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成都市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中党对金融的领导

2018-02-06郭玥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 2018年4期

郭玥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成都 610072)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金融稳则经济稳，金融活则经济活。金融是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和重要内容。目前，成都市已成为西部金融机构最多、种类最齐全、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据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发布的“天府金融指数”显示，成都市西部金融中心实力排名全国第六、中西部第一。按照成都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未来五年成都市将围绕习近平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作出“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战略部署，全面落实西部金融中心“资本市场，财富管理，结算中心，创投融资，新型金融”的五大核心功能，力争在2022年全面建成立足四川、服务西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西部金融中心。

金融的本义是资本的流动和融通，是资本跨时间、跨空间交换的价值形态。金融活动渗透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角落，它的活跃和繁荣是党领导经济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的物质条件。必须看到，金融遵循是资本运行规律，政党执政，遵循的是政治运行逻辑。政党要维护公正，资本则追求效率。从本质上看，两者是矛盾的。金融中心作为一定范围内资本、人才、信息等要素的集聚地，以其独有的资源集聚能力和高度复杂的信用关系，早已超越实体经济的界限。与金融极强的操控力相比，政治权力往往是地域性的，影响也是地域性的。金融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必然超越执政党政治权力的影响力，对地区经济安全甚至执政安全构成挑战。2017年7月14日，习近平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的胜利推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对金融的驾驭和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加强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中党对金融的领导，就要克服两者与生俱来的逻辑矛盾，就要进一步思考党如何处理与金融关系的问题。这既有党组织嵌入金融机构领导金融工作和党建工作的微观问题，也有党制定金融政策，创新金融制度的中观问题，更有党运用金融资本，使金融成为党整合经济资源、驾驭市场经济、提高长期执政能力的关键的宏观问题。加强党对金融的领导，关系到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关乎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的成败，因而意义重大。

二、党领导金融的理论与历史考察

考察中国共产党与金融的关系，要从政党领导的视角出发。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相比，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重要的特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以及无论在夺取政权以前还是夺取政权以后，都要坚持党的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指出，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必须坚持和正确实现对国家政权的领导，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1]。因为只有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能领导自己的国家[2]。对于执政以后党如何领导，如何处理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列宁指出，“党的任务则是党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3]。列宁虽然注意在主观上强调区分党与国家机关的职能，然而在实践中，对于党如何领导以及领导的原则、方式和范畴，由于列宁在世时间较短，探索并不充分，没有作出具体的说明和规定。例如，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就讲过，“党当前的任务就是管理俄国，要有成效地进行管理，除了善于说服人们，除了善于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外，还必须善于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4]。这里的管理显然是指政府的治理，这就不能和党的“总的领导”的原则相提并论。后来，列宁甚至说过：“作为执政党，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 ‘上层’融为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5]

由于概念上的不清晰，现实中，党成为“领导力量”的关键，就成为将国家权力转移至对国家的一元化控制。这种方式，一方面体现在干部人事制度，在列宁时期就广泛采用了中央委员会直接委派和任命党和国家各级干部的制度[6]；另一方面，体现在机构设置，即党的部委与政府部门的一种上下级对应。于是，列宁、斯大林以及后斯大林时期党与金融的关系，按照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设置。将资本的活动载体即金融组织作为国家的经济管理部门，置于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之下。政党靠刚性化的行政指令来维持在金融组织中的领导地位，以实现社会经济的整合与政企合一。

按照列宁党建原则，新中国建立初期，金融部门作为国家经济中部门管理的一个环节，构建了集中统一的金融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之下，银行并不是独立金融主体存在，而是国家管理经济的手段和工具，作为政府的一个管理部门甚至是财政工作的一个方面而存在和运行。银行一切听从计划安排，服从于部门管理。银行自身所拥有的很多特性，如流动性、营利性等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政党与资本的逻辑矛盾虽然被克服了，但在这样的领导方式之下，实际上是以牺牲资本的活力为代价的。

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到冲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说明实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思考和探索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改革开放的重要成就，就是以 “放开”、“搞活”，释放资本活力。通过经济上放权和分权，金融机构从财政分离出来，形成独立运行的金融体系并发挥积极作用。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造成的利益多元化使地方和单位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利益，从而减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进而削弱中央的权力。单纯经济上的放开搞活遇到了制度瓶颈，并带来新的问题。于是，金融体制改革提上了日程。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同时确定了金融改革计划，金融体制改革在继续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的同时，重塑了金融系统中党的领导体制。

改革的逻辑说明，首先，从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国情出发，必须加强党对金融的领导。但“领导”不是一元化的控制，不是以政党意志取代资本意志。这在苏联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已是被证明的经验教训。对于执政党来说，改革开放也促使政党的行为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革，即承认和遵循资本运行的规律。其次，在尊重资本的意志同时，也要警惕放任带来的各种问题。金融在活跃经济的同时，也会带来风险和弊端。例如2008年美国发生并扩展至全球的次贷金融危机，被认为是资本的贪婪造成的。因此，政党承认资本自身逻辑与自主发展，同时也要遏制资本贪婪性的弊端。从客观上来讲，“领导”既不能太活也不能太死，这个“度”要体现在，既尊重资本运行规律，也要避免放任带来的各种问题。

在这样的前提下，党对金融的领导是金融资源、经济资源通过党的领导实现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地区间流动和整合，进而产生更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甚至生态文明产品，解决治国理政的难题。其中，“金融”是手段和机制，领导是根本和目标。归根结底，就是指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不同场域运用具像化的金融手段和金融机制，结合自身执政特点和优势，服务于执政目标。从内容来看，包括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场域[注]“场域”是社会学中用以解释和分析社会网络的概念，最早由布迪厄提出。一般而言，一个组织的场域至少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1)场域由运行于某一部门或领域中的多种组织构成的组织集合；(2)场域是具有相互关联的组织的集合；(3)这些组织尤其关注具有同样特征的组织或与之竞争同种资源的组织。。微观场域是指党的组织嵌入至金融部门、或金融企业，实现党对微观金融组织领导为目标的结构网络；中观场域指通过中国共产党与金融部门的互动联系，将中国共产党执政优势(如自身政治信用)与金融部门的市场影响力结合起来，构建党与金融部门的合作共赢平台；宏观场域指党领导和驾驭以金融所代表的资本的力量，实现资源在不同区域配置组合，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金融视角，如利用金融政策引导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利用金融杠杆实现国际战略目标，推动国际经略、参与国际治理。

三、微观场域中党对金融的领导

加强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中党对金融的领导，微观基础在于对金融机构的领导。2017年12月末，成都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1950家。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84家、保险机构93家、证券期货机构312家、地方金融机构420余家，会计师事务所、保险经纪等金融中介机构850余家，各类金融后台及服务外包机构170余家。金融机构是资本运行的操控者，它们的行为，关系着金融市场的繁荣和稳定。微观场域中党对金融的领导，是党以组织延伸至金融机构，通过党的组织网络结构与金融环境的良性互动，实现党对金融机构的领导。

(一)金融机构中党组织的角色定位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的党的基层组织，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厂长)依法行使职权；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支持职工达标大会开展工作；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党要实现对微观金融组织的领导，重要的方式以其组织优势使权力渗透进入金融组织活动的领域，通过组织网络体系传导党的意志，实现党的政策主张。其特点是立足于严密的科层组织、科学的政策以及高效地执行。但是，企业作为市场经营主体，遵循的是资本的逻辑。在企业内部，由于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要求科学划分各部分的权责利界，形成相关性利益主体之间的制衡关系，最终目的是保障和实现资本的利益。因此，政党组织与经营管理组织不应当是简单的行政化的科层制，而应当是承认其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即与其内在逻辑相吻合。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政党将其组织延伸和嵌入金融企业内部，是有一定成本的。金融企业引导资本流入预期收益率高的区域，是纯粹的经济行为。但是，金融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必须始终不断地寻求控制并且支配外部的不确定性, 以保护自身, 并且促进自身的发展壮大”[7]。面对纷繁复杂和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考虑到市场内部的系统风险，只有组织才具备时刻应对经济条件变化带来的挑战。

政党的唯一特性就是组织，组织是共产党的优势和力量。借用西方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理论，环境塑造嵌入主体行为的同时，也强调主体对环境的改变和影响[注]新经济社会学创始人格兰诺维特(M. Granovetter)在1985年提出“内嵌性”一词，指明一切经济行动都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并且社会网络结构对人们行为有制约作用。作为政治组织，政党在环境中嵌入自身特性，借此传递自身政策主张等信息，并将自身领导力和影响力散布其中，这与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理论具有一定关联，在一定上拓展了政党问题的研究空间。。这种改变，不是将金融企业置于党的控制，成为党的下属机关；而是“创建新的组织形态”。首先，“严密的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更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实现资本增长；其次，在全球化背景下，党和金融企业的共同目的都是减少环境不确定性，维护金融环境的安全稳定，这正是组织的基本功能。第三，组织不仅要集中统一，令行禁止，还要挖掘潜力，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就需要公正。归根到底，公正才是最终有效率的。一个有效率的组织，其资源配置、管理体制、运作机制应该是公正的；同样，一个公正的组织，其资源一定能得到合理的配置，做到人尽其才”[8]。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党组织在金融机构的定位，在于是否与企业进行协调互动，两种逻辑是否契合和对接，关键就在于能否产生新的组织形态，能否实现组织最优，进而实现效益最大。

(二)金融机构中党组织的活动方式

按照《党章》和《公司法》的规定，作为公司治理法定地位的治理主体，党组织嵌入延伸至企业主体，通过公司治理机制和议事决策程序将党的政策意图纳入企业的经营活动。

第一，基本实现组织全覆盖。从笔者调研的情况看，各金融机构在实践中提出“有党员的地方就建立有党支部”的工作理念，使党的组织覆盖到企业中各部门的每一角落。第二，基本上所有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都纳入党组织管理。特别是流动党员，一些金融机构通过党员证明信、流动党员证等，核实党员身份后，将其纳入到所在党支部的管理之中。第三，机构部门的领导成员基本为党员，部门一把手同时兼任党支部书记。第四，机构核心单位或技术性要求较高的部门，党员都占有较高比重。例如某信用卡中心，风险管理部、策略研究部、人力资源及综合部党员都占有较高比例。

以上四点，均为党组织运行的有效性提供了积极作用。首先，“有党员的地方就建立有党支部”，无论是正式党员还是流动党员，都统一纳入党组织的覆盖范围。党组织的构建和拓展，党员数量的扩大，是其有效运行的必要前提，也是落实党的意志和主张的组织基础。其次，部门领导与支部书记身兼二职的双重身份，为在经营活动中落实党的意志和主张提供了人力资源。企业日常经营活动属于公司治理，原则上来说，党组织不参与具体的经营活动，而主要定位于监督和保障。但实际情况中党的因素仍然在处处发挥作用，其影响力渗透于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这种影响力除了党的组织基础外，还体现为能够表达党的意志和主张的党员成员，使党的意志和主张可以通过党员成员在经营管理层面进行传导和落实。最后，机构内部重要岗位党员成员一般对应较高学历层次和专业身份，这就说明有专业技术和丰富管理经验的人员同时也具备党员的品质，如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党敬畏和忠诚、接受党的法规、纪律约束等。金融业具有高度专业性，非内行人不能胜任，而党组织同时需要党员成员保证党的决策的落实和实施，这两个身份同时具备形成合力，使党的组织有效运行。

(三)党组织的功能创新

从组织学讲，党组织的渗透也意味着组织形态的改变。个人加入一个群体的时候会将他所隶属的其他群体的关系带到这个群体中来。党员是带着党员身份进入金融企业并与其他人建立联系的。党组织不仅仅有监督、保障国有金融资产安全的职能，还应在适应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下的要求下，根据整个社会发展的变化作出反应。比如，在存量方面，利用政党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发挥资本的杠杆作用撬动更多资源，达到更有效配置；又比如，在重大决策方面体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引导国有金融资本流入、服务和发展实体经济。这是党自身的功能和特性。党员将执政党的这种特性带入企业内部，会产生出很大的组织创新空间，使不少新的组织形态脱颖而出，实现党组织的功能扩展。

一些国有银行将某些特殊岗位交由党员担任。例如，光大银行党委在所有基层党支部都设立纪检委员，对纪检委员与企业内部风控专员实行“一岗双责”。将业务过硬的党员培养成为风控专员，将政治合格的风控专员培养成为党员，对应“监督责任”，解决行政监察覆盖不到位问题。通过党内系统培训基层党支部纪检委员，建立党员党性修养和廉洁自律意识，是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带入企业组织内部，同时以党员的党内监督促进风险专控员对企业高风险业务活动的监督，实现对国有金融资产的监督保障，防控金融事故、规避金融损失。

综上所述，微观场域党对金融的领导，即通过金融机构党的组织体系的构建，以及金融机构中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实现党对微观金融组织的领导。事实上，党的组织体系进入金融企业，不仅可以保证金融企业的方向，而且可以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加强公司治理。所以，金融企业党组织不仅仅是与公司行政系统的桥梁、相互影响和联系的关系，而是在与行政系统的复合和融合中，实现党的意志。

四、中观场域中党对金融的领导

政党在执政之后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关键在于如何运用金融的手段和力量调控经济运行。中观场域中党对金融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与金融部门、金融机构联系互动，构建相互合作的平台，利用金融的手段服务于治国理政，这也是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所在。

中国共产党与金融部门的互动协调，本质上是以政党(政府)代表的政治信用与金融领域部门代表的市场信用的有机结合，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不同属性的资源的整合与流动，解决纯粹市场逻辑难以解决的问题等。

这里选取三个案例，从两种信用的结合过程和结合方式，说明两种不同属性但具有强大控制力的执政资源如何有机结合，相互协调共同发挥作用。

(一)政治信用“植入”市场信用——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例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是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实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程，是通过建立农村经营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公共产品，为当地金融机构开放式地提供信息服务，以解决因市场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9]。成都市按照以“政府主导、人行牵头，市场运作”为原则，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在这项工作中，最为重要的是搜寻和采集所有市场信息。例如农业经营主体的人员身份、文化程度、专业证书、土地状况、经营情况等建立农村信用信息指标体系的基础数据。经过探索发现，村委会的村干部可以发挥有效作用。因为村干部对农民比较熟悉，农民也对村干部很信任，让村干部充当金融联络员，可以为农信社与农户寻找到相匹配的信息源。这项机制发展为聘请金融联络员(村干部)对农业经营主体的相关信息进行定期逐个采集，包括贷前调查、农户宣传、回收贷款、吸储揽存等，最后由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满足获得相关信息资源。

金融机构不能将所有市场信息都搜集和建立起来，党员联系群众的工作机制却能很好地弥补和解决这一问题。党员被聘为金融联络员，获得相应物质报酬，对激发服务热情起到积极作用。同时，这种对接关系也能较好地减少比如违约和欺瞒等风险。党员是带有执政党的特性与农民接触，政党“因其政治信用对农民有着某种程度的激励因素，这就产生了强大的信任和拒绝投机行为的社会期待，超越了纯粹的经济动机”[10]。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环境信用水平和农民的信用意识。

(二)政治信用“借助”市场信用——以某国有金融企业党建为例

某省属国有金融企业重视内部党的建设工作。集团党委希望在加强自身党的建设的同时，为引领下属金融担保公司党建质量提升。为此，集团党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在机构上将担保公司的党建工作开展情况作为集团注资参股的重要条件之一；二是在派驻参股机构董事上，将党性强、政治组织高的业务骨干推荐给参股机构，帮助带动党建提升；三是采取结对共建，要求集团每个支部与一家参股公司建立联系，充分发挥各自党组织的优势，推进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对于集团公司而言，要做好系统内部党建工作，需要借助与担保公司之间的股权业务关系发挥效用。一方面集团党委带动参股公司党建工作的提升，例如通过党组织的纽带将集团党建的好的工作方式带到参股公司；另一方面也加强与参股公司的直接联系，对于集团了解基层业务情况，及时了解市场变化需求，更好落实集团经营方针政策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政治信用与市场信用的双向互动——以某地某农信社为例

某农信社为提高自身业务量，将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作为农信社潜在的客户资源。从2006年开始，外派员工到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地区设立农民工金融服务点。开展公益金融服务，帮助农民工普及金融知识，同时吸引农民工存贷款。这一模式为农信社带来新的客户群体和业务量。但同时，对于驻外服务点而言，却面临一个重要的“身份”问题：根据银监会的规定，农信社原则上不得跨省设立分支机构。但作为服务机构，农信社又是以提高派出单位的盈利为目的，具有企业的特征，不是以公益或互益为目的的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无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注册困难使服务点成为了无证无照的“黑户”，不具备法律的合法性。同时，服务点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不能确定自己“身份”问题时，很难获得农民工的认同与参与。特别是在当前社会各种诈骗行为层出不穷的环境下，农民工一时还对服务点难以接受和认可。

为保留住这部分特殊群体，同时也能解决好服务点的身份问题，农信社采取在驻外服务点中建立党支部，运用政党的政治合法性的植入，弥补了法律、社会领域制度和规范性的不足。不仅如此，一些服务点中的党组织还建立一种“农民工人才储备台账”的信息库，挑选有技术、有潜力的农民工纳入党组织的动态管理。在这种机制下，党支部与服务点构成了强烈的共生合力：政党借助服务点的经营平台实现对农民工这部分流动群体的组织和整合；服务点只有把金融服务做好，按照政党的政治意愿和要求做好党的工作，才能吸引农民工群体。无论是党的工作的组织者还是党的工作的参与者，都有动力参与党的活动，组织因其共生合力发挥出了更大的有效性，完成政党的“整合”目标[注]“整合”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从系统论来看，帕森斯、涂尔干等认为，社会中人需要与其他人进行合作，以获得不通过合作而无法获得的资源和价值定位。在合作共处中，人的角色定位和角色期待必须与社会系统的整体规范相一致，实现一种社会的一体化。“整合”就是关注社会中各个要素的合理组合以及有助于社会良性运转的制度安排，即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的不同因素、不同部分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提高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过程。现代政党政治运行过程中，政党无疑是社会整合的主体，是整合过程中的主导力量。。

金融部门代表市场信用反应的是市场逻辑，但市场逻辑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如信任等情感关系问题，并且它还受制于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用纯粹市场逻辑解决信用环境落后、金融发展不足、经济效率低下的问题，会面临诸多难题。政党的政治信用是政党在社会中的公信力，反映的是公众对执政党在政治上的信任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质，体现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没有任何私利、没有任何杂念，是民众信任党、拥护党的内在保证。案例一中党的政治信用与金融的市场信用、农民个人信用的对接，提高和改善基层信用环境和水平；案例二中党组织借助经济联系，扩大自身影响力和政治信用，推进党的建设工作；案例三中金融机构与政党组织有机融合，是政党以金融组织机构为载体，完成社会治理的“整合”目标，实现党的执政理念与资本效率的逻辑统一。

五、宏观场域中党对金融的领导

宏观场域中党对金融的领导，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金融视角，即在更大的时空范围中，在全球化背景下驾驭资本。全球化是资本在全世界的流动和融通，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以其高度复杂信用关系、虚拟价值，使得全球日益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在这个一体化格局中，政府(政党)的政治权力是地域性的，影响也是地域性的，相对于资本的操控力正在不断弱化。全球化、资本的自由流动是政府实现经济发展的巨大物质条件和机遇，同时也对政党的执政活动带来新的冲击和挑战。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全球化中资本快速流动和膨胀带来的挑战？如果将资本及运行方式作为“看不见的手”，政党及政党活动看作“看得见的手”，党如何借助“看不见的手”发挥“看得见的手”的力量，增强政党自身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宏观场域中党对金融的领导，需要借用金融的手段和力量，统筹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实现政党的影响力的延伸。

(一)统筹国内资源，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计划经济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相呼应；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权力运行机制、社会组成结构与过去相比都发生了深刻改变。党必须从传统的以直接掌控为主的治理方式转变为依靠掌握和运用资源、通过制度和法治为主的治理方式，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充分挖掘和运用资源，尤其是提升驾驭资本的能力，加强和改进对金融的领导。

成都市《建设西部金融中心行动计划2017-2022》显示，未来五年的发展，是要打造市场主体活跃、组织机构健全、配套功能完善、风险防控有力的现代金融产业生态圈，进一步做大做强金融产业，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包括招引各类金融组织、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优化金融载体工程、搭建多元化投融资平台、推动金融科技创新，以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吸引更多的高端科技人才和金融人才参与到“西部金融中心”的建设中来。同时完善一系列保障措施，例如，建立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租赁、小贷、担保等全金融门类的产业联动发展机制，强化各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协作，推进企业数据及金融机构数据信息共享，构建金融信用信息平台和金融风险监控预警平台等。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改革和创新党的金融政策，构建推动西部金融中心建设政策支持体系，进一步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过去金融政策更多是服务于GDP的增长，强调实现国家经济目标。但多国的事实和经验证明，单纯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执政党认同的相应提高，对经济的有效调控才是提高对政党认同的关键。宏观场域中政党借助金融的力量统筹国内资源，即通过金融的覆盖感知、引导和调控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以大数据技术对金融业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洞察和预测经济市场变化规律，最终将国家经济目标与党的政治目标结合起来，实现惠及全体民众的发展。这是党施政的源头所在，也是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党通过金融政策来实现党执政方式的转变。

(二)统筹国际资源，维护金融安全稳定

金融中心作为金融资本的集聚地，要求开放的市场环境下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据统计，成都外资银行、外资保险公司总数分别达到了16家和17家。在西部率先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试点和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金融国际化业务位居西部前列。未来，成都市还将不断提高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金融结算功能，推动跨境资本项及贸易项结算业务发展，探索建立以服务“一带一路”为重点的跨境金融服务平台。

在全球化与深入推进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实现和维护金融安全与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外部金融环境，是宏观场域中党领导金融的第一要务。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风暴中，最直接的后果是亚洲几个主要经济体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纷纷失去执政地位：韩国执政党在大选中失败，泰国多党联合政府失去政权。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安全的基本前提，没有金融安全，就没有经济安全；没有经济安全必然就不会有执政安全。唯有建立在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基础上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才能构建一个安全执政的国际国内环境。

目前，成都市从加强金融监管的协同性、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建立以大数据为支撑的监管模式三个方面构筑地方金融安全底线。首先，借助科技手段和专业中介力量，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地方准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第二，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市、区(市)县、街道(乡镇)、社区四级联动预警，强化“部门协同、市区合力、网格管理”工作机制，促进地方金融业健康有序发展；第三，构建以大数据为支撑的监管模式，对风险源进行线上动态监测和分析，做好风险预警和处置，防范化解区域金融风险。全球化背景下建设西部金融中心城市，既要运用全球化带来的价值和福利，以公开透平的市场环境获得全世界的流动性，又要以十分有力有效的政府调控维护经济稳定和安全。唯有建立在金融安全基础上的财富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增长，否则必然会导致执政安全的问题。

中国已经走过经济积累的初级阶段，人民生活水平和物质条件有了巨大飞跃，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不断增强。尤其在“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以后，为经济金融实力转化为战略影响力奠定积极基础。全球化纵深推进的条件下，大国博弈不再以经济增长为唯一核心，而是对规则的掌握。未来，金融不仅是也必须是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和金融主权的力量和工具，还将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相互渗透、融为一体，形成执政党运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完成执政使命的重要力量。成都市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意义，不仅仅是“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一个跨境服务中心，更是服务于四川、西部，辐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及华中地区，具备全国性带动能力和国际影响能力的西部中心城市。依托金融资源的集聚能力和金融服务的辐射能力，将经济实力变为资本力量特别是金融资本力量的输出，以全球化的联动作用将政党的行为触角延伸至世界各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