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孟亚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法政部，江苏 南京 210009）

现代国家的诞生，得益于将一切财货的收取权、利用权下放于所属的人民，从而形成权利主体的观念。对一切具有生产和消费能力的财产权，国家将之移转给个人所有，国家自身不能直接行使处分权。此时国家活动经费的支出，因为不能自行行使处分权，所以必须事先取得征税的权力。因此可以说，现代国家与税收国家是同时诞生、一起成长的［1］。特别是到了近现代，税收成为庶政之母，在财政收入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整个国家的政治活动都是围绕着收税和用税展开的［2-1］。税收的本质在于作为征税者的国家与作为纳税者的公民之间具有一种“共同的对价性”［3］，它不但是我们为文明社会所支付的对价，也是国家得以运转循环的血液及国家机构形成的基本原因［4］。

在现代社会，国家与公民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税收。其所覆盖的领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渐广阔；所以税法的调整领域也随之而扩大，并且几乎与各类法律均产生交集。于是便出现了税法和其他法律所保护的种种权利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协调的问题①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单一之法律工具其作用有限，往往须借助公私法不同之法律工具，共同作用，始足达成行政任务[5]。。不过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属性，即“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社会各界始终存在着较大争论。

一、税收之债理论学说发展史

税收法律关系的参与者是国家与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