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三向度解析

2018-02-07张芮菱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 2018年1期

张芮菱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成都　610072)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1]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以新的生态视角，不仅体现在“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的”的人性向度上，更体现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向度以及“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发展向度上，把生态文明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境界。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要以人的道德塑造为切入点，要以培养人的生态文明品质为发力点，要以提高人的生态道德素质为着力点。同时，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要积极调整社会的价值取向，要重审发展的本质意义。

一、“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的人性向度

(一)自觉意志

从哲学上看，意志是人对自身行为的价值关系的主观反映。心理活动的状态表达出“意”，对目的方向的坚信体现着“志”，所以，意志可理解为坚持达到目的所伴随的心理状态。从正向来看，行为关系反映出人对客观事物的作用过程，不但体现出主体的能动性，更体现出主体运用自身的力量创造出新价值；从逆向来看，价值关系反映出客体对主体生存和发展的反作用过程。主客体之间的这种作用和反作用互为前提，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乌申斯基在《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初探》中提出：“意志是心灵对肉体的一种支配力量。”[2]它“不仅体现着人与客观世界的实践关系，而且也体现着人与客观世界的理论关系和审美关系”[3]。

生态文明所需要的自觉意志正是以这一关系为基础的，表现了自觉意志与和谐情感对人的心理状态、目的方向的控制力量。康德指出：“所谓具有意志，也就是具有按照对规律的意识、观念或表象来行动的能力，也就是按照原则行动的能力，唯独有理性的东西才具有这种功能，才具有坚持原则的力量。”[4]拥有这种力量，拥有生态文明的自觉，才能从行动上去保护环境、爱护自然。

在《人文精神论》中许苏民认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不是凝固、静态的统一，而是历史、动态的统一。二者之中，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是更为根本的。所以马克思在讲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以后，紧接着就说‘费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也就是说，为了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的解放事业，应该而且必须对‘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采取批判的态度，以高扬人的能动地改造社会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5]生态文明的自觉意志受人的生态理性的控制，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力量。“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人的‘自由自觉’能力的产生、获得是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展开并逐步得以实现的。一旦人们具备了这种内在的能力，则这种内在能力将成为新的历史发展的起点而不断地被人所丰富、所发展”。[3]生态文明的自觉意志为生态环境的保护输入了思想力量，同时也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动力之源。这对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念奠定了基础。

(二)“自私的基因”与无尽的欲望

利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中指出人类有“自私的基因”(selfish gene)存在，这导致人类尽可能地增加自己的数目，而没有限制的消耗及迅速的人口增长出现，继而破坏与其他生物一同分享的环境。经济主义的传播见证了自私基因的存在和一种无尽的欲望，企图在最短时间内尽可能拥有一切。

“五性感动，善恶分，万事出者，以有欲故也，有欲则有动。”(《吉斋漫录》卷上)善恶、万事都与欲望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这不仅是本能的一种释放形式，还直接构成了人类行为最基本和最内在的因素。“心犹水，性犹水之静，情犹水之流，欲犹水之波澜。”(《朱子语类》卷五)人的欲望植根在人的本性里，实现于人的实践中，同时受伦理道德与社会规范的约束。

进一步说，在欲望的驱使下，人不停地去占有客观对象，这就和自然环境发生了一定的关系。通过欲望或多或少的满足，人作为主体把握着客体和自然环境。在这个意义上说，欲望是人改造自然的根本动力。然而，正是“自私的基因”与无止无尽的欲望使人类陷入了欲望的深渊。“自私的基因”与人类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驱使着人对自然的超额索取与掠夺，使自然资源遭受污染、面临枯竭，人类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其生存和发展接受着严峻的挑战。正如蒂利希提出，这个无尽的欲望又可被称为贪婪，意即将整个实体收到自己身体里去。[6]这种贪婪被视为经济主义以及生态危机在人性中的实存根源。[7]如果我们相信，生态危机与消费主义密切相关，处理消费主义就需要处理人性的贪婪与欲望，那么我们应当认可，生态危机的产生，其原因不单是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更聚焦于人性当中。

哥连·罗素也认为，相比起科学和技术来说，人类的贪婪、无知、傲慢对大自然的破坏力更大。[8]保罗·泰勒建议说，为了全面克服生态危机，我们必须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或价值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生态平等主义，强调所有形式的生命都绝对地具有同等的内在价值。泰勒相信，这种道德转移，对于作为道德行动体的人类来说，并非是不可能的。[9]换句话说，泰勒相信，对于大自然尊重的道德态度，在人性论上说是可能的。从一个更生物学的角度看，所预设的是指人类并非完全由其对个人的享乐的欲望所决定，也不是由利查·道金斯所说的“自私的基因”所决定。与此相反，生态式的利他主义对于人类来说是可能的。凭借人的知识、道德责任感及对其他物种的生命的爱护，人类能够限制那受到自己肉身的喜好及自私的基因所驱使的欲望。因此，消减“自私的基因”控制人的欲望是生态文明所需要的，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调节阀，是“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的人性向度的重要因素。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中生态理性的建立，能够有效地激发人的生态维度，对产生人的生态品质来说，是最本质的力量。它指挥着人的情感、意志，控制着人的欲望，使人产生和谐情感、自觉意志和适度欲望，继而形成人的生态品质。这是一种良善的生态品质，能使人更全面、更理智地认识自然，这也是自然价值观形成的基础。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向度

(一)和谐之域：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中间地带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又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这可谓是人类中心主义最早的明确表述。继而有笛卡尔“借助实践哲学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康德的“人是目的”，到英国哲学家洛克这里，则把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推向了实践。在“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思想引导下，洛克坚信人要有效地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此为基础，现代科学技术在这样的价值观引领下发展了起来，完全忽略自然的内在价值，而把人作为唯一的标准，由此产生出人类中心主义学说。一切以人为尺度、以人为中心，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为人的利益服务，这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在生活与生产实践中，只需要关注人的利益，而无需关心其它生物的存在状态及感受，因为其它生物不是社会的主体，它们只有外在的价值，它们的内在自我价值被人类忽略及否定了。

正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引导下，人类取得了所谓的胜利，然而这样的胜利每次都是伴随着巨大代价的。生态环境向人类提出了严峻问题，这使得人类逐渐意识到这样的胜利会将人类带入绝境。最早提出生态意识与环境伦理学的有机主义者是斯宾罗莎，他对笛卡尔的人类中心主义论深表反对。斯宾罗莎认为，世界上的万物都是同一物质存在的暂时表现，人死后构成其躯体的物质就会变成另外的物质，因此，生态学的范围是应该包含世界万物的。把终极伦理价值奠定在系统与整体之上，可谓斯宾罗莎是当代整体主义生态伦理学的先驱。另外，施韦泽提出的“敬畏生命”也给生态中心主义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施韦泽认为“善”就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为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伤害生命、毁灭生命，甚至压抑生命的发展。这成为他划分善恶的标准，并且认为这是一条普遍的、必然的和绝对的伦理原则，而那些只处理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原则具有很大的缺陷性。

然而，人类社会如果按照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来发展，那将会回归到最原始的生存状态，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发展了。以抬高自然界的价值为主旨的生态中心主义把人们引入歧途，这是因为，生态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太原始，它企图返回到神秘的大自然；进一步说，如果将平等原则真正地延伸到大自然中去，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人类文明的终结。

马克思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0]人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的思维意识也是自然界的产物。人不是“站在自然界之外”的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这一整体观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偏向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而是以同呼吸共命运的形象呈现，这是两种主义、两种学说的统一，是人与自然相处的和谐之域。只有在这样的和谐之域中，才能正确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二)生态理性达成的社会共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源于人的生态理性，人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自然生态循环的实现，所以人不仅要遵循自然规律，还要承担自然生态环境的道德义务，担当自然生态文明的道德责任。

在社会共识中达成生态理性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科学理性和价值关怀，把自然工具性价值和内在价值同一起来，去实现人类的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高兹提出：“生态理性在于，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尽可能少的、有高度使用价值和耐用性的物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并因此以最少异化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来实现这一点。”[11]在认识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过程中，人类形成了生态理性，这不仅是促进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规范，同时也能促进生态价值形成社会共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共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石。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认为：“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需要彼此的帮助，同时也面临着相互的伤害。凡是必要的帮助是出于爱心，出于感激，出于友谊和尊重而相互提供帮助的地方，那个社会就繁荣和幸福。社会的所有不同成员通过爱和情感的愉快的纽带被连结在一起，仿佛被拖住一个相互行善的共同中心。”[12]一方面，人类只有对自然充满友爱之情，才能有追求幸福与发展的条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但能造就个体人格的和谐发展，还能推动人们去追求真理、探索未知世界，并成为不断激发个体创造力的源泉。另一方面，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要靠人与自然和谐的情感维持着，人的真、善、美有力地表现在人的仁慈、同情和正义中。

生态理性达成了真、善、美的生态文明的社会共识，表现出人的生态道德。“生态理性是人类对现代性文化批判与反思的结果，也是对后者的理性超越。生态理性是继承了其一切积极成果而避免现代文明的致命弊端的更高级、更复杂的理性形态，是文明理论研究的新课题，预示着文明实践活动的新方向，意味着人类文化理性渐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13]这个境界是人类共同奋斗的指向，“在对生态世界观和生态价值观的把握中，通过人的主体精神世界的构建，对人的存在的类的本真价值意义和类的存在目的的追问，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14]生态理性彰显了人的生态目的性及其价值内涵，使人文生态精神得以展现，使生态困境得以化解，从而产生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以人与自然和谐为精神旨归，将改变人的消费方式与生产方式，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生态规律，从而形成生态价值观的社会共识。

三、“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发展向度

在阐述生态与文明的关系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自然生态的变迁决定着人类文明的兴衰更替。放眼世界、纵观历史，没有哪个人类文明脱离了这条社会发展的普遍定律。

(一)遵循自然规律

十九大报告指出：“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1]人类要想把文明向前推进继续发展，必须要正确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把人和自然的冲突与矛盾解决好，而且要把生态文明置于文明根基的重要位置。在人类文明的进步中，牺牲生态，就会出现生态危机，继而导致文明危机。人类文明的最大威胁就是生态危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你善待环境，环境是友好的；你污染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会毫不留情地报复你。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与条件就是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纵观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发源于森林茂密、水量丰沛、田野肥沃和生态良好的区域。正是有了“生态兴”的基础，四大文明的古国人民才能创造出举世闻名的灿烂文化与繁荣胜景，也就是“文明兴”。随着发源地的生态日渐衰耗，给几大文明古国近乎致命的毁灭。过度伐木、过度放牧、过度垦荒、盲目灌溉等，使生态惨遭破坏，在其基础之上的生活与生产也日益艰难，进而导致了文明中心的转移或衰落。

科学技术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欲求，也丰富了人们的物质财富，然而在这一富足的物质财富后面，人类面临的却是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不同制度不同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同样面临着工业社会对大自然的破坏所带来的同一种生态灾难，虽然国家不同、制度不同，但是大家共处在同一条船上，吞噬着同一种恶果，承受着同一种命运。”[15]正如德国哲学家萨克赛认为的那样，“如果我们对生态问题从根本加以考虑，那么它不仅关系到与技术和经济打交道的问题，而且动摇了鼓舞和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人生意义。”[16]自工业革命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不少国家虽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社会财富巨大增加，但由于人和自然矛盾的激化，出现了一系列工业文明的负效应，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环境污染和资源能源枯竭等生态危机。要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局，要排除发展遭遇的阻碍，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顺自然之势、寻发展之机。

(二)良善发展

早在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女士曾告诫世人，人类在创造高度文明的同时又在毁灭自己创造的文明，如不解决自然生态环境问题，人类将永远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中。回顾传统工业文明和非生态现代化所走过的道路，人类物质文明的每一个进步几乎都是以破坏自然生态平衡为代价的。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经济的发展，更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要追求生态意义上的发展道德，要摒弃发展中的自私基因。

以发展的名义容许破坏环境，这不仅是一种短视，而且是在推卸责任。今天，人类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越来越需要的是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生活环境却一天天变坏，这就不是发展，至少不是良善发展。这种发展携带着副作用，换句话说，我们迟早要偿还以前我们对环境的欠账。所以，要算经济发展的账，生态修复的成本就不得不考虑进去，否则不单是这一代人要品尝生态破坏的恶果，而且子孙后代还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去改善和修复生态。生态保护是发展过程中的考量指标，要留下足够的空间给后世去发展，当然也不能置之不理当代人的需求，那么关键就在于认识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如何平衡度和量、如何协调用与补。砍伐一棵树只需要几分钟，但是这棵树成材却需要十几年，所以无论是从生长和消耗的对比来看，还是从利用与抚育的价值来看，保护生态的成本是远远大于消耗的。只污染不治理、只开发不保护、只利用不修复，那么生态环境的恶化就会让发展走入死胡同，继而更甚，这样的财富置换是不经济的。所有，只有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坚持良善发展，秉承适度适量、和谐共生的原则，才能避免陷入生态产品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

因此，良善发展就要求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无论是开采资源还是开发旅游，都要有底线意识。具体说来，我们必须时刻绷紧绿色发展的红线，并且还要意识到，审视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以环境为代价去追求经济发展，其实就不是真正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捆绑着不经济、不道德的绳索。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去坚持良善发展，去理解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历史责任，才能引导全社会形成绿色生活方式与发展方式，才能以全面的、全民的绿色化，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生态文明发展新阶段。

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次进步，它以一种新的生态理性的高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它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和新跃进，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要求人们树立崭新的生态意识，规范人对自然的行为，启迪人的生态道德，促进社会的良善发展，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有序，这终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最有力的托举。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52.

[2][俄]康·德·乌申斯基，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初探[M]，张佩珍，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p957.

[3]吴根友.自由意志与现代中国伦理学、政治学、法哲学的人性论基础[J]，文史哲，2010,4.

[4][德]伊曼努尔·康德，道德的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p34.

[5]许苏民.人文精神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p555.

[6]Paul Tillich, Systematic Theology, London: SCM, 1978,2:52,3:53.

[7]赖品超.田立克论人与自然：一个汉语处境的观点.道风汉语神学期刊，7，1997，pp149-173.

[8]Colin A. Russell, The Earth, Humanity and God, London: UCL Press, 1994, pp.72-93.

[9]Paul W. Taylor, Respect for Nature: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revised edition, Princeton U.P. 1989, esp.p.312.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375.

[11]Andre Gorz. Capitalism, Ec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4.p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