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雅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一、《共产党宣言》将科学社会主义构想传入中国

自1840年起至1917年，近代中国同时遭受帝国主义入侵、本国封建势力压榨、官僚军阀迫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社会各阶级，一面痛心疾首背负屈辱，另一面积极尝试多种办法挽救民族危亡。系列救国方案无果以后，伴随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理论界开始尝试运用来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祖国山河破碎、民生凋敝、军阀割据的现实问题。

20世纪初，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知识分子，积极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最初是从德国的卡尔·考茨基、爱德华·伯恩施坦、罗莎·卢森堡、奥古斯特·倍倍尔、亚历山大·洛夫维奇·帕尔乌斯等理论家，法国的盖达、保尔·拉法格，英国的海因德曼，俄国的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列宁等思想家、革命家，以及日本的河上肇、堺利彦、贺川丰彦等学者、劳工运动活动家那里，首先接触到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信息，以及部分译介进来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载体，受到广泛的关注和传播。

囿于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手稿资料披露有限、翻译出版限制，以及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立场多样、宣传动机各异等多种原因，社会各界人士对《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认识并不具体，更不统一，众说纷纭，并且时常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含义上，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概念混合使用。为了澄清当时社会群众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国内思想理论界以《新青年》等杂志为思想阵地，掀起一场又一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论战。探讨回答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相当不容易，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形成了三种主流观点：

一是道德选择论。这一论点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能使包括劳动者在内的多数人，过上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的学说。资本主义生产制是为少数资本家打算，社会主义生产制则为多数无产者打算。李大钊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少数资本家的自由，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被他们占据，劳动者劳动终身，衣食住反而得不到供养，没有真正平等的自由”[1]。恽代英从经验角度思考，认为人性“不是如我们理想的纯善”，人类“一天不能超出于物质限制以外，一天少不了必要的工作，亦便一天少不了一个相互裁制的一种契约一种组织”。基于个体分工协作、互助联系的生物学理，恽代英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群体利益是每个人努力的目标。因此，“要根本的为世界求个长治久安，必须看清社会的真性质，社会主义实际的必要，为社会福利主张，传播，实行社会主义”[2]。不然，即便推翻了资本主义，人类各部分群体利益，依然不能平衡，为其他冲突埋下祸根。陈独秀经过仔细观察，认为人性的确有恶的部分，这一点，绝非“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铲除的”，也不是“制度改变了这种恶性马上就跟着消灭的”。因而，劳动阶级掌权以后“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懒惰，掠夺、矫正(社会群体)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3]。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的地方，不仅在于创造发达的物质生活，更在于改造社会组织制度和收入分配秩序，创新分配方式和手段，要“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4]，实实在在让大多数劳动者、贫苦人受益。

二是经济效率论。李达指出，“社会上受了不平等的刺激，自然会生出近世的社会主义来了”，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就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5]。陈独秀也认为，“近代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克思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6]。他通过阶级分析和经济分析，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强调资源配置、要素配置，提高经济要素生产效率以达到供求平衡状态的经济学说，“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7]。李大钊也指出，“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8]，并且“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9]。所以，“社会主义在根本改造经济组织谋社会中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10]。

三是历史规律论。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中，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陈独秀基于阶级分析视角，主张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去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11]。

以上三种主流观点，初步表达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誓的新社会形态的认识与理解。

探索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又引发了科学社会主义到底在中国能不能成功的疑问。这个疑问的本质，是如何解决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差异。奥匈帝国的奥托·鲍尔在其《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中指出，“民族特质”是民族性的首要决定因素，“在社会主义社会，民族差异并不会消失，恰恰相反，随着大众文化素质的提高，民族差异会日趋明显”[12]。

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在封建农奴制残余下的落后俄国取得了重大胜利，俄国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倍受鼓舞。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为黑暗中的中国，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前进方案，广大仁人志士对此翘首以待。然而，中国资本主义并不发达，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鲜明，与俄国同属于落后的亚洲国家。要想使来自西方经济社会基础上的舶来品——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开花结果，还要谨慎研究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不同于欧洲、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特质”，避免“水土不服”。

为此，李大钊首先提出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化”的命题。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此后，理论界重新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展开二次思考，并就如何解决马克思“社会主义”方案下的东、西方民族差异问题，争论不休。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中国，如何开展社会革命和经营产业，更是展开了又一轮深入剖析。

在社会革命上实行“跨阶级合作”，发挥农民阶级战斗力。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生长在欧洲产业经济土壤上，与中国落后农业国的情况差别很大，不能拿来就用。陈独秀通过观察中国社会现实，发现“所谓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只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13]，从而得出改造社会是要打破现状，打破现状不能指望国内资本家，只有依靠劳动团体自己努力，才能使中国独立的结论。梁启超也敏锐地捕捉到中西方国情的差异，他指出，欧美国家最迫切的问题，在于“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而中国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却是“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14]。劳动者指的是新式工业组织之下的劳动人员，即产业工人；而“多数之人民”，对应中国无业、无产的流民、农民和没落的小手工业者。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究竟依靠哪种力量、以何种方式开展，就李达的推测“大概也是要按照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15]，“或者不得已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因为“议会主义的手段在欧美实验过，并没有多大的效果，可说是已经破产了......劳动运动的手段，只于工业国相宜......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16]。社会主义者的主张，简单来说，就是“要谋求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造成一个大多数，来企图社会革命”[17]。

在经营社会主义产业上，探索生产资料公有形式下的经济生产和分配方式。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弊病在于，承认生产资料私有和追逐剩余价值合法。这直接导致了资本家因为竞逐利润最大化而展开盲目生产，造成生产过剩。由于无产阶级终日劳作薪资微薄购买力严重不足，在商品积压跟前消费不足。商品积压于是又成为资本家新的资本积累。如此一来，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富有和贫穷在代际之间传播，两极分化逐渐固化。因为缺乏有效的调节办法，市场失灵在所难免，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政治冲突频发。国内市场的饱和以及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资本的扩张性带领资本家走向世界，占领世界市场以求打开销路，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国际合作与国际垄断相伴相生，于是为争夺市场份额的资本主义国际战争相继爆发。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和分配的市场调节失灵问题上。社会主义要避免或者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下既生产过剩又消费不足的问题，不是再走一遍资本主义历程，而是要铲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探索在生产资料公有形式下，着力高效配置经济资源，实现生产和消费基本均衡，拥护和实现多数劳动人民的生存利益。所以，“社会主义共和国要名实相符，全靠共产党人努力经营产业，方能做到”[18]。根据李达当时的考察，“中国数千年来的农业经济组织，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被欧美日本资本主义破坏了，手工业的生产品被资本主义的商品打倒了。国家愈趋于贫弱，强邻更肆其侵略，条约的束缚，利权的断送，竞使中国形成了半殖民地的状态。中国在经济上现在正是产业革命时代，外则受列强政治的压迫、经济的侵略；内则受本国武人政治的摧残，经济的掠夺”[19]。因为统一与和平——这两个发展实业的条件都不具备，因此，发展中国产业，首要的是“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20]。待社会革命成功，下一步才考虑政府介入、保留资本要素、加大社会资本集中度、创新生产方式、增进分配效率等，以求造福多数人，真正实现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的共有、共产、共享等精神关怀。

二、《共产党宣言》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

《共产党宣言》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源头。1936年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邓小平文选》也记载，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指出：“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和变化了的时代条件，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中国特色，在实践中发展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

(一) 无产阶级先锋队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1)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除了无产阶级整体利益外，没有自己的利益；(2)共产党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有三点不同，一是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二是斗争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三是有先进的理论作指导，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目的；(3)共产党人最近的目的，是形成强大的阶级力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长远目标是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21]。也就是说，以自身先进为前提，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组织群众、带领群众在自己的国家建立、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摸索适合自己国家情况的方法与途径，联合世界其他国家，英勇斗争、艰苦努力，建立世界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历史形态，推动世界历史进步；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团结世界人民，消灭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机器，落脚于实现劳动人民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这三个基本原则。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其中，明确规定党的定名是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联合第三国际。此外，还规定了党的组织章程、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发展党员的内容。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和人民赋予的光荣责任，正确地领导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执政业绩，实实在在实现了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的改变。1949年，党带领群众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政权；1956年，党带领群众建立社会主义制度；1978年起，党带领群众开启改革开放大幕。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之际，中国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二。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继续书写新时代共产党的“誓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励精图治，成就斐然，实实在在用初心、行动和政治绩效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支持，同时收获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敬重。中国共产党以“永葆先进”为己任，戒骄戒躁，奋勇前进。历史和实践发展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22]。

(二) 生产力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主义的特征，是要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即消灭私有制。他们论述了通往未来社会的根本途径，在于不断提高和积累生产力总量。大概步骤是：无产阶级在取得专政以后，要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无产阶级国家手里，然后尽可能快的增加生产力总量。采取多方面的经济措施，来完成全部生产方式的变革。只有改造完旧的生产方式，无产阶级自身才真正失去了存在基础，国家也自然失去了有组织的暴力功能，阶级和国家的自行消亡才能到来，未来社会才能真正变得清晰可见[2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生产力原则。早在中国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际，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举的方针，在实践中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毛泽东还专门论述过，不管中国哪一个政党，判断它在人民群众中政策和实践好坏、作用大小的标准，在于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邓小平精辟地指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据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可耕地少、生产条件落后的现实，中国共产党对农村旧的经营体制进行了改革，极大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紧接着，以城市国有企业为重点的改革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相继实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承包责任制、改变用工制度、实行厂长负责制、开始股份制试验、进行产权改革等措施，资本、技术和知识等生产要素不断被释放，农村富余劳动力和民营企业家的创造性也得到解放，生产力有了飞速发展，生产财富的积累也开始起步。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等其他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全面调动各方面生产积极性。江泽民指出，这样做“才能使我国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24]。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从“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发展转化过程中，胡锦涛做出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25]的判断。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个方面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变化，习近平用理论概括为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并继续推进认识，指出新常态蕴藏新机遇：经济增长趋于平稳、增长动力趋向多元，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正在积极转向创新驱动。他鼓励全党抓住机遇，坚定信心，“既当改革促进派、又当改革实干家”[26]，继续探索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有效形式。

(三) 共产主义社会本质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论述过，在未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7]。这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更是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本质，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和不断重申这个原则：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28]，坚持人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关系状况是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的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实践活动，均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导向，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和充实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古代儒家思想“民本”文化融合进共产主义目标，充分发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理论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传统文化与唯物主义的契合点，把一切为了人民、由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由人民享受社会进步成果的理念，贯穿在通往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全过程，找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途径和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力量；要始终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统一；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国人民的大团结；中国的事情一定要中国的大多数人做主；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跨越革命战争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书写和宣示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这个宗旨和理念，横亘在党和人民心中，更扎根在执政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本身，就是为促进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素质能力境界提升，并为未来社会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努力创造条件。

(四) 实践原理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是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坚持人民史观和实践观。实践观坚持认为，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起源；认识分为直观和浅层次的感性认识以及抽象和深层次的理性认识，经过收集、加工大量实践中的感性认识材料，可以提炼出实践中的规律，进而形成理性认识；感性认识因为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停留在偏离实践规律的地方，因而不具有揭示规律、继续指导实践的客观作用；理性认识由于克服了感性认识的缺点和错误，逐渐上升为理论，从而接近真理，具有指导深入实践、后续实践的先验性作用。尊重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是经过历史证明的科学方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的25年间，社会主义实践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共产党宣言》里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是正确的，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则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共产党宣言》的科学态度，归根结底是尊重实践、实践第一观点的灵活运用，对待经验也应当如此。社会主义不是从来就有的，也没有现成的模式经验可以拿来就用，完全依靠各国人民联系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本国实际情况，摸索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均是中国人民实践创造出来的成果，是中国人民坚持唯物主义实践观的有力表现。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待理论要发扬唯物主义实践观，对待文本更要如此。恩格斯很早就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9]。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客观实践改造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思想认识，贯彻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成功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立足中国现实确立目标、制定政策、谋划发展，是坚持实践观的典范。

结 语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坚定不移贯彻“不断改革”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坚决拥护者。同时，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持续开拓进取、开展理论创新，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内容。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之际，纪念的最好方式，就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发展和巨大成就丰富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延续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