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国 （武汉大学健康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1）

李欣依 （华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河北 唐山 063200）

陈威莉 李亚君（华北理工大学图书馆 河北 唐山 063200）

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循证医学，提出以证据为基础进行临床决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基于经验进行诊疗决策的理念和方式，提高了医疗工作质量，被认为是医学界的一次重要革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将其比作“临床科学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美国《纽约时报》将它称为“震荡世界的伟大思想之一”[1]。由于其利用证据进行决策即循证决策的理念不仅适用于医疗卫生工作，而且同样适用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其他领域，因此自循证决策的概念提出后，其影响迅速从临床工作发展到医疗卫生工作，从自然科学领域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2]。循证决策的典型特征在于高度重视证据，证据的本质是知识，因此循证决策需要以知识服务为基础和支撑。图书馆作为典型的知识型组织，当前正在大力倡导和实践知识服务。循证决策理论科学诠释了知识与决策的关系以及知识获取的途径和方法，既为深刻理解图书馆知识服务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知识服务实际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行为范式。研究探讨循证决策与知识服务的内在关系，有助于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1 循证决策的源起及知识特征

循证决策（Evidence-based decision-making）源于循证医学。20世纪中后期，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医学知识、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疾病谱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类的健康问题从传染性和营养缺乏性等单因素疾病转变为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多因素疾病。为应对人类疾病谱改变所带来的众多社会问题，医学界开始探索新的疾病诊疗模式，循证医学应运而生。以著名流行病学家Dovid Sackett为代表的循证医学团队经过多年的研究，于1992年正式提出循证医学的概念：“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研究证据来确定患者的治疗措施。”[3]2000年，他进一步定义循证医学为：“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所能获得的最佳研究证据，同时结合医师个人的专业技能和多年的临床经验，考虑病人的意愿和价值，将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制定出病人的处理方案。”[4]

循证决策是循证医学的决策模式，被认为是与传统医学所采用的经验决策相比更加科学的一种决策模式，因此循证医学在医学界获得广泛认可后，较为迅速地扩展到其他科学领域，进而诞生了循证科学（Evidence-based Science）[5]。我国著名的循证科学学者李幼平教授从广义上赋予循证决策的内涵为“做任何事都应该以事实为依据，证据需要不断更新，后效评价①实践的效果；强调事实求是，提高决策科学性，注重决策质量，提高决策的‘成本-效果’”，他认为循证决策是管理理念的一次飞跃[6]。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萨顿（Robert Sutton）教授于2006年在其著作《真相，危险的半真相和胡言乱语：从循证管理中获益》中，借鉴循证决策理念批评以前的一些管理决策方式是“信念、迷信、恐惧和盲目仿效”，强调只有基于证据才能进行有效决策[7]，该书出版后受到管理学界的广泛好评。

与传统经验决策相比，循证决策的核心特征在于高度重视知识。首先，循证决策将“证据”置于决策的核心位置。Sanderson认为，循证决策的核心是“使政策行动更具理性，在更大程度上建立在‘明智证据的基础上’”[8]。Davies认为，循证决策就是决策建立在经过严格检验而确立的客观证据之上，“通过把可能获得的最佳证据置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核心位置，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决策”[9]。尽管当前学术界对证据的划分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但证据的知识本质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Muir Gray和唐金陵认为，循证决策是将知识转化为效率和质量的革命[10]。McKenzie、Van Winkelen和 Grewal指出，循证决策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并拥有正确的知识的基础上采取的有效行动[11]。循证决策强调证据在整个决策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其本质是用“真”的知识实现“善”的后果，使决策实践严格依照于证据，摆脱以前个体经验的偏见，初步实现了决策理论与实践的统一[12]。

图1 证据金字塔

其次，循证决策界定了证据（知识）的层级和形式。科学的证据质量分级是循证决策思想的精髓[12]，循证决策构建了以证据分级思想为基础的证据金字塔（见图1）[13]。证据金字塔的本质，是决策者或者研究者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对相关信息进行汇总分析、研究后所获得的严谨度不同的知识所构成的体系。根据证据的级别高低分级，将可获得的最高级别的证据作为最佳证据；如果最高级别证据缺失，则采用次之的证据。循证决策的水平受到证据质量高低及其数量多少的影响。在证据金字塔中，层级越高的证据，越是应用系统严格的方法进行理性分析的成果。例如，在循证决策研究中，往往将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所取得的结论定义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现实中各种条件的限制，在时间紧迫而缺乏证据的情形下，专家意见就成为了“当前最佳证据”，此时经验在决策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当前”也意味着证据需要不断进行更新[6]。因此，循证决策理论认为，证据的层级性即知识的严谨性永远是相对的，证据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检索和评价本领域内的相关信息，通过科学研究获得证据，此时证据表现为显性知识；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个人经验、专家的意见、政治判断、信念和价值观等也可以作为决策的证据[14]，此时证据表现为隐性知识。因此，在循证决策的过程中，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都可以成为证据。

第三，循证决策阐明了证据（知识）的来源。循证决策强调信息与证据的区别以及信息向证据的转换，认为证据的本质是知识，但其原始成分是信息，证据是对信息进行研究所获得的成果。循证决策对信息的来源持开放的观点，认为作为证据基础的信息，既包括专家的知识、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现存的数据、利益相关者的咨询、对先前政策的评估，也包括以网络为载体的二手资料等。Sandria Tennant、Anthony Clayton[15]和 Davies[9]认为，证据需经科学研究获得，包括系统严格的方法及理性分析，决策过程中专业知识的运用，从而实现信息向证据的转换。Andrew Wyatt把通过系统研究获得的证据看作为“外部证据”，强调外部证据和其他类证据的结合，包括个人的经验、专家的知识、咨询的结果、政治判断、信念、规范和价值观等[14]。循证决策关于证据来源的阐述，实际上同时肯定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在知识创新中的价值。研究者或者决策者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经验、认知等隐性知识，对外部存在的信息即显性知识进行分析、综合、评价和判断，从而赋予显性知识以新的内容和更高的价值，使其形成新的物化的知识产品从而形成了证据[16]。因此，新知识的获得，既离不开外界信息的输入，同时也高度依赖研究者或者决策者的隐性知识，即认知能力。

由于循证决策的知识特征对图书馆服务的重要价值，图书情报界借鉴循证决策的理念并与图书馆学相结合，创建了“循证图书馆学”（Evidence-based librarianship），其核心内容是利用循证决策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发现问题、检索文献、获取证据、用于图书馆服务实践、证据的再评价”等步骤，为用户问题的解决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即知识服务[5]。学者们认为，循证决策理论为研究和实践图书馆服务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是对图书馆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有益补充，对图书馆服务的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17]。

2 循证决策为正确认识图书馆知识服务提供了理论基础

图书馆知识服务是知识经济发展背景下图书情报界根据外在环境及用户需求的变化所提出的服务理念和工作模式。图书馆知识服务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的发展，需要吸收、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有益知识。循证决策由于高度重视知识的特征，与图书馆知识服务深度契合，为科学理解图书馆知识服务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学支持。

2.1 循证决策与图书馆知识服务在内涵与形式上具有统一性和可融合性

当前图书情报界关于知识服务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知识服务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知识服务与文献服务、信息服务的本质区别和联系，知识服务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知识服务应该如何运营等仍存在许多争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知识服务定义为：基于全球先进知识上的建议、专长、经验和试验方法等，帮助咨询用户获得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5]。尽管当前图书情报界关于知识服务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都认为知识服务是以馆员服务能力和知识再创新为基础，针对不同用户的各种问题，参与到用户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中，通过分析特定用户的特定需求，使二者相匹配，在用户最需要的时间将其最需要的知识传送给用户的深层次智力服务[18]。由此可见，当前图书情报界对知识服务的主流认知属于狭义上的理解，是着眼于用户相对复杂的、无法通过文献服务和信息服务解决的特定问题的服务。知识服务所要解决的问题与循证决策所要解决的、尚缺乏“金标准”②的多因素问题具有同质性。本文所谈的图书馆知识服务也是基于这样理解的服务。分析知识服务和循证决策的内涵可以发现，循证决策是知识服务的目标，知识服务是循证决策的基础和支撑，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在内涵上具有统一性。循证决策和知识服务都强调信息与知识的区别以及信息向知识的转换，认为通过研究者或决策者隐性知识的投入，可以将信息转变为帮助用户解决问题的知识，两者对证据（知识）获得路径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形式上具有可融合性，因此可以将循证决策理论作为正确认识图书馆知识服务的理论基础。

2.2 循证决策为图书馆知识服务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图书馆开展知识服务的前提，是解决对知识服务开展必要性的认识问题，即为什么要开展知识服务的问题，循证决策理论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诠释。循证决策理论认为，决策尤其管理决策通常是非结构化的，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难以进行计算机处理，需要大量借助人的参与[19]。人都是有限理性的，人的决策活动除了要受到时间、技术、信息等外部条件的限制，同时也受到自身的经验、认知、技术等因素的制约[20]。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决策越来越呈现高度复杂化和非线性的特征，决策的难度和风险在进一步增大[6]。传统经验决策的基础是数据和信息，决策的过程是让“数据和信息说话的过程”[13]，导致很多决策不是在缺乏知识就是在完全没有相关知识支持的情况下做出的，从而出现决策的失误[21]。循证决策的本质是通过对相关信息进行全面汇总和深度分析后获得的高质量的知识。从数据和信息提升到知识的过程，不能完全依靠决策者自身，必须有知识服务人员的深度介入[22]。此外，由于证据很多时候表现为学者的研究成果，决策者不一定能充分接触到或者不一定能全部看懂，为保证证据的有效利用，最好由与决策者有较为密切关系的人对证据进行提供和诠释[22]，这同样离不开知识服务的支持。因此，循证决策理论很好地诠释了图书馆服务从文献服务、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变的必要性，阐明了图书馆知识服务的根本目标和核心内涵，既拓展了图书馆服务的生存空间，也为知识服务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2.3 循证决策理论科学诠释了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内容和形式

在当前关于图书馆知识服务的研究中，学者们都把为用户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界定为知识服务的目标[18]，但对于“问题解决方案”的内容包括哪些、有什么具体形式，却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循证决策理论认为，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利用的证据，既可以是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即显性知识，也可以是专家的经验、意见或者价值观等隐性知识。循证决策在肯定证据的价值的同时也强调了决策者的经验、技能、价值观等隐性知识对正确决策的重要性，为正确理解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内容和形式提供了依据和路径。首先，既然证据包括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种不同类型，那么图书馆知识服务应该根据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特点为决策者提供相应的知识。显性知识形式的证据是通过对外在的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和加工后获得的研究成果，因此需要馆员根据决策者的问题，搜集、获取相应的信息并对信息进行科学研究，将成果提供给决策者使用，此时知识服务表现为显性知识服务。其次，专家的经验、认知和价值观等隐性知识既是决策的证据，也是提高决策者经验、认知等隐性知识水平的源泉，这些知识具有情境依赖、路径依赖和依附于人的特点，需要决策者与专家进行知识匹配并在特定的情境中进行深度的交流和讨论，从而将专家掌握的隐性知识传递给决策者学习和利用，因此需要馆员开展知识中介和知识情境的创建等服务[23]，此时的知识服务表现为隐性知识服务。

2.4 循证决策为图书馆开展知识服务提供了方法学支持

从根本上讲，循证决策并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而是一种有关研究、管理和实践的科学方法[24]。20世纪末期，费恩斯坦完成了循证医学的程序化、模式化，使得循证决策方法成为以“证据”为中心的程序化和模式化的决策过程，为决策者的决策实践提供了可供参考和遵循的方法和手段[13]。在当前图书馆知识服务的研究和实践中，对知识服务方法的研究相对薄弱，还没有被各方普遍认可和接受、在实践中共同遵循的科学方法，导致图书馆知识服务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的脱节[18]。循证决策对图书馆知识服务方法的启发，首先表现在确定了决策的5个步骤，即原始证据的生产、系统评价、证据推广、证据转化和决策与反馈[13]，在图书馆知识服务中具有很强的适用性，有助于图书馆按照合理的流程为用户提供服务[5]。其次，循证决策既将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所取得的结论定义为高质量的证据，提倡在统计方法上利用Meta分析修正相关试验结果，同时也不否定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应用其他方法所获得的“当前最佳证据”的价值，为图书馆开展循证知识服务提供了研究方法的众多选择，提高了循证决策的普适性。应用循证决策的相关研究方法，图书馆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共享知识和经验，为用户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再次，循证决策将证据进行分级的方法，可以指导馆员在为决策者提供知识服务的过程中，根据决策者的具体需求及外在知识环境，为决策者提供目前可获取的最佳证据，从而帮助决策者解决问题。

3 循证决策为图书馆知识服务工作提供了行为范式

如何实践知识服务是当前图书情报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由于任何组织的知识活动都以为决策提供知识支持为根本目标[25-26]，所以图书馆应该根据循证决策的要求，设计知识服务的具体对策，即开展循证知识服务，从而真正满足用户的需要。循证决策既是图书馆知识服务的目的，同时由于其深刻诠释了知识与决策的关系以及知识的获取途径和方法，因而也可以科学地指导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工作实践。

3.1 确立图书馆循证知识服务发展战略

随着以网络和数据库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日益普遍深入的应用，用户对图书馆文献和信息资源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对能帮助其解决具体问题的、针对性强的知识的需求日益提高，图书馆服务从文献服务、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型成为图书馆服务工作发展的根本趋势。图书馆知识服务是解决用户个性化问题的服务，其实质是为用户的决策服务[17]。循证决策作为当前决策科学的主流发展理念和实践范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渗透到了医疗卫生、教育、公共管理等诸多领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13]。在我国，循证决策的理念还比较淡薄，循证决策的发展还比较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果。循证决策既呼唤图书馆知识服务的支持，同时也为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因此，将循证知识服务纳入图书馆的发展战略，是图书馆服务顺应时代需要、维护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应该深刻认识循证知识服务的战略价值，根据自身的性质和目标人群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尤其是文献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较为丰富的科研系统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更应该率先在这个领域进行尝试和探索，为更大范围的各级各类图书馆开展循证知识服务探索路径、积累经验。图书馆的循证知识服务战略要按照循证决策的需要进行设计，具体内容包括确立循证知识服务的发展理念，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培养具有循证知识服务能力的馆员以及循证知识学习的图书馆文化，构建循证知识服务的工作模式等。图书馆只有确立了循证知识服务的发展战略，才能从宏观上组织实施循证知识服务，也才能真正将其落实到实际服务工作中。

3.2 培养“智慧型用户”

循证决策理论认为，循证决策是个人智慧（能力）的体现，因为循证决策的过程是外部证据（显性知识）与决策者的经验、价值观、技术、认知等隐性知识（即智慧）相结合从而共同发挥作用、解决问题的过程。外部证据固然重要，但决策者个人的智慧具有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价值，它决定了决策者获取和应用证据的能力[27]。当前很多决策不是基于证据进行的根本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决策者缺乏循证决策的意识、理念和知识，这种状况不论是在教育、管理、法律领域，还是在经济和基础研究领域都普遍存在[5,28]，因此图书馆应该把普及循证决策知识、推广循证决策理念即培养“智慧型用户”作为知识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图书馆承担着教育和培训的职责，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应该根据服务人群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循证决策知识的普及工作，如此，既可以促进各级各类用户树立起循证决策的意识，也可以在全社会形成循证决策的思想导向[29]。通过相关知识的普及，还可以帮助决策者掌握循证决策的方法，如Meta分析的方法、检索的技术和技巧等，在“授人以鱼”的同时更“授人以渔”。图书馆培养“智慧型用户”，既可以提高用户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工作的质量，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拓展图书馆业务工作的范围和服务工作的发展空间。

3.3 提高馆员的循证知识服务能力

循证决策理论认为，循证决策的效力主要取决于证据的质量以及知识服务人员的科学精神和能力[30]。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基础和核心是馆员的素质和能力，培养“智慧型用户”、开展循证知识服务等工作对馆员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馆员具备循证知识服务能力。所谓循证知识服务能力，是指馆员根据决策者循证决策的需要，帮助决策者获取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包括协助决策者构建恰当问题的能力、根据问题检索证据的能力、严格评价证据的能力以及对证据进行重组提炼、形成解决方案的能力[5]。馆员的循证知识服务能力既包括馆员掌握的学科背景知识以及循证决策与知识服务的理论知识等显性知识，更包括解决问题所需要具备的认知、经验、技术以及信仰和情感等隐性知识，而后者在服务的过程中发挥着更加关键的作用[31]。为提高馆员的循证知识服务能力，图书馆首先要根据服务人群的特点建立一支学科化的馆员队伍，只有馆员具有与决策者相同或相似的学科专业背景知识，才能与决策者进行很好的沟通，也才能真正理解并帮助决策者解决问题。其次，图书馆要对馆员进行循证决策知识的培训，使他们掌握相应的理论知识、统计软件的使用方法以及包括随机对照试验和Meta分析等方法在内的循证决策研究方法。再次，要鼓励馆员深入到问题解决的过程当中去，使馆员在与决策者沟通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积累经验、深化认知，通过“干中学”的方式提高隐性知识水平。第四，图书馆要建设成为学习型组织，把尽可能多的馆员培养成研究型馆员，尤其要为馆员隐性知识的建构创设必要的条件和情境，包括馆员与决策者沟通交流的机会，馆员之间进行团队合作、分享彼此的经验和技能的机会，从而共同提高馆员的循证知识服务能力。通过以上措施，才能使馆员深刻理解循证决策的价值，树立循证知识服务的意识，掌握循证知识服务的技术和方法，从而真正为决策者解决实际问题。

3.4 开发建设基于证据的机构“知识池”

循证决策是基于证据的决策，证据对循证决策具有最为关键的影响，因此，图书馆要将提供证据作为循证知识服务的重要方面。图书馆提供循证决策证据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方式是购买成熟的证据数据库，如医学领域的Cochrane Library、Acp Journal Club和Clinic Evidence等。由于当前许多领域特别是在管理、教育等领域成熟的证据数据库产品数量较少，因此另外一种可以考虑的方式是自主开发基于证据的“知识池”。基于证据的“知识池”指以证据为中心，同时包括其他相关知识的机构知识库，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数据库。机构“知识池”的格式一般由研究者与决策用户共同讨论确定，主要内容包括根据部门或者结果进行分类的新项目或者新政策的目标体系；对项目或政策的影响进行评估的结果；相关的咨询文件及其反馈信息；所有相关证据的细节；政策或者项目的评估细节等[13]。经过长期积累，机构“知识池”最终可以形成一个包括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内的历史记录，从而健全组织记忆，为科学决策服务。在机构“知识池”的开发建设过程中，各种类型图书馆都可以根据区域或者组织的特点开展知识服务，如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特定主题的研究证据并进行评价，从而形成证据提供给用户使用。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图书馆建立了循证决策网络推广平台，迄今已经存储了近4 000条的循证决策系统评价，供世界范围相关专业的决策者检索利用；我国的兰州大学于2014年建立了中国老年心理健康循证证据库，其证据进一步向专业细化分类拓展，为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知识。此外，图书馆还可以通过信息搜集的方式，获取利益相关者的评价、意见和建议，从而进一步丰富机构“知识池”的内容。图书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增强机构“知识池”的“用户友好性”和证据的可及性，从而方便地提供给决策者使用。

3.5 大力开展知识协同服务

循证决策的证据是对众多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汇总分析的结果，证据集中了众多研究者的知识、经验和技能，证据形成的过程是“1+1〉2”的过程，其本质是通过知识协同进行知识创新的过程[32]，因此循证决策本身就具有强烈的知识协同的意味。图书馆在为循证决策用户提供知识服务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其本质仍然是知识协同。图书馆通过中介功能的发挥，将相关信息与研究者、研究者与决策者、决策者与证据连接起来，利用知识协同集中众人的智慧解决问题。因此，图书馆要深刻认识循证决策的知识协同属性，努力发挥知识中介作用，积极协调馆内外各方知识资源共同服务于决策用户问题的解决，“为证据找人，为人找证据”。尤其是文献、信息和人力资源状况较差的图书馆，只依靠自身的能力难以为用户的循证决策服务，因此更要高度重视馆外知识资源的协同利用，努力通过发挥“外脑”的作用为用户解决问题。为做好知识协同工作，图书馆要深刻分析服务目标人群的特点和需求，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为用户提供知识，开发“知识地图”便是其中的一种有效手段。“知识地图”的本质是知识导航系统，其中的知识既包括编码的显性知识，也包括隐性知识，它标明了组织或者区域所拥有知识的内容、位置、所有权以及使用方法等，可以帮助用户“按图索骥”，在用户最需要的时候获得最需要的知识从而解决实际问题[33]。

4 结 语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服务成为图书馆服务的新重点。图书馆知识服务是以解决用户的个性化问题为根本目的、为用户的决策提供更恰当知识的服务，知识服务与提供文献、信息物理获取的文献服务和信息服务共同构成了更为完善的图书馆服务体系，从而满足不同用户的不同知识和信息需求[34]。随着循证医学的兴起，循证决策成为决策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的新范式。由于图书馆知识服务与循证决策都以知识为中心，因此两者具有天然的密切关系。循证决策对图书馆知识服务的价值，不仅表现在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理论和可以使用的方法，更重要的在于可以使馆员树立起循证服务的意识，促进馆员通过隐性知识的投入对数据和信息进行获取、分析和研究，尽可能为用户问题的解决提供更高级别的研究证据。基于循证决策理论理解和实践图书馆知识服务，既可以在理论上深化对知识服务的认知，也可以在实践上促进知识服务的健康发展。循证决策对图书馆知识服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挑战，同时也为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发展开辟了新空间、提供了新机遇。图书情报界要深刻认识循证决策的战略价值，积极进行变革，努力深化服务，从而推动图书馆服务向循证知识服务发展。当然，由于循证知识服务的复杂性以及受到不同类型图书馆自身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水平的制约，循证知识服务还难以成为当前图书馆服务的主体内容。循证知识服务的发展将会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大量的问题需要在研究和实践的过程中去逐步解决。

注 释：

①“后效评价”是指针对临床具体患者的实际情况，提出临床问题后，通过检索收集有关文献和证据，并在严格评价的基础上具体应用于患者，以评价解决患者具体临床问题的方法的有效性。

②“金标准”是指当前医学界在疾病诊断和治疗中公认的最可靠、最准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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