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东方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严歌苓在小说《第九个寡妇》中塑造的年轻寡妇王葡萄形象与传统意识形态中封闭、幽怨、禁欲的寡妇形象不同[1]，王葡萄是丰满、健康、充满旺盛生命力的。王葡萄思想中没有传统的贞操观，她完全抛开禁欲主义，积极满足自己对情欲的需求，让自己快活自在地活着。在那样复杂荒诞的年代，王葡萄成为独特的存在个体，无形中完成了对传统道德规训的解构。

严歌苓通过描写王葡萄与丈夫铁脑、公社干部史春喜的“无爱之性”，与老朴经历文革风浪后惺惺相惜的“精神之爱”，与孙少勇从灵肉分离到灵肉合一的不同情爱状态等，剖析了王葡萄与几个男人之间的灵肉纠葛，揭示了埋藏在社会历史深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2]。

1 无爱之性

1.1 封建包办的结合

作为孙家用两袋白面买来的童养媳，王葡萄在14岁与丈夫铁脑“圆了房”。这时候的王葡萄还是个心智未启、春心未动的小闺女，对男女关系还没有明确的概念。“铁脑妈托了铁脑的姐姐玛瑙把洞房里的事给她说过一遍。玛瑙板着脸跟个教书先生似的，让她怎样给男人行方便”[3]26。葡萄和铁脑从小一个锅里吃、一个炕上睡、一个院子里玩耍，但他们之间既没有培养出似手足般的亲情，也没有产生男女之间的爱情。作为妻子，王葡萄一直受到丈夫铁脑的冷落，“这么多年他不理她，作弄她……，连两个月前圆房，他都没好气给她”[3]5。严歌苓以极简练冷淡的笔调对他们之间的性关系进行描写，只用了“圆房”两个字一带而过，充分体现了这段关系没有爱情的基础，两人的婚姻是封建包办的产物。在这段短暂的婚姻中，王葡萄没有感受到作为一个妻子应该得到的尊重和爱护，甚至连和丈夫原应美好的结合也是机械性地完成任务。

王葡萄和铁脑的结合是有性无爱的，甚至是无欲的。他们是灵与肉分离状态下的结合，是封建包办的婚姻悲剧。

此时的王葡萄在男女关系中还不具有独立的性意识，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王葡萄的女性主体意识尚未觉醒。铁脑被当成奸细打死之后，王葡萄便成了史屯里与其他8个“英雄寡妇”不同的“第9个寡妇”。

1.2 纯粹的欲望需求

经历了与铁脑的包办婚姻、与琴师朱梅的懵懂邂逅这两段短暂的情感关系后，王葡萄的性意识被唤醒，在男女关系上，她开始显示主动性，主要体现在与史家二兄弟的斡旋。

在哥哥史冬喜救人牺牲后，王葡萄和他的弟弟史春喜发生了性关系。公社书记史春喜是典型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一个人物，在他的眼里，王葡萄这样没有觉悟的农村女人是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却又总是割舍不掉青年时就产生的对葡萄嫂子的“暗恋”。春喜常不由自主地和葡萄打情骂俏，同时又在心里暗骂自己这是在犯贱，警告自己不要和葡萄这样无可救药的“愚昧女人”发生任何瓜葛。他心心念念的是葡萄或许还没有开苞的身子，抗拒不了葡萄作为女人天然散发出的“性召唤”，而他内心对葡萄谈不上欣赏，甚至可以说是鄙视的。

在王葡萄心里，自己与史家兄弟两人的关系也是截然不同的。她总是忍不住在史春喜身上寻找他哥哥史冬喜的影子；与史春喜来往，她的心理活动是“我身子喜欢你，心还恼你”[3]223；与史春喜偷欢，她的做法是“春喜每回完了事，和她说话，她就把汗津津的手搭在他嘴唇上，她和他是说不到一块儿去的”[3]224。可见葡萄心里把“性”和“爱”分得很清楚，与对哥哥史冬喜不由自主的心疼和喜欢不同，她对史春喜完全是出于满足自己的情欲需求，只为让自己的身体享受“这一桩美事”，而内心对史春喜的种种行为并不赞同。

这时的王葡萄在男女关系上已经掌握了自主权，她会拒绝，也懂享受[4]。王葡萄和史春喜的结合是成年男女为满足自己对性爱的需求，是原始欲望的驱使。严歌苓对两人性爱关系的描写，也往往是一方压制另一方，人物常常处于身体与心灵的紧张对峙状态，完全谈不上精神契合。

2 精神之爱

2.1 相互认同的身世

在经历了铁脑、朱梅、孙少勇、史冬喜、史春喜5个男人后，王葡萄的生活里出现了一个特别的人物——老朴。

老朴前后来过史屯3次，经历了“朴同志”“有名的老朴”“反党老朴”，最后得到平反的过程。老朴作为一个外来者，是史屯变化的见证者，而史屯的王葡萄又是老朴变化的见证者。

老朴第一次来到史屯住进王葡萄的家，是被省里派来做“四清”工作的。葡萄看过老朴的书，虽然不能完全看懂，但却明白书中写的就是老朴自己的故事，他和自己一样有着曲折悲苦的身世，“书上的朴同志和眼前的朴同志是个什么样的人，有颗什么样的心，葡萄全懂，但她说不出”[3]250。于是葡萄便把自己最大的两个秘密告诉了这个不大熟悉却令自己莫名信任的人，一是自己曾瞒着所有人生过孩子又送了人，二是救下了死囚公公，并将他藏在地窖中。这时的葡萄因两人身世相同，信任老朴甚至胜过信任孩子的爸爸孙少勇。老朴也对葡萄的信任作出了回应，在知道了这两个秘密之后，便搬出了葡萄家的院子，选择替葡萄保守秘密。在那个政治极度混乱复杂的年代，能为一个刚刚认识的女人作出这样的决定实属不易，“一个男人只有心里有一个女人时，才肯为她担待恁大风险”[1]270，连葡萄的公公孙怀清都觉察出这个素未谋面的外来客对葡萄的情谊之重。

王葡萄与老朴两人虽然没有发生肉体上的关系，但在精神上已经达到了相互理解，二人在彼此理解基础上相互认同。

2.2 相互支撑的经历

老朴在文革中被批斗。他顶着阴阳头，第二次来到史屯。葡萄保护老朴度过了红卫兵的围攻。

倾听老朴讲述自己的妻子带头斗争自己的伤痛经历，葡萄不动声色地帮他抹去最羞辱和窘迫的记忆，成为老朴躲过那段混乱时期的精神支柱[5]。两个本就同病相怜的人更加惺惺相惜，这时候活得更透彻的老朴明白了，与葡萄这样朴实体己、泼辣又有主见的女人“闷头乐自己的”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而和妻子“郎才女貌”的幸福生活只是过给别人看的。尽管妻子后来追随老朴也来到了史屯，老朴却只管和葡萄支起另一张床，过起了两人自己的小日子，这段日子也成为两人灵肉最契合的一段短暂时光。

“可人只要有一点儿得势得意，马上就要把日子过给别人看。”[3]269老朴有貌美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他曾享受过被人簇拥、名利双收的生活，终究不能冲破家庭的羁绊，也无法放弃名利的诱惑，一旦时局转换，有了翻身的机会，他便又回归家庭，回归过去光鲜的生活。老朴和王葡萄的关系最终宣告结束，但王葡萄作为女人在他心里的分量是其他女人不能相比的，以至于老朴在头发全白的岁数仍想为这个活得热烈的女子写一写她的故事。

相似的悲苦身世和相互支撑的共同经历，使王葡萄与老朴在复杂年月中成为彼此的精神支柱和伴侣，但葡萄也只能是老朴落难时“精神上的妻子”，一旦老朴脱离了落难的境地，回归原本的光鲜生活，两人注定是灵肉分离的结局。

3 灵肉合一

3.1 失败的政治规训

陪王葡萄走到最后的是她的二哥孙少勇。从小时候起两人之间就有说不清的情愫在心里，王葡萄从小就爱慕二哥，“小时候她是为二哥学乖的，二哥是她的情哥哥，铁脑只是和她亲同手足罢了”[3]87。二哥也喜欢王葡萄，在成为军人回来之后，他做起了和葡萄自由恋爱的美梦。“这不都安排好了吗？先是没了铁脑，后是没了父亲孙怀清，葡萄给彻底解放出来，是他的。似乎也是一种高尚的美好的新时代恋爱，孙少勇心里都要涌出诗了。”[3]92

但很快孙少勇便发现这“美好的新时代恋爱”存在障碍——关于亲情和政治间的抉择。王葡萄作为一个没有被政治化的独特个体，自然是遵从人的原始本性，选择对养育、教育她长大的公爹孙怀清报恩尽孝，而参军归来被红色风暴洗礼过的孙少勇，则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惜分掉父亲辛苦挣下的家产，甚至写信建议枪毙自己被打成“恶霸地主”的爹，以此表明和他划清界限。

当两人因孙怀清的问题发生分歧时，孙少勇曾试图按照他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规训王葡萄，希望使她变得和自己一样“有觉悟”，在思想精神上和自己保持一致。“我是个革命军人，你是个革命军人家属，就得和革命站一堆儿，现在还明白吗？”[3]75而王葡萄面对来自孙少勇的政治规训，觉得眼前的二哥变成了生人，“原来分大洋不叫分大洋，叫进步，杀爹也不叫杀爹，叫进步。看看他，进步成了个她不认识的人了”[3]85。由于思想上存在巨大差距，他们无法认同对方，也都不肯妥协让步，两人之间有了隔膜，这时面对孙少勇强迫性的性要求，王葡萄觉得就像给糟蹋了一场，两人的关系降到冰点。

后来王葡萄为了保护被自己偷偷藏在地窖里的公爹孙怀清，把自己和孙少勇的孩子送了人，始终见不到孩子的孙少勇终于心灰意冷，最终放弃了和王葡萄在一起的念头，正式将情感转向与他政治思想同步的干部妻子朱云雁身上，两人再见面已是10年之后。

王葡萄与孙少勇虽然在情感上两情相悦，但葡萄作为一个反政治规训的个体，对孙少勇所信奉的政治话语是完全不能理解和认同的，孙少勇对葡萄失败的政治规训导致二人情感的暂时破裂[6]。

3.2 达成共识相互和解

在此之后，因为公爹孙怀清病重，王葡萄去洛城找孙少勇帮忙看病，与孙少勇又有了接触。

这10年中，孙少勇和他的干部妻子朱云雁的生活也远不像他原以为的那样，朱云雁整天忙得顾不上家，将工作看得比生活重，也没有给他生个一男半女。孙少勇虽敬重妻子，但靠“敬”和“让”只能让这一男一女的生活越过越凉，两个人貌合神离，婚姻出现了裂缝。再后来妻子朱云雁因知道了葡萄和孩子的存在便离开了孙少勇。孙少勇身上的政治色彩越来越少，他开始接近现实生活，有了人性的温度[7]。

再次与王葡萄见面时，孙少勇褪去了青年时期的政治狂热，开始悔恨自己当年因不成熟而犯下的错，他向葡萄坦露心迹，“那时候我年轻，现在想，心是跟剜了一样”[3]269。是葡萄给了他赎罪的机会，让他见到了原以为早已被自己害死的亲爹孙怀清，并让他避免了像过堂般父子相认的场面。听葡萄讲述她是如何救下爹爹孙怀清并一藏十年，如何度过艰难饥馑的时光，孙少勇无比心痛，两个人的关系自此开始和解。

当孙少勇再次来给父亲孙怀清治眼睛时，他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些年下来，孙少勇除了对治病救人一桩事还认真外，其他都在他心里引出个苦笑。”[3]289这时候的少勇已被葡萄彻底同化，从一个被政治操控的政治符号转化成为和葡萄一样存在的个体，只专心过好自己的生活，不再受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也不再相信政治话语建构的历史。之后两人一起把孙怀清藏在掏好的土窑里，3个人在土窑里吃了一顿年三十的扁食，父子二人的关系开始和解，葡萄和少勇终于过起了老夫老妻的晚年生活。

王葡萄与孙少勇两人从相互爱慕到政治意见对峙，从关系破裂再到最后的和解原谅，最终就孙怀清的问题达成了共识，葡萄用自己“以不变应万变”的处世哲学，于无形之中帮助少勇完成了自我精神的救赎，两人的关系达到了灵肉合一的状态。

4 女性意识

在传统观念中，女性往往作为男性附属品、作为婚姻必需的“构建物”而存在[8]。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女性未能拥有真正属于自身、区别于男性的独立品格，缺乏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即女性主体意识[9]。

严歌苓笔下的王葡萄不同于以往的女性形象，她是一个自在的生命个体，不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超越一时一地的意识形态而存在。她具有独立的品格和女性特有的人格魅力，并完全具有支配自己感情和身体的权利，甚至成为文本中在政治运动中迷失的男性人物的“精神救赎者”。她“以不变应万变”的处世哲学与她的仁爱和“地母”特性，无形中对来自传统道德以及男权话语的规训进行解构。

作者通过叙写王葡萄与6个男人的情爱纠葛，塑造了一位女性意识突出的农村寡妇形象，王葡萄所经历的3种情爱模式，正是她的女性主体意识从“自在自然”发展为“自知自觉”，最终走向“自强自为”的过程[10]。

王葡萄这个具有强烈女性主体意识的人物形象更是作者女性意识在创作中的体现。小说中主人公之间的情爱关系大都是畸形的、难以持续的，要么是无爱之性，要么是精神之爱，这造成不同状态灵与肉的分离[11]。小说通过对主人公王葡萄情爱心理的探寻、对几段情爱关系的梳理，揭示了灵与肉的分离最终会导致婚姻不幸和爱情失败，只有灵肉合一才有达到理想爱情的可能。

作为一篇优秀的新历史小说，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王葡萄一以贯之的人性精神是小说的精神内核，严歌苓所推崇的正是永恒人性光辉烛照下灵肉合一的爱情观[12]。严歌苓蕴含女性主体意识的写作，将“人”和“女人”统一起来，体现了作者既包含性别又超越性别的价值追求。同时，作者既展现历史又独立于历史之外的写作姿态，让我们看到女性作家对自身的理性审视和客观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