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渝 周 丽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成都 610072)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共享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和价值归依，反映了我党由关注发展的科学性问题向关注解决发展的价值性问题转变。共享发展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指导国家发展为人民谋取更多福利的重要理念，是我国新时代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实践中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在其实现机制效能，以及更好落实共享发展实践成果看，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共享动力不足；实现成果的效率较低；实现路径的选择相对狭窄等。有鉴于此，要想共享发展理念得到更好落实，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求得更为广泛的认同，就需要重新审视当前共享发展实践过程中的选择路径和所使用的方法，拓宽思路，探索更多可能的路径和实现机制。本文引入社会资本这一理念，将探析社会资本和共享发展实践结合起来的方式，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拓展共享发展的实践思路，并以落实共享发展为依托，探寻社会资本理论在共享发展中的作用机理，为今后继续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一、共享发展与社会资本的内在逻辑

共享发展理念作为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最新成果之一，其意义深远，由于认知的多样性，为形成统一合理的客观评判标准，在此本文预设共享发展的实践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以及助推和谐社会。同时，采用理想类型分析方法——“研究者在面对研究对象时，选择某一特定现象，根据事实将该现象中的主要特征加以强化，而构成一个分析的工具”[1]即在分析一个变量同另一个变量的关系时，把其它的因素略去不计，在此，本文研究社会资本与共享发展实践的关系时，只考虑社会资本对共享发展实践产生的影响，而忽略其他因素。

(一) 社会资本理念的缘起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波提斯的观点，社会资本的源头最早可以上溯到法国学者涂尔干关于群体生活的研究之中，其认为马克思对于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区分也可以算作是社会资本的源头之一。[2]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开始把社会资本作为一个解释范式来分析各种社会问题。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论述的学者众多，在此主要选取三位非常有代表性的观点予以介绍：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相对系统的现代性分析，“…与群体成员相联系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总和，它们可以为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提供集体共有资本支持。”[3]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并为三大资本。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系统全面的论述了社会资本的形式、特征以及社会资本的产生、保持和消亡过程。[4]而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引入政治学的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其《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帕特南对意大利南北制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更像是社会组织的一个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5]根据帕特南的观点，可以从以下三点理解他对社会资本的界定：第一，社会资本主要由信任、互惠和合作相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组成，社会资本存在可以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信任、理解；第二，社会资本主要以朋友、家庭、社区以及公私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人际关系网络为载体；第三，社会资本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合作和把事情搞定。[6]综合上述观点，不难发现，社会资本概念的各种界定在基本内涵上是一致的：都把关系网络、信任、社会规范与规则看作社会资本的基本构成要素。在西方社会，社会资本存在的各种关系网络可能更多体现为如志愿组织等以特定目标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资本更多建立在以血缘或地缘为基础的关系网络上，比如宗族。但是中外的社会资本的内涵都包括三个基本的要素：网络、规范、信任。[7]基于此，本文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中，能够促进行动者实现自身目标的一种资本，这种资本以信任为基础，以互惠规范为框架,以人际网络作为载体。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三类：微观，比如家庭；中观，比如志愿组织；宏观，比如国家或者共同体。在帕特南的研究中就采用的这种宏观上的社会资本，即将整个国家都纳入社会资本的规范之中。在本文中，由于探讨的是共享发展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从整个国家或者地区来进行分析，所以在此意义上更多涉及中观以及宏观上的社会资本。

(二) 共享发展的理念内涵

共享发展理念作为引领中国全局发展的理念，并不是无源之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改革开放是萌芽状态。此时人民群众都可以参与到社会革命、建设的过程中并且享受到建设成果，毛泽东在三大改造时期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8]此处虽然没有“共享”的字眼，但是共同富强等词却表达出了共享之意。第二，改革开放初期是共享发展理念初步形成阶段。 这一阶段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直接体现了“共享”的思想，但是这个阶段的共享还具有很强的局限性，而且共享水平低，多限于经济领域，其次，还处于为了发展而发展的阶段，没有意识到人的享有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第三阶段是完善阶段，主要是21世纪初到十八大之前，这一阶段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但是先富带动后富的思路并没有带来共同富裕，而且随着社会的转型，不同群体、不同地域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和民生相关的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的落后，这都严重影响了共享发展的效果。但在此阶段，针对国情，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提出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9]而且首次将共享文化成果和共享物质成果并列提出。[10]这就大大丰富了共享的内涵，也为今后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后胡锦涛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发展成果都纳入到共享的范围，并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共享发展”呼之欲出。最后，共享发展的成熟阶段就是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将其作为引领全国发展的发展理念的正式提出，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还对共享发展的内容做了更为全面具体的论述，强调要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来落实共享发展。这不仅是共享发展理论上的一次飞跃，还是共享发展真正落地生根的开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阐述了共享发展理念——“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1]根据中央发布的文件，共享发展理念内涵主要包括四方面：全民共享。即国家发展成果人人享有，不让社会发展成果变为少数人的福利；全面共享。即应该保障人民共享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方面建设成果。共建共享，即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共享发展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渐进共享。即共享发展的水平将会逐步提高，从部分共享到全部共享，从低水平的共享向高水平的共享。

共享发展理念第一次作为全面发展战略理念的提出一是因为共享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二是因为，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为了缓解我国当前社会矛盾，更好促进国家发展，为人民谋得更多福利而提出。反观西方社会所倡导的市场治理机制，虽然市场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上很有效果，但是近些年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已让众多西方国家陷入泥潭，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市场为人民谋福祉的方法存在问题，在此，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可以发现社会资本与共享发展都凸显出公民的参与对于自由民主的意义，公众参与、信任、互惠、美德等等是社会资本的主要内涵，而这也是共享发展的应有之义。如果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考量，那么就会发现社会资本与共享发展之间存在诸多的逻辑关联。

(二) 二者的契合性

世界银行在1998年的发展报告中指出：“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包括组织机构、观念、共同价值观，它们影响人们的行为，从而对社会产生影响。”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一般认为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这些资本是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可以直接增加人类福利和促进社会发展，但是，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治理层面中的社会资本能将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整合起来，从而起到间接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12]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可以间接地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间接地促进人类发展。反观我国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2015 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成为引领中国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虽然共享发展理念源远流长，但是明确提出则表明我党谋求的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共享发展，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原则，使发展活力得到增强，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彰显，民生福祉在共建共享中得以增长，逐步开启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新篇章。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共享发展的目的也是为了谋求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而社会资本发展又可以间接促进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这就为二者之间的契合提供了可能性。其次，社会资本将价值判断和文化因素作为一个分析变量，将宏观与微观结合，社会研究与人性研究相结合，充分肯定了微观个体选择偏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就为共享发展实践动力不足提供了新的思路——肯定了微观力量在参与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可以很好克服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集体行动困境。[13]而且，社会资本将微观层次的个人选择偏好与宏观层次的社会选择结合在一起，这就印证了共享发展中的“人人参与、人人共享”原则，也是强调微观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第三，社会资本将个人选择偏好、个人价值观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这就回归到了马克思所主张的“人是发展的最终目的”，虽然理性选择范式更具客观性，却忽略了社会发展中人性化的一面，夸大了社会中冲突的一面。而共享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自然也秉承“人是发展的最终目的”这一观点。由此可见，社会资本视阈下的共享发展实践既可以避免理性选择范式所忽视的个人选择偏好，把人的需求单一化的倾向，又避免了只从某一个单一角度来研究推动共享发展实践的老路。

二、社会资本在共享发展中的主要作用

正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共享发展理念之间存在着契合性，所以实践上存在一定的内生互动关系。首先，从现实角度来看，社会资本兴起与共享发展的提出都具有一个相似的社会背景，即国家与市场的力量都不足以完全解决社会问题的情况出现，人们需要寻求新的方式来解释当代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其次，从理论角度来看，社会资本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下所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中生长出来的理论，[14]这与共享发展所包含的以人为中心的内涵不谋而合，社会资本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互惠规范与以及产生的网络，而共享发展中人与人的关系发展的目标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最后，从实践层面来看，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共享发展的落实提供一种新的思路，而共享发展的落实又会反作用于社会资本，增强良性社会资本。一方面，良好社会资本的存在会加速共享发展的落实，因为在一个社会中，公民如果普遍具有团结、合作和信任的公共精神，社会普遍存在高度权利和参与意识，以及由这些公共精神和意识而形成的独立、非官方和自愿性的民间组织的存在，公民社会就能作为除政府、市场外的第三种力量参与到共建之中，从而完成共享与共建的统一，避免了政府以及市场单方面推动共享发展力量不足的问题；其次，在一个良好的公民社会，公民公共意识强，懂得捍卫自己的权利，知道参与公共生活，就会提高人与人之间相互协作的可能性，从而为人与人之间的共享创造机会；另一方面，共享发展的实现又将有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因为共享发展的实践可以促进政治的民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助推和谐社会的建立，在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营造一个民主、和谐、有活力的氛围的同时还直接可以让公众享受到社会发展的福利，这将有利于社会信任、合作和公民精神的增强，从而促进社会资本的发展。

(一) 社会信任是落实共享发展的起点

当代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和创造经济繁荣》中谈到信任的重要性——从国家的高度提出信任是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认为建立在宗教、文化、传统和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上的信任程度直接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一个国家的信任水平的高低会影响企业的规模，从而影响到该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15]信任在达成共享发展目标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增加会减少因疑虑带来的矛盾，形成团结友爱的人际关系，助推和谐社会的形成。个人与社会组织，或者与社会团体之间的信任会鼓励民众合作，促进社会的平稳运行，从而推动政治民主化。

首先，信任会带来良好的社会秩序。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于19世纪说过：“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建立在对他人的不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更强有力，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16]基本信任是形成良好人际互动的基础，囚徒困境的案例也证明了只有当囚徒处于相互信任的状态才能取得结果最优。当整个社会存在着大量的信任，合作就会得到强大的精神支持，为各方合力实现共同目标创造良好的心理基础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形成一种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的局面，带来社会的安定有序，助推和谐社会的形成。其次，信任可以加速政治民主化。社会成员只有在相信国家行为可以保障自己的权利，为自己谋福利的情况下才会积极配合落实国家的政策，积极参与其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民主不断得到强化的过程。最后，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也会极大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为现今第三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一种新的思路。[17]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现在各种“共享产业”的发展，让人人都参与社会发展建设的过程的同时也享受到了更优质的服务。

(二)社会规范是实现共享发展的保障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复杂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风险，为减轻这种风险所带来的危害就需要构建出一种削弱社会复杂性的机制，而这些机制的形成就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规范。规范通常是一个社会的基本规则，是在资源稀缺的环境中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从而更有效地利用资源而出现的，是人与人之间长期博弈的结果，他可以对人类行为产生约束。规范包括正式规范，比如法律法规；非正式的规范，比如风俗习惯、共同的价值伦理道德。首先，一套有效的规范就是人们交往与合作的框架与秩序标准，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可预见性和可依赖性；降低行为的不确定性，降低信息成本和风险成本，利益冲突可以控制在一定方位内，促进良性互动，降低人们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所以在推动共享发展的过程中就需要有一套完整的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生活各个方面所形成的共享规范为人们共同认可，同时也需要这些共享的制度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其次，一套有效的规范制度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著名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就写到“西欧发展的关键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组织的特征就是它在制度上做出安排与确立所有权以造成一种刺激，使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并接近社会收益率。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18]而在整个共享发展践行的过程中，“共享”为我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开辟了新的道路，但是却面临着脱离社会保障的安全网，信任缺失问题，[19]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自己的东西为什么要与他人共享？”这就是人的私欲性与信任之间的冲突，如果建立一套可以增强信任感的制度，那么让人相信共享会为自己带来更长久的利益，那么人们也将更加乐意参与共享。而在社会资本中，互惠规范是其基本要素，如果人们不遵守这些规范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将这些互惠规范扩大，共享发展的落实才会更有保障。

(三)公民参与网络是共享发展的落脚点

根据托克维尔的观点：“在民主国家里，公民是独立但软弱的，公民不能强迫他人帮助自己，但他们也无法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如果他们不学会互惠互助，整个国家就将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20]为此，我们也可以将这种现实状况看做公民参与网络形成的原因，公民参与形成的网络是构成社会资本的要素之一，参与网络主要是指社会行动者相互关系的集合，它是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与交流的平台。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垂直型的网络，一种是水平型的网络。在本文中专指帕特南所提到的水平型的公民参与网络，水平型网络的载体多是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由众多旨在保护和促进自身利益或价值的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的民间组织和团体。共享发展的落实就可以从这里找到落脚点。

首先，公民参与网络能为共享发展提供一个落地生根的土壤。在一个良好的公民参与网络中，公民都会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来，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正好符合共享发展的“共建共享”原则，并且共享发展的落实也是为了让这些参与共建的人受益，为此，共享发展实践中的三个问题——发展依靠谁？发展为了谁？发展成果由谁来共享？在社会资本中也得到了解答。同时，只有多数人共同参与，才能叫共建共享，一个两个人的参与也不能称为共建共享。其次，公民参与的网络推动了政治民主化。民主化是如何体现出来的？早在90年代亨廷顿在其理论“第三波”中对民主化进行比较时提出:“遵循熊彼特的传统，在评判一个政治体制是否民主所依据的标准是看其中最有影响的集体决策者是否通过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在这种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而且基本上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即将程序民主作为推动民主化的核心。基于人与人信任基础上所形成的网络降低了网络内部参与者获取信息的成本，为公民提供了更优质的参与平台。我们之前已经预设共享发展的实践也是为了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发展，那么在此社会资本的建设无疑可以起到从旁辅助的作用。此外，公民参与的网络还能够提供民主所需要的实际技术训练，这可以看做是一种民主训练，这会培养出更具公民精神的参与者。最后，公民在参与过程中，通过社会成员多次的合作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这里的信任可以是社会团体之间的信任，也可以是社会成员对政府的信任，而这就为共享发展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打好了心理基础。

总而言之，一定的社会资本从根本上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发展以及促进政治民主化。共享发展理念的落实需要国家和社会共同努力，而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合作就需要有一定的信任，以信任为基础形成的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为国家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社会资本确实可以作为落实共享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资源，同时，共享发展落实之后还可以反过来作用于社会资本，从而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三、基于社会资本的共享发展之路

(一)我国社会资本现状

中国当下社会资本受中国传统社会影响颇多，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文化为核心，重视人情、关系，而这些传统社会资本存量在今天仍然异常丰富。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为了整合社会资源，建立了单位体制，我国形成了以单位为核心的社会资本；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开始转型，市场经济的引入以及慢慢发展起来的公民社会，我国社会资本呈现多样化。总体来说，当前我国整体的社会资本既不具备西方式社会资本也和中国传统的社会资本不相同，更谈不上现代公民型的社会资本相比。[21]总结来看，当下我国社会资本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社会资本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一定封闭性。中国社会资本更多的还是以家庭或家族为依托，规模小、网络结构内部高同质，这在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公民参与网络的范围。表现在经济活动中就是社会资本成为某些小圈子的资本，这就演变为家族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阻碍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表现在政治活动中就是缺乏民主和暗箱操作，容易导致人治而不是法治。第二，社会资本整个过程呈现出非理性。按照梁漱溟先生所言比之于西方社会，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22]人情关系在公民形成关系网络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正式的、理性化的制度和规范则相对缺乏。[23]这种非正式制度规范就会成为特殊主义滋生的土壤，甚至演变为个人牟取私利的一种工具，这种非正式的制度规范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所需要的制度化、理性化要求完全相悖。另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的行动是制度与规则的函数。[24]这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制度与规则，人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而统一客观的制度规范将有助于公民之间形成统一的共识。第三，社会资本的结构组成多元。如前所述中国当前的社会资本中既含有传统社会资本成分，也存有现代社会资本的因子，进而出现了传统社会资本和现代社会资本共生并存的状况。比较来看，在农村地区，我国传统社会资本存量丰富，现代社会资本相当缺乏，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社会资本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二)共享发展实践现状

共享发展理念自“十三五”提出以来，已逐步落实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在经济发展方面，共享效果显著。我国经济在2016年达744127 亿元[25]，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惠及广大民，达到总体小康。据统计，2016 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2363元和33616元，[26]较 1978 年增长了近100倍。2010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连续6年快于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收入增速，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政治民主化程度越来越高，人民政治权利得到更好保障。仅以公民直接参与的协商民主为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逐步形成了从国家形态到社会形态的协商网络。协商也即“共商”，它意味着公民在政治决策权上的共享，是共享发展在政治领域落实的一个具体体现，一系列创新性的民主协商形式，如民主恳谈会、政策听证会、政策评估、公推直选、居民论坛、职工工资集体协商、民间商会等得以不断产生。各项社会事业加速发展，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建立。

虽然自共享发展理念践行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政治民主化程度越来越高，但当前也进入了瓶颈期，面临一些问题——共享的质量不高，共享动力不足，共享意识不足等。首先，政治不民主现象仍然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理论上不应存在“政治特权”，但当前贪污腐败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其次，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不够畅通。典型的表现就是公民参加选举的途径单一。在中国《选举法》中，仅规定了要求政党、团体及选民或代表十人共同选举候选人的途径，这就限制了其他途径，比如公民“自荐”。 社会发展不均衡，最主要的不均衡就体现在经济分配、城乡居民、不同行业、区域之间的不均衡。据统计，我国基尼系数从1994年0.436到2013年0.473，已经连续十年超越0.4的国际警戒线标准。[27]

(三)以社会资本助推共享发展的路径

共享发展的实质是一个由“物到人”的转变过程，即发展成果向公民自身回归的过程，是一个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过程。参照共享发展的实践目的来看，中国离共享发展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继续推行共享发展理念就必须打开思路，对社会资本的应用就可以纳入考虑范畴，虽然中国现有的社会资本发展不充分，严重制约着社会资本在践行共享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但是仍可以看到中国现存的社会资本在推动共享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促进作用，比如，2008年，被称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社会自发形成的公民组织或者个人在汶川地震中变现出的志愿精神折射出，现代社会中，中国依靠社会力量，发展共建共享也是可能的。那么为了让共享发展的实践保持源源不断的动力，就可以整合和重构我国社会资本，采取一些可行性措施为其助力。

第一，改造传统社会资本。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存在诸多蕴含共享意蕴的思想——“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达则兼济天下”等都是孕育今天共享发展理念的土壤。前世界银行副行长、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说“中国在过去多年的改革中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没有破坏传统的社会资本。”[28]故此，对待传统社会资本不能一概否定。首先，增加良性传统社会资本，最大程度地促使其发挥其正功效。根据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由家庭和由家庭派生出来的其他社会关系，如邻里关系等，具有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功能，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都无法代替。这些传统社会资本中的合理成分应当被传承。[29]中国社会资本的主要载体是家庭、单位、学校、家乡等，其中血缘、地缘是中国人作为个人所拥有的最主要社会资本载体，这些传统社会资本对人际和谐、家庭和谐以及民族国家和谐关系的强调，体现出人际关系中的密切性和非功利性，并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其次，引导不良传统社会资本向良性社会资本转化。对于一部分完全无法适应现代社会节奏的传统社会资本应该予以坚决的摈弃，但是对于部分可以加以改造的社会资本则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予以改造，通过市场、法治等一系列现代化要素的培育、政治权力使用的规范等使社会资本成为弥补社会良性运转的润滑剂。[30]这一系列举措过程将会促成传统社会资本转换成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为达成共享发展的目标助力。

第二，培育现代意蕴上的社会资本。共享发展的实质是向人本质回归的一个过程，它的实质就是为了体现人的主体地位——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也依靠人民。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过程中产生的资本，它诉求的维度体现在公共精神、公民意识上。现代社会资本的特征可以归纳如下[31]：(1)公民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社会资本。在共享发展中就表现为，享有发展的权利与参与共建发展的义务相统一；(2)整合力强的社会资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具有“胶合剂”功能，可以有效整合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目前我国共享发展之所以难以推进就是因为多方利益难以整合，没有形成共享的共识，为此可以发挥社会资本的功能，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寻找利益最大公约数，形成共享利益，在从多次的共享经验中积累信任，形成共享规范，达到共享发展的共识。(3)可持续性的社会资本。共享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需要为共享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一定是可以进行自我增强的，而且这一点也在帕特南的观点中得到论证。[32](4)“整体性”社会资本。整体性问题是共享发展推行过程中的一个障碍，因为人的私利性让人很难形成共享的意识，何以社会资本可以克服这个缺陷呢？根据密尔的观点“任何参加，哪怕是参加最小的公共职务也是有益的。因为普通公民参加政治活动可以使他们在性格上得到实际锻炼，使他们提高对共同福利的认识，培养对公共利益的热情，就可以把他们从偏狭的私人活动中解放出来，就可以养成他们的公共道德，使他感到自己是公众的一分子，凡是为了公众的利益的事情，也是为了他的利益。”[33]社会资本中公共参与的网络就具备这个条件。

第三，完善共享制度。就整合当前的共享机制情况来看，共享制度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34]：(1)建立健全共享发展的“兜底”机制建立；(2)建立健全共享发展的保障机制；(3)建立健全共享发展的分享机制；(4)建立健全共享发展的动力机制。这几种机制基本可以满足当前共享发展的实践需求，但是也存在明显的不足：第一，这些机制建立的主体更多的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是寄托于国家可以建立更多的促进共享发展的机制，国家是推动共享发展的主要推手，很明显没有全能政府可以包办一切，那么在此就可以借助社会资本的力量，让社会的力量介入其中，既可以节约政府的行政成本也更符合共享发展共建共享的原则。第二，没有建立有效的共享发展监管体制。因为当前这些共享制度的建立，仅仅只是建立，并没有形成相配套的监管、评估体系。[35]为什么要监管、评估呢？这是因为，共建才能共享，不加强监管如何保证共建的人共享，国家推行的精准扶贫就是一个典型的共享“兜底”政策，但是却出现了争抢贫困帽子的局面，这就违背了精准扶贫的初衷，也妨碍了共享发展的继续推进，其根本原因就是没能在整个共享制度中进行有效的监管。但是强有力的社会资本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情况，因为强大的社会资本是可以弥补市场以及政府监管缺失之处的空白，特别在推进共享发展的过程中，更需要社会和政府的共同发力。第三，缺失信任培养制度。共享归根到底是人的共享，也只有人们齐心协力才能完成共享这一操作，而现在共享发展之所以推进难度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人们不能完全确信共享的价值。那么社会资本就为这种困境提供了一个解决思路，人与人之间构建一个广泛参与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人们可以从尝试共享的行为中逐渐积累起信任。

诚然，社会资本理论本身的发展还不完善，还存在诸多的弊端，比如缺乏精准测量社会资本的标准和分析工具，但是在今天我们不可否认思想观念、传统习俗、运行规范等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在共享发展践行的过程中，引入社会资本理念，通过社会资本的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的框架等实践路径的选样，可为共享发展创新实践提供路径选择和创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