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英,李秀梅,夏明滇,颉敬东

(1.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 基础部，江苏 镇江 212028； 2. 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3.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外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德国、日本为首的法西斯军国主义集团，在全球发动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战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世界大战中，全世界伤亡约10221万人，人类几千年积淀的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空前的破坏。中国人民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伤亡3500多万人。

战争一爆发，远在大洋彼岸的赛珍珠便迅速加入反战宣传工作，通过《亚洲》杂志发表了大量文章。同时，赛珍珠开始着手创作战争小说,一方面，表达自己的反战之心；另一方面，表达自己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其中，以1942年1月22日发表的《龙子》为代表。

但《龙子》并非赛珍珠亲历战争灾难后写成的小说，正如多伊尔所说，她只是“根据日本人对中国的侵占以及伴随而来的惨无人道的暴行，为《龙子》的故事构想了基本的思路”[1]123-124。

沃尔夫冈·伊瑟尔曾提出“现实、虚构与想象之三元合一的关系是文学文本存在的基础”[2]15，认为虚构有选择、融合和自解功能。无独有偶，比较文学形象学也提出异国形象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3]25,并认为“一个作家(或读者)对异国现实的感知并非是直接的，而可以是以其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想象作品为传媒”[3]28。

作为一部虚构性的战争小说，《龙子》是作者将在中国生活时熟悉的人物纳入美国文化语境，再融入自己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价值判断进行选择、融合和自解的产物。

《龙子》这部作品体现了赛珍珠返回梦想中的美国后对美国失望的情感，同时也体现了赛珍珠在政治上想帮助当时处于战火中的中国争取到美国这个盟友。

从“套话”分析出发，采取文本细读的方法对《龙子》中塑造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我们可以较好地把握赛珍珠笔下有“乌托邦”色彩的乡土中国形象的特点。

1 独立果敢的新式女性

法国当代比较文学专家巴柔教授认为，“套话是形象的一种特殊而大量存在的形式”[3]186，“既然我们关注的是对他者的书写和关于他者的书写，那么就有必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表达差异性(我对立于他者)和认同性(我相似于他者)的词汇之上”[3]204。可以这样说，要想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必然避不开“套话”，“套话”是形象研究的基础。

众所周知，自13世纪起，中国进入西方人的视野。面对中国这个“他者”，西方人渐渐形成一系列被反复使用的套话，比如“开明皇帝”“中国贤哲”“亭台楼阁”“茶桌”等。然而，从19世纪起，随着中国国门被迫打开，西方人对待中国事物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从中国人的衣式发型开始，到中国人的长相，及至中国人的思想，肆意地进行嘲笑、攻击和诋毁。“大腹便便的官员”“梳着‘猪尾巴’的中国男人”“小脚”“吊眼”“弑婴”“奢赌”等“套话”充斥着整个西方文本，体现了西方作家对中国事物的态度由喜好到厌恶、由崇敬到诋毁、由好奇到藐视的变化。

与同时代西方其他作家不同，赛珍珠在《龙子》中塑造了“像一阵西风，到哪儿就要把哪儿搅得不安”[4]50的独立果断的新式女性形象——玉儿，作家对这个形象的喜爱溢于言表。

玉儿没有裹小脚，双脚踏在土路上就有了如男人一般坚实的脚步声。她长得高大，眼神机敏，感情丰富，与《大地》中的阿兰不一样，她要求的不是自己男人对自己有多忠心，她更希望得到男人的心，希望能得到平等对待。在阿兰偷偷将耳环藏起来时，玉儿已经开始拒绝这些“为悦己者容”的饰物，她剪掉自己的辫子，拒绝老二的耳环，却向他要了一本书。见到玉儿能把那些像小鸟脚印一样的字读出来,老二真是又吃惊又高兴。老二甚至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我爱你胜过爱我的父母，假如粮食只够你们三人中一个人吃的话，我会让你吃饱而让他们挨饿。”[4]33毫无疑问，这个女人让他觉得自豪。

孟华教授论及套话的时间性时曾提到：“一个‘单一形态和单一语义的具像’一旦成为套话，就会渗透进一个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并不断释放出能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人对他者的看法。”[3]190赛珍珠却因为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以及当时的社会语境，一反西方世界固有的套话模式，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大女人”形象。

玉儿这个女人敢说敢做，当村里来的年轻人让大家烧毁房屋，不要将口粮留给敌人时，人群里唯一敢站出来响应的是她；当城镇被日本的枪炮、飞机炸毁时，她立刻想到“要是全世界都在玩这种该死的玩具，那我们也必须学会如何玩”[4]59。正如其婆婆所说，她不是一般的女人。

在敌人步步紧逼下，玉儿与丈夫一起离开了温暖的小家，但在听到家里人的遭遇后，为安慰备受摧残的老人，她背着才出生的孩子回到了家里。在家中，她一边奶孩子一边看书；在外面，她与丈夫一起动员全村人联合抗日，挖地洞、设陷阱。

为了更好地刻画这个机智、大无畏的“大女人”形象，赛珍珠甚至不惜违反常理，生硬地杜撰了一个她机智除敌的情节：玉儿精心算计着怎样利用丈夫的姐夫吴廉打入敌人内部，在获得送菜机会后，她将自己乔装为老太太，买通了吴廉的厨师，在敌人大宴宾客时，将有毒的鸭子送了进去，毒死了好几个敌人。计划成功后，当婆婆责骂老二过于狠心时，她轻声地替老二说话。

至此，赛珍珠根据自己的想象，在美国人民面前塑造了一个独立、果敢、机智的中国女战士的形象。

除了玉儿这位新女性，《龙子》还成功塑造了一位传统农村妇女形象。这位母亲不识字，听说玉儿认字，她认为“没有什么事比女人识字更坏的了，倒宁愿她抽鸦片烟”[4]41。她认为女人就该待在家里照顾丈夫、伺候公婆，若不听话，男人就该打得让她听话，女人不会生孩子，就不该娶进家门。

东方学专家萨义德曾指出，在东方主义文本里，“女性通常是男性权利幻想的产物。她们代表着无休无止的欲望，她们或多或少是愚蠢的，最重要的是：她们甘愿牺牲”[5]264。

正当读者担心赛珍珠也进入西方套话模式时，赛珍珠笔锋一转，让我们看到了这位母亲不同于传统农村妇女的方面。这是一位心直口快、刀子嘴豆腐心的老太太。正是这位没文化、没见识的老太太，看到自己的家被敌人捣毁了，坐在那儿哭天喊地的，但最终她却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见到丈夫林郯伤心家里的变化大吼大叫大哭时，她很冷静地及时擦干眼泪。她安慰林郯道：“往后，天塌下来我也不走。你我一起顶着——那些狗日的敌人！我们就是要在一起！”[4]159为了守住心中眷恋的土地，她要求丈夫写信让出去逃难的二儿子回来，同时，想好了打地洞来保护他们的安全。眼看敌人要将一切都搜刮干净、让大家饿死时，她及时杀牲畜，藏进地洞，也让林郯他们有了藏枪的密室。对向敌人低头的大女儿一家，她虽然不能像玉儿她们那样置民族大义于亲情之上，却也坚决反对投降，“有朝一日，我们的土地自由了，他们的老子的名字却和叛徒的名字在一起，他们会怎么想？”[4]205

《龙子》中，赛珍珠将一个有血有肉的新式母亲形象完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2 吃苦耐劳、向往和平的中国人

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人形象有别于19世纪西方其他作家笔下的中国人形象，他们勤劳朴实、吃苦耐劳、向往和平。

“‘野蛮’‘非人道’‘兽性’这些形容词通常被19世纪的西方人用来总结对中国人的看法。”[3]251赛珍珠曾经在一篇传略里写道：“……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荒诞的著作，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真实正确地出现，倘若我能做到的话。”[6]603于是，在《龙子》中，赛珍珠就为读者描述了一个恰如赛珍珠日后在自己的传记里描绘的那样一个桃花源式的理想家园，“一个风平浪静的世界。眼前峰峦叠翠，远处群山锦绣；葱翠的山谷，四千年来，几乎已被农人们全部开垦。农家都饲养鸡、猪和水牛，门外都有一口鱼塘”[7]19。

《龙子》中，赛珍珠对中国农民形象的刻画是通过描绘主人公林郯与土地的亲密关系来完成的。小说一开始，林郯一家生活得十分宁静祥和。林郯带着两个儿子在田里插秧种菜，小儿子在一旁放牛，林嫂带着女儿、儿媳妇操持家务，大家各司其职，生活得安静从容。城里的大女儿家被爱国青年打砸并没让他们觉得紧张，因为他们信任脚下辛勤耕耘了许多春秋的土地，这土地“给他们粮食，给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所拥有的这片土地总归是属于他们的，也将一直哺育他们”[4]31-32。

对林郯来说，土地就是他，他就是土地，他的职责就是辛勤耕耘这片土壤，然后，在他死后传给他的儿子们。他甚至天真地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争吵都来源于脚下这块土地，觉得“当人们拥有足够的土地供他们食用，他们是不会为区区小事吵嘴的，睡一觉起来就会和好”[4]39。

这片黑油油的、松软的土地也确实没有让他失望，由于他父辈的辛勤耕作和年复一年的施肥，土壤肥沃而松软，总能主动地长出庄稼。“它就像一个女人渴望着生儿育女一样渴望着种子发芽、生长、开花、结果。”[4]35

正是对土地的强烈的依恋和信任，林郯和乡亲们目睹敌人飞机将他们田地炸了一个大坑后，居然还欣喜异常，认为正好可以用来当鱼塘。林郯在城里亲身经历了一场可怕的空袭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土地更有感情了”[4]67。他曾这样分析战争的起因：“土地是人们打心底里喜欢的东西。要是谁的土地太多，而另一些人的又太少，那就要打仗。因为土地能生产粮食，有了土地也就有了栖身之地。要是地太少，粮就少，房子也就小。要是出现这种情况，人的头脑就会变狭窄。”[4]74他甚至天真地觉得，只要自己继续天天在田里干活，敌人就会认为不值得花时间一个个地把他们的头削掉，敌人就会乘飞机飞走。

当年轻人质疑林郯的爱国心时，林郯心里难过万分，他怎么也想不通，他那样深切地热爱着自己脚下的土地，即使是死也要守着它，怎么会和不爱国搭上边。为了守住脚下的这片土地，他甚至穿上最好的衣服，准备了点心和茶水去招待那些可怕的敌人。

众所周知，中国是以“中原汉族为核心、以农业文明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国家，农耕特色和儒家伦理秩序的结合，形成了中国人与土地关系紧密的特色，也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文化意识”[8]225-226。这种强烈的安土重迁的文化意识，“除了培养出中国农民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精神品格，也确实会加强形成他们只顾自己、明哲保身的愚昧和惰性”[9]78-85。

尽管赛珍珠在作品中描写了中国农民的愚昧和惰性，笔者认为，作者真正的意图在于让西方读者感受到中国人和西方人有共同的人性，是为了让读者看到这样一群明哲保身的人的心灵蜕变，以此激起大家对这场战争的抗议。

于是，在赛珍珠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受战火支配的时空里，主人公的思想在一点点地发生着转变。这个一开始只知道死守着土地的普通农民，眼看着战火马上要烧到自己的家乡，开始鼓励自己的3个儿子远离战争。“要是我没有地的话，我也会跑的。假如我是个年轻人的话，说不定也会跑的。对想走的，我不会阻拦的。”[4]69此时的林郯还没意识到这场战争不是逃走就可以解决的，他想得更多的还是要留下来，守住自己的土地。然而，战火已经烧到了家乡，灾难就在眼前，留下来也并不能守住土地。二儿子一家被迫逃难，大儿媳妇被日本军糟蹋，这一桩桩、一件件最终逼迫林郯这个安于现状的保守老人开始反抗。

林郯开始意识到，要想恢复从前和平的生活，就必须站出来与敌人进行斗争，“发动战争的，只是某一种人，只要想法子除掉了这号人，天下就能太平了”[4]167。于是包括林郯在内,所有的村民像一头头沉睡的狮子，在隐忍中酝酿着反击。正如赛珍珠所说：“目前这种可怕的安静不过是中国决心战胜日本的另一个表示，它证明中国绝不会屈服。”[10]80

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笼罩着村子，一切都在悄然发生，“每到一处，都看见人们一条心地抵抗敌人。在自由的地方，公开地抵抗；在沦陷的地方，就暗暗地抵抗。反正是到处都在抵抗”[4]189。他们态度温和、目光呆滞，看起来既单纯又愚蠢，既害怕又腼腆，“可正是他们，冷不防从身上抽出刀枪，雨点般地向敌人扫去、砍去，敌人被杀得一个不剩，连回去报告一下村名的都没留下”[4]209。老实巴交的林郯甚至被村民选为发出杀敌暗号的头人。赛珍珠通过林郯呼吁：“安稳不是求得来的。安稳是要靠争取、靠斗争，有时还要靠武力才能得到。国家是这样，一个家庭也是如此。”[4]197

行文至此，我们发现，赛珍珠一步步向读者证明，她深爱的中国人正是因为对和平无比热爱才有了这些变化，而并非天性好战。热爱和平的天性，让这群与世无争、甚至有些愚昧和充满惰性的庄稼汉转变为守护国土的英勇战士。

随着文本的推进，我们发现，赛珍珠笔下这一群“好战的农民”与同时代西方其他作家刻意塑造的残暴和无人性的中国人形象有很大不同。在赛珍珠笔下，这群“杀鬼子就像从冬天的棉衣上捉虱子一样，连眼睛都不眨一下”[4]212的民众，在反击的过程中，慢慢开始反省自己，渐渐流露更多的人道主义情怀。

从读者接受方面考虑，赛珍珠不愿让西方尤其是美国人受部分西方作家的误导，产生中国人残忍的印象。为了帮助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争取更多的盟友，她必须揭示出吃苦耐劳的中国人向往和平的本性。

在小说中，这些人在一次次杀人后，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改变，并忧心忡忡，担心敌人走了以后，过去的自我再也找不回来。其中，最出彩的代表就是主人公林郯。

林郯忧心家人的变化，见到大儿子杀完人，手都不洗就吃饭，他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尽管又杀了一个敌人；见到儿媳妇和儿子一样举起枪朝敌人开枪，然后照样喂奶，他担心孩子喝下去的奶水已经不单纯是奶水了；最让他忧心的是小儿子开始变得以打仗为乐，以打仗为生，他充满了好战的欲望，规划起打仗方案来就像是玩游戏一样。见到小儿子为自己的每一次胜仗得意洋洋时，他终于忍不住扇了儿子个耳光。林郯狠狠地骂小儿子：“照我们老祖宗的那一套，我们生活了几千年，比这个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都要久长！和平，人就能生；打仗，人就得亡。人生，国家存；人亡，国家亡！”[4]215

郭英剑教授曾为赛珍珠对战争的这种反思叫好，他认为“这种思考超越了时代，也超越了时空。在战争时期就看到了这一点，不能不让人感佩作者的洞见”[11]。

走笔至此，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过去的抗日文学作品遮蔽了中国人所受的苦难，特别是心灵所遭受的创伤以及对这种苦难的痛苦思考，而仅是彰显了中国人以打仗为乐甚至是以杀日军为乐的一面，实在是冤枉了各个时代都挚爱和平的中国人民”[11]。毫无疑问，赛珍珠这种对战争、对人性的反思是超前的。

由于赛珍珠本人并未亲临战场，无法体会这场战争本身的残酷性，因而不可避免在人物塑造时融入理想主义色彩。之后的林郯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越想越觉得“杀人是邪恶的”[4]216,于是，他不再当从前那个为村民发出杀敌暗号的头人，他决心再也不杀人。面对乡亲们的质疑，他没法辩解，只能毒杀鱼或者牛羊作为弥补，面对敌人的恼怒，他也只是沉默应对。因为林郯抱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在太平年代再教导年轻人回归和平的本性。“在这样的世道，我们该记得：太平是好的。年轻人记不得，我们就得记得，再去教他们懂得：太平是人的最好的食粮。”[4]216

赛珍珠为读者塑造了一群爱好和平、勇敢而充满人性的中国人形象，这些人，为了守护脚下这片土地，被逼拿起尖刀、扛起枪炮奋勇杀敌，但在内心深处，他们随时准备着在太平年月回归善良本性。

3 结束语

比较文学形象学认为“用离心的、符合一个作者(或一个群体)对相异性独特看法的话语塑造出的异国形象是乌托邦的”[3]35。众所周知，幼年时期，赛珍珠的母亲为赛珍珠塑造了一个“理想”的美国，那里平等、自由、民主，是一个理想国度。创作《龙子》这本小说时，赛珍珠已经回国8年，眼前的美国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社会萧条，贫富差距明显，价值观崩溃，女性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一切让一直热爱和关心中国命运的赛珍珠拿起笔时，便不自觉地采取了离心的、迎合当时美国读者的期待视野塑造出了一个个独立果敢、爱好和平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中国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