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贵龙

（太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校，太原　030021）

2009年《沧桑》第2期刊登了高喜存等人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应该从1922年算起》，对山西党史“1924年上限”提出质疑。同年《沧桑》增刊也刊登了中共山西省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师文华《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一文，回应了这一质疑，维持了山西党史“1924年上限”。笔者想就这一争议作进一步探讨。

一、“中共正太铁路支部”和“中共正太铁路XX支部”是两种不同的组织

从高喜存等人的文章看，在他们举出的15件证据中，先后出现了两种类型的“中共正太铁路支部”：一种是《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记载的包括“中共正太铁路太原支部”“中共正太铁路阳泉支部”“中共正太铁路临汾支部”等通称的“中共正太铁路支部”。文中说：“综上所述，鉴于中共山西历史的上限，有两大瓶颈：一是山西最早的党组织究竟何时建立……关于第一个问题，上述资料一的事实证明，一九二二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太原、阳泉、临汾等地先后建立的支部，为中共正太铁路太原支部、中共正太铁路阳泉支部、中共正太铁路临汾支部……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应该从1922年算起。”另一种是单称的以高君宇任党支部书记的“中共正太路党支部”。文中说：“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正太路党支部，由高君宇任党支部书记。”

综上不难看出，高喜存等人的文章虽然开宗明义道，“发现记述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应该从北京、河北和李大钊、高君宇写起，从1922年中共正太铁路支部的建立算起”，但事实上并没有搞清“中共正太铁路支部”的准确指向。他们依据《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表述的“中共正太铁路支部”，实际上是“中共正太铁路XX支部”，并非是以高君宇任党支部书记的中共正太铁路党支部。师文华关于《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一文就是针对他们的这一理解予以回应的，而“中共正太铁路支部”与“中共正太铁路XX支部”完全是两回事。所以，作为发起讨论的一方，应该首先弄清组织实体，然后才能进一步探讨山西党史上限问题。

二、“中共正太铁路党组织”在山西境内开展了大量的革命活动

作为回应方，师文华在《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一文中指出：高喜存先生等“为了说明山西党组织应从1922年算起，搜集了两部分资料。资料一列举了12件事实，资料二列举了3件事实。在这15件事实中，只有资料一引用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中记载：‘一九二二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太原、阳泉、临汾等地先后建立了支部。’（见该书第102页）1984年再版的《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中，继续坚持了此说（见该书第106页）。其余14件事实均是记述正太铁路及各地工人运动状况，或者是一些地方发展党员的情况，而且多是1922年以后的事。这14件事实中没有一件记述山西党组织在1922年建立的情况。至于《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中记载的‘一九二二年间太原、阳泉、临汾等地先后建立了党支部’的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对此，笔者同意师文华对高喜存等人关于“中共正太铁路XX支部”“经不起推敲的”判定。因为这些中共正太铁路党支部难以认定。所组支部的上级党组织是谁？所组支部的领导人是谁？所组支部的成员是谁？仅凭现有证据一概不知。显然，有关“中共正太铁路XX支部”的论证确实没有坐实。认为此项工作已经“圆满完成了”〔1〕的评价，其实未必就“圆满”，至少目前是这样。

不过笔者不同意师文华关于“其余14件事实均是记述正太铁路及各地工人运动状况，或者是一些地方发展党员的情况，而且多是1922年以后的事。这14件事实中没有一件记述山西党组织在1922年建立的情况”的说法。因为除却如上所述之外，还有党的组织建立的情况。其中第5件事实如是说：“5.《正太铁路工人斗争史》（1919～1949），铁道部石家庄车辆工厂编写组编，第58页：‘随着党、团员的增加，石家庄正太工人中的党团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建立党小组，由孙云鹏任党小组长，直属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党团领导，后发展为正太路党支部，由高君宇任党支部书记。约于一九二二年正太路第一次大罢工前后，发展为正太铁路总工会党团，由张昆弟任党团书记，贺昌负责团的工作。’”这里依次出现了三个中共正太铁路党组织。这些“中共正太铁路党组织”同“中共正太铁路XX支部”不同，是经得起历史事实检验和推敲的。理由有四：

一是有详情。这些中共正太铁路党组织于民国11年（1922）下半年在石家庄先后发展成立。中共正太铁路党小组由孙云鹏任党小组长；中共正太铁路支部由高君宇任党支部书记；中共正太铁路总工会党团由张昆弟任党团书记。关于这些组织下落，据《风雨共青路》一书称：1924年5月21日，中共北京区执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张国焘在京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供出了在京党员名单和各铁路线上在党工人名单。时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于7月9日被捕〔2〕7。正太铁路党团组织和工运工作受到很大影响。“1927年4月，在蒋介石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时，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北方也大肆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北京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和其他革命者，4月28日公然以绞刑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及其他19名革命者，中共北方区执委遭到严重破坏”〔2〕32。由此判断，中共正太铁路党组织在1924年5月至1927年5月期间与上级的联系一度中断。

二是有领导。中共正太铁路支部成立于石家庄。“河北及石家庄中共地方组织一直在李大钊及北京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开展活动”〔3〕。根据《正太铁路工人斗争史》（1919～1949）记载，中国共产党正太铁路支部直属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党团领导〔4〕58。

三是有党员。1923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三届一次执委会通过的《中央局报告》记载：“正太形势最好。因为彼方有九个C.P.同志，二十余S.Y.同志，人都很好，并且都勇敢努力，他们对于工会的组织潜在外进行，执行委员会不断地开会。”〔4〕60根据这一文件可以判定，中共正太铁路党组织党员数量具备组建支部的要求。其中，中共最早负责正太铁路工人运动和建党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中共在正太铁路开辟工作的第一人张昆弟、石家庄第一位共产党员孙云鹏、在阳泉地区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吴献瑞、阳泉站第一个共产党员梁永福及其入党介绍人张智刚、施恒清等都是中共正太铁路党组织成员。

四是有活动。中共正太铁路党组织实实在在地在山西境内开展了工作。有史记载：1922年5月，李大钊推荐6名共产党员分别到京汉、京奉、京绥、正太、陇海、道清6条铁路，以北洋政府铁路密查员的公开身份，开展工人运动，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派赴各铁路开展工作的特派员。8月，张昆弟受李大钊派遣以正太路密查员公开身份，到正太铁路开展工人运动并建立共产党的组织。10月，孙云鹏在石家庄成立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后，亲自到阳泉站进行联络，以实现正太铁路全线工人劳动组合。他成为中共在阳泉站开辟工作的第一人。12月，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改名为正太铁路总工会后，正太铁路总工会阳泉分会正式成立，张德祥任会长，梁永福任副会长，吴献瑞任指导员。同月，在吴献瑞直接领导下，阳泉铁路工人不仅参加了正太铁路工人总罢工，又于1923年2月举行了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10月，阳泉分工会副会长梁永福，经张智刚、施恒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基于上述理由，“中共正太铁路党组织”可谓详情尽述。固然，在“这14件事实中没有一件记述山西党组织在1922年建立的情况”，但确记载了一批1922年建立的直接领导山西革命斗争党组织的存在的情况。笔者认为，它们作为中共最早直接领导山西革命斗争的党组织的历史结论，应予认定。

三、山西党的历史应该从党的组织在“山西境内开展工作”算起

通过以上两部分的阐述，似乎山西党史上限的讨论已经有了答案，然而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由于“中共正太铁路党组织”是在山西境外建立的，因而不能被认定为山西党史上限的依据。高喜存等人与师文华关于山西党史上限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高喜存等人主张的“中共正太铁路XX支部”无一不在山西境内。同样，师文华也认为：“从以上资料分析，1924年以前山西还没有党的组织，山西党组织是1924年开始建立的。到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山西党组织才由1924年建立的太原党支部逐步发展为特支、地委。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从1924年算起是比较符合实际的。”“那么，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只能从山西党组织创建时算起。”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山西党的历史究竟应该是从“境内建立组织”算起，还是以“境内开展工作”算起？

通常情况下，中共山西党组织何时建立与中共山西历史何时算起是一回事。但在特殊情况下，就是两回事。太原、阳泉既在山西的区划境内，又在正太路管辖境内，当属中共正太铁路党组织“境内”工作范围。中共正太铁路党组织的职能活动不只覆盖太原、阳泉“山西境内”，而且实实在在地在“山西境内”发展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开展各项工作。因此，它们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领导山西革命斗争的党组织，理得其所。这是由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许多人都会认为中共正太铁路党组织成立于石家庄，并非山西境内，不能算作山西党的组织，这是传统的“境内观”从中作祟的结果。这种“境内观”的主要表现是：不是从实际出发定夺地方区域党的“第一”组织，而是简单地、形而上学地奉行党的组织必须在地方行政区划境内建立、管辖的原则，进而得出地方党史“上限”的判断。这种按照传统“境内观”界定党史的做法，无疑是使我们不能正确认识“上限”问题的一个误区。一个党组织是否为某一区域境内的党组织，不在于它在哪里建立，而关键在于它是否直接在某一区域境内领导开展工作。事实证明，这种传统的“境内观”是错误的。通过对“中共正太铁路党组织”的研究，就学术意义而言，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对传统“境内观”的反省。无需讳言，山西区县地方党史在新一轮修志过程中均饱受这种“境内观”意识的困扰。我们必须看到，要确立“中共正太铁路党组织”在山西党史中的客观存在，最大的认识障碍是它们为山西“境外建立”的党组织。因此，摒弃传统“境内”观，建立科学“境内”观，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中共正太铁路党组织”的研究，对于中共山西党史研究意义十分重大。首先，它告诉我们，确立了中共早期山西党史首先是京绥、正太的铁路史，而后才是各自的境内史。中共建党初期，中共北方党组织尤为重视铁路工人运动，充分利用铁路交通之便利，迅速展开建党工作。这是山西党史之源头。其次，它一改山西党史研究中早期工人运动只见“工会”不见“中共”、党的建设只见党员不见“组织”的历史面貌，使这一时期工人运动和党的建设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现象得到改善。再次，它使中共在山西活动之上限提前两年，还原了中共在山西从1922年至1924年起家时，“正太铁路的斗争中心在石家庄”〔4〕96，同时又实际领导了山西革命斗争的本来面目。这不仅反映了当时山西党组织工作的实际，也是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客观表述，真实体现了山西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和分量。

关于山西党史“上限”问题的探讨，在全国地方党史界具有普遍意义。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不论从哪里“写起”，都应该从1922年在石家庄建立的中共正太铁路党组织“算起”。

〔参考文献〕

〔1〕李春泽.中国共产党阳泉市城区历史：1922-200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476.

〔2〕共青团石家庄市委.风雨共青路〔M〕.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02.

〔3〕范文昭.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历史：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52.

〔4〕铁道部石家庄车辆工厂编写组.正太铁路工人斗争史：1919-1949〔Z〕.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