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100029)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提出了“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对于生态文明问题上进行了理论深化和实践创新。这一观念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具有极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首要观点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核心内容是人与自然的和解，其终极价值指向是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它为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因此，“马克思对生态哲学的思考，……这是一条扬弃社会生态矛盾的道路，是走向发展新高度的道路。”[1]P63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成了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哲学基础。

一、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唯物主义立场

(一)坚持自然对人类社会先在性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在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2]P190“全部的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2]P5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逻辑起点是以承认自然对人类生存的基础性作用为前提的，这一思想十分深刻地体现了自然界对人类具有本源性和先在性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习近平指出，人类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基础。”[3]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自然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人类要深刻地认识，自然是人类生存的空间，是人类创造生活的舞台这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利用，必须符合自然规律，要以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为根本基础，如果把人类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就破坏了生态环境，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则无法实现。自然是人类唯一的生存环境，虽然当今人类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仍然是自然界，“生态资源遭到破坏，人类生存环境就会恶化。”[4]

(二)坚持人民群众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唯物史观立场

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的核心理念，特别强调人民群众利益会上的原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和归宿，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

习近平始终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对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性。他认为，生态环境保护直接关系到能否满足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追求，生态环境应该被视为公共产品，良好生态环境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民生福祉，应当把人民“求生态”、“盼环保”，向往“更舒适居住条件和更优美环境”的追求作为奋斗目标。[5]P4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必然不断凸显。“环境问题往往最容易引发群众的不满，弄得不好也往往最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6]P168同时，他指出，不同民族之间在生态哲学上存在着共性，生态问题与人类的兴衰同呼吸、共命运，“保护自然环境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7]当代生态危机的特点是全球性的，这就必然要求世界各国必须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结合，才能够彻底解决人类面临的困境问题。

(三)坚持唯物史观与自然辩证法的统一

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坚持自然辩证法统一性观点与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体现了两者的交叉互补和辩证统一。自然辩证法强调自然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突出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人类社会作为人化自然在建构的过程中，必须要尊重自然法则。恩格斯曾经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论述了自然界对人类征服自然所谓的＂胜利＂的报复，造成文明的衰落甚至消失。习近平对我国生态环境基本情况进行分析及反省，专门对恩格斯的这一观点进行引用。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既包含在自然领域问题分析中的运用唯物史观的历史思维，也体现了对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分析中的运用自然辩证法，两者实现了有机的统一。

二、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辩证思维方法

(一)对人类需求与自然资源关系的深刻理解中体现的对立统一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习近平把这一原理深刻地运用到他的生态文明思想中。他指出，人类生存和发展是需求具有无限性的，而生态环境资源极其承载能力则是有限的，“人类追求发展的需求和地球资源的有限供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8]P118而且，这一矛盾是建立在人类的需求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趋势基础上的，体现了矛盾的同一性。

人类三百多年工业文明实践使得人与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对立更加集中地凸显出来，已经威胁人类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习近平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忧患意识。他认为：“当今世界追捧的西式现代化是一个不能实现的陷阱，因为如果多数人都要过上少数富人般的生活，人类文明将会崩溃。”[8]P118工业文明的生产实践是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体现，这种只看到斗争性的思维方式无法真正认识和实现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必然造成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发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形成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分离和相互对立的趋势。

(二)底线思维深化了对质量互变规律的认识

质量互变规律要求我们在认识和实践中要掌握“适度原则”，即事物发展变化的临界点。生态环境问题转化生态环境危机的临界点，是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自我调节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底线，也就是对人类生态实践的最低要求。如果这一底线被突破，就会造成危及人类及其他物种生存的生态环境危机。

习近平关于生态红线的观念正是体现出生态文明建设上的底线思维。他提出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观念”[7]P236，并指出生态红线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7]P237生态红线是绝对不能越过雷池一步的高压线，以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竭泽而渔”的做法、断子孙粮的行为，都是急功近利的无底线的短视行为。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必须为以生态法律权威树立起生态环境破坏的底线，要“以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作为生态文明的可靠保障。”[7]P237人类利用自然必须要有明确的底线，诸如物种的多样性、耕地状况、湿地比例、森林面积等都应具有明确的红线指标。

(三)倡导生态问题的综合治理体现出系统思维的整体性原则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中，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部分，生态文明建设更是一场涉及诸多方面内容的、系统性、全方位的革命性变革。因此，对于生态问题的治理必须站在整体性的立场上，运用系统思维的原则。习近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出发，对生态系统整体性内在联系和自然规律的科学把握，揭示了生态系统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

习近平认为：“大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系统”，要“以系统工程的思路抓生态建设。”[7]P236生态修复和使用管理都应当遵循规律，种树、治水和护田是一个整体的行为，如果各自为政的行为很容易顾此失彼，破坏生态的系统性。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提出了国土空间资源与生态环境进行统一管理和系统修复的必要性。因此，环境治理问题同现阶段的国情相结合，在宏观战略上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微观实践中立足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环节的优化升级。同时，他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和其他社会子系统如法律制度、现代化发展考评标准、生产方式、消费习惯等都体现出相关性，因此，必须把生态建设融入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中，倡导生态环境问题治理的综合性，并且十分强调不能把保护生态环境、实行绿色低碳生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仅仅当作经济问题，它也包含了很大的政治问题。[9]P103

三、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实践观点

(一)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面改革的实践

马克思说: “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10]P502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形成总是以人类实践为中介和基础的。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也是它最鲜明的特点。

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是一场全面深刻的变革，目前的生态环境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式，生态文明建设仅仅停留在理念阶段上是不行的，必须以全面改革的实践才能够解决。因此，他“不主张多提口号，提倡行动至上。”[11]P59要坚持全国动员、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努力把建设美丽中国化为人民自觉行动。

同时，他也身体力行实践着这一实践观点。纵观习近平一路走来的足迹，无论是在正定县、闽东地区，还是在浙江、上海和北京，他都经常参加植树造林活动，为各级领导干部树立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榜样，而且他还从当地生态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生态问题解决方案和新观点，并亲自执行落实。

(二)“两个和解”在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两个和解”的重要命题，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人同本身的和解。”[12]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的最终价值取向。他们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历史考查出发，认为只有共产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人与自然、 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正是对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习近平指出: “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整体，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7]P120而且，习近平也非常注重人与社会利益关系的处理的重要作用，提出了“资源节约是关系到人与自然相处的‘社会革命’”的论断。[13]P191正是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在背后的支配作用。正是从这个战略高度出发，习近平提出了“两个清醒认识”的重要论断，即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

四、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之维

(一)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唯物史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建立在其大历史观基础之上的，“具有深邃的历史思维是习近平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14]P11他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宏阔视野审视生态文明的。这既是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借鉴与超越。

唯物史观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宏伟叙事，马克思先后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和“三种社会形态理论”对于人类文明的起源、成长和衰落，均是立足于此的。“世界历史”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生产方式对人类其他文明社会形态的影响，更加突出了全球性的观念，站在总体的立场上全面地揭示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及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发展的宏观大背景出发，从而揭示出人类文明与进步具有其物质本源性。在这个意义上，文明体是一个与社会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总体性概念，是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要素组成的结构形态。其中物质生产方式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在文明由低到高的顺序发展是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文明形态正是与之相对应的产物，每种文明都有着自身存在的特殊生态环境及独特的内容和形式。

(二)生态与文明兴衰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在对人类文明形态发展规律的宏观把握基础之上，提出了关于“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科学论断[15]P105，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科学回答了生态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历史的考察深刻揭示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演替，体现了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每一阶段跨越，都是人与自然认识和实践不断深化的结果，不同时期的文明形态都是当时人与自然关系的表现。人类文明都发源于生态环境适中的地域，如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等，而且生态环境的恶化也会造成文明的衰落，如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玛雅文明等。

生态文明是一种以工业文明的成果为基础又超越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阶段，它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不是退回到原始社会，是标志着人类社会获得重要进步的积极成果。“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7]P121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关系不断变化调整的结果，是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对自身和自然关系向着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不断调整的结果。生态文明是在工业社会所积累的一切物质结果和生产力总和的基础上的，其产生和实现最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人与自然的根本对立，生态文明才能够得以真正的实现。

(三)“五个文明”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从社会形态的整体性原则出发，明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9]P103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布局的一个重要要素。

首先，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目前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是粗放型增长方式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压力，难以做到可持续发展，因此，习近平强调“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单纯是速度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代表着全面的发展，更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8]P44他关于“两座山”观点，深刻性性地阐释了两者的辩证关系，即中国坚持“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发展立场，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5]P209其次，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政治建设。习近平指出，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仅仅视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生态文明建设要以法律为根本保障，以体制机制的生态化建设为主要抓手。要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生态绩效考核评价与责任追究制度。 再次，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态文化的引导。生态文化的核心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只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宣传生态文明理念，才能够强化公民的生态意识，形成良好的绿色风尚。最后，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密切相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人们的健康权、生存和发展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16]只有构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的社会形态，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在价值观上否定了近代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哲学，吸收了生态哲学发展的有益观点又摒弃非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哲学，体现了全新的生态哲学的维度。他从生态系统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两个角度出发，提出了“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辩证统一的思想。

习近平指出，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保持这个有机整体各构成部分之间的和谐关系。人、田、水、山、土、树等因素是为生态系统中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各个部分，“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5]P85自然与人类共同存在于生态系统之中，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同样，习近平也认为，各个国家是全球系统中的组成因素，将面临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挑战的世界各国视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7]P265两个“共同体”的比喻，阐明了由各个因素组成的生命之间作为系统而存在，是普遍联系的一种状态，是一个具有相关性、整体性、有序性的有机系统。

五、结论

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从哲学的高度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重新校正，并内在包含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重大飞跃。可以说，这一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源性的回归，又是在解决当今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的时代性创新，对于推进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重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理解和把握该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有助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