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圣经中的收藏节与国家储备

2018-02-07王晓燕

中国储运 2018年3期

文/王晓燕

近代的一些经济学家常常通过对以往经济生活的分析与归纳，推演出行之有效的经济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仔细剖析了英国工人阶层的生活状况，揭开了被掩盖的剥削。正如现代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所提倡的经济学要重新回归历史研究的传统上来。虽说现代经济学研究倾向于数理分析、数学模型，但也更需融入到对整个社会的经济表现与经济历史演进的分析中去。否则只是抓住一点，却失去了对整个经济发展大趋势的把握。重视微观的变化，更要重视整个经济系统的宏观趋势。

古老的《圣经》记录了远古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从书中所记载的人类早期祖先的原始经济生活入手，分析人类社会最初的经济行为，最初的经济制度的形成，直至总结出对现代仍有帮助的经济规律。《圣经》不是一部经济著作，但在书中涉及了早期人类生活的许多细节，这些生活的点点滴滴向我们透露了很多远古人类的生活智慧。这些有用的人类智慧结晶才是我们一直寻找的宝贵的经济规律。

《圣经》的开篇《创世纪》中描述了起初神创造了一切，从天、地、人到万物。那时人是幸福地生活在神造的伊甸园中。人不需懂什么，不需做什么，只需要听神的话。但好景不长，人受到蛇的引诱，违背了神的旨意，被逐出了伊甸园。被逐出伊甸园后人开始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人的第一代子孙——该隐就开始犯罪了，他杀死了自己的弟弟。随着人渐渐多起来，罪恶也随之多起来。神看地上的罪恶很大，就用大洪水洗刷了一切，只留下了好人——挪亚一家。大洪水过后，神与挪亚以及挪亚的后裔立约——彩虹之约。约的理念第一次在人类中树立。神告诫人类不能任意而行，要遵守神的道，神定的规则。神与人类定的约越来越多，对人类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当然许多人还是不听话的。但有一位叫亚伯拉罕的人，他是遵行神的道。于是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家在神的看顾下慢慢发展起来。到了约瑟那一代，当地与周边各地闹起饥荒。为了活命，亚伯拉罕的子孙们逃难到了埃及地。在埃及地生活了很多年。当埃及的新王登基后发现亚伯拉罕的后裔众多，还极其强盛。于是王担心起来，就苦苦地对待亚伯拉罕的后裔们。在埃及人的压迫下，为奴隶的亚伯拉罕子孙们苦不堪言。他们的哀怨感动了神。神指示摩西带领众人逃出埃及，最后抵达神赐给他们的地方——迦南。亚伯拉罕的后裔，称之为以色列人，一直以来主要以牧羊为业，逐水草而居。出埃及后那么多人要在迦南这个地方定居下来，由游牧转为农耕，由分散的小群体转为共同生活的大社会，必然会出现许多的问题与矛盾。《圣经》记载摩西从早到晚地处理百姓的事，摩西的岳父看不下去就建议他将律例和法度昭告百姓，指示百姓当行的道和当作的事。于是摩西登上圣山，从神那里领受律例，然后回来告之百姓。人类的生活有了规定，有了秩序。在《圣经》的律法书中，记载了许许多多的规定，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吃什么到穿什么。从如何敬拜神到如何献祭。当然在这些规定中，最重要的是关于信仰方面的，但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其它方面。这其中就有以色列人定居下来的刚开始农耕生活的描述。从中我们可以窥到一些最初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

从游牧到农耕，人们聚集而居，需要大量的粮食。随着生活安定下来，人口大量增加，再加上家畜的增多，粮食的需求更是大增。如何保障粮食的长期稳定的供给，就显得尤为重要。可刚定居下来的以色列人还未形成成熟的农业生产系统，也无农业生产经验。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古代的以色列人，要想吃饱肚子，肯定得依靠大自然。既然依靠大自然，那就得按自然的四季来采集食物。这在《圣经》中也有所体现。在《圣经》的《出埃及记》中记载了人们必须守三大节期。“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出23:14）“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初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出23:16）这三大节相当重要。除酵节是为了纪念神将百姓从为奴之地埃及解救出来。而后的守收割节和收藏节则是刚定居下来的以色列人的生存保障。人们可以不种，但必须按时收与藏。因为人类控制不了大自然，只能顺应大自然。按大自然的节奏，该收时就收，该种时就种，才能丰衣足食。人类也阻止不了大自然随时降下的灾难。天随时会刮风下雨，地随时有地震海啸。所以必须储藏食物，防灾保命，保障种族的延续。神不断地提醒人类，人与自然都是被造物，都在神的看管下。人高不过自然，更高不过神。神指示给以色列人的生存之道是从守收割节和收藏节开始的。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记载“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每年按时收与藏，来年的吃喝有了保障，人们才可能腾出时间与精力去从事其它经济活动。交换、借贷、扩大种植等等经济活动都可以安心地进行了。所以说收割与收藏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

随着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人口增多，如遇上饥荒与灾祸，储藏粮食就显得极其重要了。一般人都是及时行乐的，很少会居安思危。丰年就享乐，很少考虑灾年会有灭顶之灾。甚至是灭族之灾。《圣经》中记载的一次旱灾，使迦南地及其周边各地长达七年无收成，要不是约瑟预先在埃及丰年时储藏了大量的粮食，也不知将会饿死多少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们也难逃其难。长达七年之久的饥荒会将几十年发展起来的人口在短短的几年里饿死光。即使活下来的人也将面临生产资料枯竭的困境。因为为了活命，人们已将所有的财富都拿去换粮食了。那次长达七年的荒灾，使埃及周边的人们都涌到埃及买粮。于是埃及得了各地的财富与土地。那次大灾给人们的启示就是要储备。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古代中国很早以前就将储备作为经济的核心任务。公元前1117年，周文王临终前向太子讲述治国大道，其中提到“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积聚，何以备之。”“有十年之积者王，有五年之积者霸，无一年之积者亡。”（《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这就是中国古典经济学中基本原则之一——储备原则。在《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中记载了管子对桓公的建议“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卖子者。故天权失，人地之权皆失也。故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少半成岁，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此守时以待天权之道也。”这一段话明确指出掌握粮食储备就是掌握“天权”。如果“天权”不掌握也就无法应对各种灾祸。就会造成社会动荡，国家不保。在古代中国，历代君王都很重视储备，包括粮食、饲料、武器、车马、人员、棉麻、货币等等的储备。

从《圣经》中的收藏节到中国古代的国家储备，我们从中看到了储备的两个基本层面：民之储备和国之储备。人类的储备系统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完善，但储备的基础不外乎这两个层面。

一、民之储备

以色列人的收藏节就是典型的民之储备，储备于民。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并未形成国家，还是以族群、部落而聚居。平时每个家庭都进行农业生产。如有战争，每个家庭的成年男性必须自带粮食和武器参加战斗。那时整个社会群体还未形成从上到下的国家统治体系。所以那时的储备就是要求人们自发的储备，以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储备足够的粮食，整个族群也就有了足够的储备。民之储备覆盖面广，但要保证每个家庭都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必须有一定前提的，那就是必须保证每个家庭都分到足够的土地。《圣经》中记载以色列族群进入迦南地后首要的事情就是分土地。按照人数的多少，每个家庭都分到了足够的土地。而且为了保证土地不流失，不被兼并，在《圣经》中专门有关于土地的律法。例如《圣经》的《民数记》中记载“你们要按家室拈阄，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拈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民：33：54）“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作同宗支派人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民：36：8-9）“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神）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族，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剩余年数的价值，还那买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中，直到禧年。到了禧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利：25：23-28）在《圣经》中还有许多关于土地的条例。这都是为了保证每个家庭保有一定量的土地，即使有土地的流转，也要保证不会产生大量的土地兼并。有土地，才有储备，才能抗灾保命，才能保证族群的延续。民的层面的储备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政治权利的统一，慢慢地就被国家层面的储备取代了。到了近现代，经济高速发展，商品流通顺畅。民的储备观念也仅限于每个家庭多准备一些日常食物而已。但是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有些地方的人口猛增到千万以上时，人民储备的优势开始显现出来了。因为无论多么强大、多么高效的政府面临大灾时也不可能在短期里保证几千万人的吃喝穿等应急物资到位。那将是一个庞大的物资需求。即使调动全国各地进行支援，也需要几天的时间。同时上千万人口的城市留给应急储备物资存放的地方很少，中心地段极少建仓库。应急物资几乎都靠外面运进来，紧急情况下只有转移人口。这又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投入。这些都将是个庞大的支出。1991年淮河发大水，江苏、浙江、上海、安徽、湖北等七个省市受灾严重，受灾人数达到两千万左右。灾区粮食供应困难。经国务院批示，动用中央专储粮100亿斤，紧急调往灾区。由于受灾地区大部分是粮食主产区，大水过后，马上进行生产自救，及时地恢复了粮食生产，否则后续仍需大量的粮食补给。即使这样100亿斤的粮食在当时也是个不小的数字。所以说当一些城市人口扩张到一定程度时，国家应及时引导人们进行家庭储备，学习古代以色列全面鼓励人们提前进行日常必需物品的储备，充分发挥民之储备的优势。只有储备于民才可以最大范围、最全面地保证人民的生活，抗灾效果也是最显著的。即使战争来临，也能最快地组织起战争物资，应对打仗。而且储备于各个家庭还可以大量地减少国家对储备物资的管理投入和维护投入，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资金。

二、国之储备

古代中国，疆土辽阔，人口众多。未统一前是小国林立，统一后是超级大国。无论大国小国，国家储备都显得尤为重要。国之储备较民之储备更为复杂，必须建立在完善的国家管理体系上。我们国家在很久以前就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储备制度。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储存粮食的窖穴，窖穴建设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周武王伐纣时，曾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这说明商朝就建有国家粮仓，专门用来储存粮食。在周代，国家官员—大司徒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安排国家储存和应对荒灾，减少灾难损失。当储备上升到国家储备时，就需要一整套机构和制度来管理国家储备。国之储备比起民之储备更为复杂，管理成本更高。但国的储备作用更广。从最初的抗灾备荒慢慢发展出更多的效用。一是备荒。洪武年间，皇帝朱元璋下令要求各州县需在人口密集地区设置储粮仓，名曰预备仓，专门用来存粮，应对饥荒和各大自然灾害。同时将储存粮食的多少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政绩之一。二是备战。在中国古代先秦时的著名兵法书《六韬》中有关于战争的各方面内容，其中就提到“秋刈禾薪，其粮食储备也。冬实仓廪，其坚守也。”（六韬·龙韬·农器）在《逸周书》中提出“有十年之积者王，有五年之积者霸，无一年之积者亡。”（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可见粮食储备是打赢战争的关键。三是平抑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储备的功能向平抑市场延伸。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国家设置常平仓，储存粮食，当粮食市场波动时，用来调节粮价，稳定粮食市场，避免谷贱伤农，谷贵伤民。这就是国家“准平”政策。早在公元前686年，管仲就提出了“准平”政策。《管子·国蓄》中提到“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管仲提醒君王要会调节市场，用平准措施掌控市场。唐贞观十三年，唐太宗下令在北方八州设置常平仓。宋淳化三年，宋太宗下令在各州县都设立常平仓。明万历三十九年，明神宗在边镇地区设立常平仓。一直到现代，国家储备的平抑市场作用还是很有效的。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大，国家储备也随之形成了一个从上向下的统一管理体系。国家储备的三大作用越发显现出来。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家储备需要巨大的投入。仅每年的维护投入，管理投入和监督投入就会给国家和地方带来巨大的负担。所以从古到今许多地方往往会在当地的储备上“偷工减料”、“数字造假”，甚至抵制国家的储备安排。相比与民之储备，国之储备需要更多的资金和更大的管理力度，才能达到一定的抗灾效果。

这两个层面的储备各具优势，发展至今，各国一般都是组合使用，力争将各个层面的优势都发挥出来，从而达到最佳效果。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民之储备的优势是，覆盖面广，可以调动起全国的人们时刻准备着应对各类灾害，同时国家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财力进行管理与监督。民之储备，比如以色列民族的收藏节，几乎就是要求全民储备，保障面涉及全国人民。这个层面的储备适合农业人口多的大国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小国。而国之储备的优势是在国家的统一规划和安排下，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完整的国家储备系统。当发生灾害和战争时，国家可以统筹安排，及时调配物资，合力应付，减少损失，达到减灾的效果。国之储备是国家掌控的战略资源，是应对突发性事件的预先准备。即是预先准备，就需在平时投入人力物力进行准备工作。国之储备在前期存储、中期管理、后期投放上需要方方面面的投入。甚至还需要建立一个组织用来监督和督促储备工作保质保量地完成。这些投入是巨大的。可是面对完全不可预测的灾难时，这些投入可能只是杯水车薪，起不到减灾的效果。所以国之储备要具备前瞻性和计划性。国之储备关系到一国的存亡与稳定，所以现在各国对于本国储备的关键内容都是不公开，保密的。在这里，我们不是研究具体的储备细节，而是重点讨论针对我国的国情，如何将民之储备与国之储备结合起来，力争用最小的投入达到最大的抗灾效果。

我国目前区别其他国家最突出的特点是人口众多。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农业人口涌向城镇，大中型城镇的常住人口越来越多，流动人口也越来越多。进入城镇的人逐渐失去储备的意识和条件，变得完全依靠城市所提供的水、电、煤等公共设施。一旦发生大的灾难，那么多的人都需依靠国家的紧急救援。短期还能应付，长期就难维持。随着国家储备的负担越来越重，国之储备就会进入两难境地。所谓的两难境地就是每个地方一般按照当地的户籍人口进行各类物资的储备，当人口数增长过快时，政府就必须加大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储备。所有的这些投入在短期内是不见效的，也无收益和政绩的。相当于每年拿出大量的资金沉淀进储备池，即不产生政绩，又会带来老百姓的不理解。老百姓总觉得每年交那么多税，可生活却无实质性改善，钱也不知花到哪儿去了。但如果不增加储备，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储备的物资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就无法应付。“杯水车薪”也就意味着失效。比如八十年代的青岛是一个中等沿海城市。1980年全市总人口数为5961129。而到了2015年末，青岛的常住人口已为909.70万。面对接近一千多万的人口，政府得储备多少物资才能在关键时起作用。同样面对十几亿的人口，国家该如何规划储备工作，才能避开两难境地，达到花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用呢？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民之储备花费小，抗灾面广，效果好。国家可以积极引导民众进行储备，将民之储备和国之储备结合起来，形成网络体系，相互补充，整体发挥作用。正如《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中所提出的“以统筹规划，节约投资和资源整合为原则，通过新建、改扩建和利用国家物资储备库等方式，基本形成中央级救灾物资储备网络。”形成储备网络体系是现代储备的科学新思路。所谓体系是指一整套系统，系统中的各个部分互相辅助，共同构造起一个相通的网络系统，覆盖着整个储备工作。

我国的储备网络体系目的是将全国各大城市串联起来，这个体系中的各大城市既可以独自抗灾，又可以联合抗灾。既可以依据发达的交通网络互相帮助抗灾，又可以在交通中断的特殊情况下独立开展抗灾自救。具体的储备工作要兼顾政府和民众，要将国之储备与民之储备结合起来，不同的城市所偏向的重点各不相同。比如中小型城市，周边还保有大量的农田，储备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当地，尽量不要依靠国家。当地政府要有提前储备的意识。首先是为整个城市预备水、电、煤等公共设施的第二套备用系统，以应对紧急情况。尤其是水，必须备有第二个水源地。当地政府可以在城市周边的郊区专门开辟供应城市的粮食蔬菜基地，引导居民粮食蔬菜消费本地化，有剩余后再向外输出。即使是周边耕地少的城市也要尽量避免完全依靠外来的粮食和蔬菜。以免当交通阻断时，城市无法自救和维持。地方政府应在中央的协助下进行当地的产业布局，尽量保证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生活用品在本地有生产企业。比如当地有自己的面粉加工企业、服装加工企业、肉联厂、造纸厂、农机厂、酱油厂、榨油厂、水泥厂、化肥厂。尽量别因为外地的东西便宜，于是当地就不安排生产企业了。整个城市功能应该象一个独立自主的细胞，即使没有外界的交换也能自己维持一段时间。这个细胞的独立运转除了需要政府的提前准备，还需调动居民的储备意识。政府储备需要大量投入，但引导居民进行民之储备就不需花许多钱。对于当地居民自己的储备，政府只需重视引导工作就可以收效甚大。政府要经常提醒市民居安思危，家中常备粮食、盐、矿泉水、衣服、被褥、钱等生活物品。对于那些在城市打工但还没有长期安定下来的农民工，政府要引导他们在自己的老家储备粮食和燃料。一旦城市发生紧急情况，他们可以返回家乡避难，这样可以减轻城市的压力。同时要引导本地的农民工尽量在离家近的城市里打工，这样既可以照顾家里又可以赚钱。如遇上大灾还可以及时赶回家抗灾，减少损失。

在连接各大城市的交通枢纽处，国家应提前规划、选址、建设国家物资储备仓库，统一安排收储计划。当周边城市急需物资支援时，可以依据便利的交通，及时将应急物资送到目的地。从城市的自储到各大城市周边的国家储备库，逐渐形成一个相互连通的大网络。这个大型储备网络体系可以及时地形成合力，互相支援，将各个城市地相对较小的抗灾能力汇合成一股大能量，成倍地提高抗灾效果。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可以统筹安排、及时调配、互通有无，用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的效用。

对于北京、上海、广东这些超大型城市除了要具有以上中小型城市的各类储备内容，还需建立运能储备，以应对千万以上的流动人口。当紧急情况发生时可以及时输送人们离开，回到各自的老家，避开灾难，减轻大城市的压力。而且在平时大城市帮助周边中小城市，发生紧急情况时，周边的中小城市要帮助大城市分流人口，援助物资，分担压力，共同应对紧急事件。

从最初的民之储备到现在的国之储备，当今世界每个国家都很重视储备。面对我国人口众多，城市人口密度大的具体国情，我们需学习古代以色列，重视民之储备，甚至将收藏放进律法中去。时刻提醒民众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加快形成完善的储备网络体系，形成合力，提升储备效用。

1．文中所引用的《圣经》为：《圣经》，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部．

2．司马迁（汉）：《史记》，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89～990页．

3．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44页．

4．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47～248页．

5．刘向（西汉）编；刘建生主编：《管子精解》，北京：海潮出版社，2012年，第608页．

6．刘向（西汉）编；刘建生主编：《管子精解》，北京：海潮出版社，2012年，第609页．

7．白美清：《中国粮食储备改革与创新》，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6页．

8．姜尚（周），黄石公（汉），王学典编：《六韬三略》，北京：蓝天出版社，2007年，第143页．

9．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47～248页．

10．《汉书·食货志》二十四卷．

11．刘向（西汉）编；刘建生主编：《管子精解》，北京：海潮出版社，2012年，第5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