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进芳

(信阳师范学院，河南信阳 46400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其体现和蕴含了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这一新的社会价值观既与党的几代领导人的社会价值观一脉相承，又是立足于新的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价值观的创新和发展。对其进行分析和学习，有助于更深刻全面地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和实质。

一、 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新时代党的基本奋斗目标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贯的、不变的、本质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社会理想和目标，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神圣历史使命。为此，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二十八年浴血奋战，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随后，党又领导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站起来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团结和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中，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确立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符合中国的实际。“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P163)改革开放40年来，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化，但我们党始终以实现现代化为基本政治目标，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富起来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了新的时代，这意味着近代以来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提出并深刻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2年11月，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他深情地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2]此后，他多次重申并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内涵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并围绕这一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举措，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提出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把未来的30 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2020 年到 2035 年，用三个五年计划，15 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二个阶段是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2049 年或 2050 年，第二个百年梦想实现的时期，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明确提出和细化，是对党的现代化目标和战略步骤的进一步升华。

二、把不断创造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党的根本价值追求

马克思把争取人类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奋斗的最高理想和价值目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革命还是建设时期，一切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需求。但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环境的不同，这一宗旨和根本价值体现出不同的形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人民的根本利益诉求表现为政治利益，因此，解放人，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政治保证就成为革命时期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我国原有的主要矛盾得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经济和文化成为人民根本利益新的诉求。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这一时期党的社会价值观的核心依然显现强烈的政治色彩，平等置于经济发展之上的思潮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价值重审，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3)人民的共同富裕成为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由于经济建设始终居于突出地位，因此人们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观念。这一发展观念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全民共同富裕的状况并没有随之出现，针对这种状况，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进一步思考社会发展的价值问题，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促使党的社会价值观内涵开始由突出客体向突出主体，由关注人的需求的个别方面向各个方面转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方面，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更加朝着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发展。人们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方面要求日益的增长。据相关研究表明，“当经济发展达至一定水平之后，财富数量增加仅只是可能带来幸福感受增加的次要因素”。[4]职业成就 、教育程度、婚姻质量 、宗教信仰、生活事件 、社会支持、工作环境等因素都会对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是要在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扎扎实实惠及全体人民。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生产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以及分配不公、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却更加凸显。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顺应这一变化和要求，习近平坚持人的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并强调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5]必须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共享发展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原则，它把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显现化和具体化。习近平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把共享发展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进一步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拓展了党的社会价值观的内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重大飞跃，是对人的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这表明，新时代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目标不是别的，就是要以人民群众的期盼为准绳，不断创造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三、把人民是否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作为衡量新时代改革和各项工作是非的根本价值标准

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推动者，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如何，不能由哪个人说了算，不能由执政党自身说了算，更不能想当然，必须由人民来检验，由人民来评判。由人民作为社会发展成效的评价主体和根本标准来评判社会发展成效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早在1983年，邓小平就说过：“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的对或不对的标准。”[6](P364)工作是否有绩效，发展是否有价值，不能自己说了算，不能主观臆断，关键要看人民群众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人民的富裕幸福被置于标准的首位。1992年他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判断一种东西姓资姓社“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 (P372)

习近平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坚持社会发展的人民主体性原则，从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共享互动互进的新视角，将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及其程度确立为衡量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准。他指出“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8]这里，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一标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是要使各地区、各阶层、各群体的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所带来的收益和成果。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决不能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二是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应包涵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层次、多领域的内容。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评判改革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这一标准的确立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价值观的创新和发展。

四、把公平、正义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尺度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价值尺度。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主张并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但由于一度追求绝对的平等甚至平均，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主义效率的发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反映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注重效率与兼顾公平的有机统一。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我国社会经济在取得了长足发展和举世公认成就的同时，社会公正状况不容乐观，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社会主义的价值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和内在要求，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习近平在主持起草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强调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又提出并多次阐述了共享发展的基本理念，并强调：“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的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9]“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这表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五、把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新时代实现价值目标的方式和手段

近年来，治理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在社会经济领域、公共事务管理活动、政治发展研究视阈中，治理的价值追求在于寻求一种政府与公民的共治，即“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10](P596-597)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得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过程即可以看做是政治生态从权威政治迈向日常政治的过程。相比权威政治神秘倾向和克里斯玛色彩，日常政治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已降格为和经济、社会一样的平等品格，或者说，民众对治者的服从主要是基于法理化、制度化的政治权力[11]。权威政治向日常政治的迈进将党和政府置于这样一种困境：一方面中国是正处于发展中的国家，为避免社会转型进程中的震荡与冲突，保持稳定的现代社会政治秩序需要党和政府的权威，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和政治权威。另一方面，日常政治的兴起又具有去权威化的发展趋向。要走出这一困境，就必须根据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规律和要求，确立法理化的政党和政府权威。传统权威政治之下，国家或者执政党和政府，能够依靠大规模的政治动员，能够凭借对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垄断实现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日常政治之下，再照搬这一模式就难以获得认同，可行的道路只能是通过法治的力量，确立法制的权威。换句话说，必须以政治社会领域内各种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的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法治的思维和方式来治理国家，以此来增进民众的认同。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坚持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了全面的部署，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既是我们党合理地吸收国际学术界治理理论的思想精华，并把它与现实国情和发展阶段相结合的一个理论飞跃和创新，也是我们党对政治生态变迁和现代治理发展的一种高度自觉和主动回应。只有坚持依法治国，以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领域内各种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的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才能适应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对我们党提出的严峻挑战，才能保证我们党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开展，才能保证我们党牢固的执政地位，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