息量，根本原因就在于二者结构上存在很大差异。拆词不是对固定词或短语进行解构，而是对其进行重新编码，即是将普通语言重构为复杂的艺术语言的过程方法。其最终目的是以变异的方式，创造性地改变普通语言材料的表现形式，使个人思想、情感、态度得到充分展示，这中间必然地包含着言语者的智慧和创造力。因此，其语用词义始于情感，终于智慧，从而启迪人们去揣摩和体会其丰富的意蕴。

拆词的生成基础在于：无论组合还是聚合而成的词或短语，既有结构上的凝固性又有因为组成成分上各有意义而产生的某种程度上的松散性。在特定语境下，语素能够临时充当一个词来使用，并且在语义上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或增加，或萎缩，或转换，或模糊。正因为语义上产生变化，才使得拆词作为一种言语的艺术手段，在语言表达上变得更加丰富生动、新鲜活泼。

总而言之，拆词是由语言表达的内在需要而产生的，其语用依据是语言的异动偏离及由此引发的语义重构。

三、拆词手法的语用功能

实际上拆词的语用词义尽管是偶发的、 临时的，但它却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现实言语实践中，并显示出较强的语用价值。

其一，拆词作为一种正式语言的非正式表达手段，能够使语言变得或简洁活泼，或诙谐幽默，或尖锐犀利。这里“正式语言”应理解为既有的非个人的公共话语模式，“非正式表达”并非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的任意性，而是在特定条件下打破规范语言表现形式的一种表达方式。拆词作为这种语言技巧，其目的性和功能性十分明显，就是要让表达活起来。例如鲁迅先生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中，评议《红楼梦》一个小人物焦大的言论自由时，有一段精彩的论述：“焦大以奴才的身份，仗着酒醉，从柱子骂起，知道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猴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绝，给他塞了一嘴马粪。”“深恶痛绝”本是成语，在文中拆分开来使用，说“主子深恶，奴才痛绝”，比说主子深恶痛绝，奴才也深恶痛绝要简洁活泼得多了。再如：凌蒙初 《二刻拍案惊奇》第11 卷：“满生总是慷他人之慨，落得快活。”“慷他人之慨”是对词语“慷慨”的拆用，意为利用他人的财物作人情或装饰场面。凌蒙初的这句话既有讥讽嘲弄之意， 又有诙谐幽默之感。又如：不但唱工，单是黑头涎脸扮丑角，丑角挺胸学黑头，戏场上只见白鼻子的和黑脸孔的丑角多起来，也就滑天下之大稽。（鲁迅《花边文学·小品文的生机》）“滑天下之大稽”是将词语“滑稽”拆开来使用的，它强调事情非常荒唐可笑，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比单纯地说“十分滑稽”来得尖锐犀利。这种非正式表达使得语言应用更为自由空灵，充满意趣。

其二，恰当地运用拆词手法，能够鲜明地表现情感态度，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语言表达不管采用何种形式，其目的只有一个，即是传递讯息。表达其实就是在传递讯息，它是以符号的形式将人的思想情感态度表现出来，拆词的作用无非就是增强这种效果。例如：“志同还可以，道合谈不上”，这句话将词语“志同道合”分拆来用，强调一方，态度更为明白、立场更为明确。再如戴望舒《雨巷》中诗句“在雨的哀曲里，消了他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在这几句中“消了……散了……消散了……”先拆后合，描写层层深入，情感层层加重，诗人将丁香姑娘飘然而来又飘忽而去的梦幻情景描写得若即若离、朦胧恍惚，将自己追索无着、理想幻灭的迷惘、苦闷的心境也毫无保留地烘托出来，让人读来唏嘘不已。又如：一次国共谈判，国民党代表说和共产党谈判简直是“对牛弹琴”，周恩来针锋相对地说：“对，牛弹琴”。将“对牛弹琴”拆开，周恩来睿智幽默地反讽了国民党代表的愚蠢无知。这样的拆分效果简洁凝炼、表意深刻，令人耳目一新。

其三，拆词手法还能够增强语言的形象色彩，给人以生动的形象感和鲜明的感染力。形象性是文学艺术追求的一个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人们不惜采用任何形式的表达技巧。拆词即是一种，实践证明它确实能强化这种效果。例如：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梁实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个短语最早出自西汉学者毛亨为《诗经》所作的《大序》，原文为“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情感是要通过一定方式来表达宣泄的。“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后演化为现在的成语“手舞足蹈”，意为非常兴奋。在梁实秋先生的这篇文章里，从意义表达上来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应视为对“手舞足蹈”的拆用，因为它不光与原词的本义有着微妙的区别，而且与毛亨的原义也有很大出入。梁实秋的这句话精彩生动、形神兼备地描写了梁启超先生演讲时的激情和投入，如此一拆表现力陡然增强，不禁让人对梁任公那率真的性情默然感怀。文中如若直接使用“手舞足蹈”，这样尽管也能表现梁任公的演讲活力，但却给人一种未免轻佻的感觉。再如：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鲁迅：《药》）”如果按正常的表达，“看他不上”应为“看不上他”。“看不上他”表现的是一种态度或一种心理活动，而“看他不上“则更倾向于一种鄙夷的神态。这里运用拆词，将康大叔傲慢无礼的人物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入木三分。又如：“理屈而词不穷”是词语“理屈词穷”的否定拆分，用来形容人的无理狡辩。如此拆用便将一个强词夺理、呶呶不休的小人形象给生动鲜明地展现出来。因此拆词手法在增强语言的形象性方面，具有非同一般的功能和作用。

另外，所拆之词往往遣词警策，具有很强的思辨理趣，给人以智性的享受。拆词手法具有很强的能产性，我们甚至可以用它来磨练心智，陶冶性情。比如用“谦而不虚”刻画饱学而谦逊，用“虚而不谦”刻画无学而傲慢，用“玩物而不丧志”“矫枉而不过正”来表现人的行事态度等。拆词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的表达手段，它一反平素，剑走偏锋，给人理趣，于细微处显睿智。

“规范化”给人以行事的尺度和方向，打破规范则给人创造生活的机会和空间，让人更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拆词手法的功能意义大概就在于此吧。当然，尽管拆词效果独特，作用明显，但在具体语言实践中也绝不能为拆而拆，强分硬拆，更不能以拆害义。

虽然拆词现象在古汉语中就已经存在，但是有许多从古代文学中抽象或聚合而成的成语，其原始出处不能视为拆词。例如：守株待兔一词是从韩非子寓言故事中抽象而来的成语，原文不能属于拆词现象。再如：“官止神行”是从庄子《庖丁解牛》一文的语句中聚合而成，其原句“官知止而神欲行”不属于拆词手法。又如：“批隙导窾”原句“批大隙，导大窾”（《庖丁解牛》），也是如此，并非拆词。又如：成语“和光同尘”出自《道德经》“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老子的这句话由于是“和光同尘”的原始出处，故不能作为拆词对待。因此，词或短语只有在后来的运用中经分拆使用有了具体的修辞作用时，我们才能视其为拆词。

以上我们从拆词的语用特征、机制和功能等三个方面进行解读和分析，阐明拆词手法作为语言艺术的一部分，它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与语言重新编码密切相关的，其实质就是语言的一种艺术重构。从语言发展的历史来看，拆词不是语言艺术的偶发现象，而是言语实践活动的一个必然结果。正如其他形式的表现手法一样，它激发着人们在语言行为实践中不断去想象，去探索，去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