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黄骏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卢梭，西方政治思想家无不将他们善治国家的理想设定在小国寡民的规模之内*与古希腊经典的城邦(比如雅典、斯巴达)相比，柏拉图心中的理想城邦的规模还要更小点。他认为5000人的城邦规模是最合适的，这个关于城邦规模的限定被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继承。参见柏拉图《法律篇》、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虽然之后美国联邦政体的确立，以及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论战，使得民主共和国的设想突破了以往的规模限制，但是治理规模与治理模式的关系仍然一直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议题。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先哲们的政治设想从来就没有小国寡民限制，《周礼》在每篇的开头都有这样的话：“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分官设职，以为民极。”其中，“体国经野”与“分设官职”正是为了应付超大治理规模而划分行政区域与建立地方政府的简洁提法。

从封建制到中央集权制，再到新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中国历来的治理模式都是为了应付超大型的治理规模而设立起来的。正如王沪宁所言，发展中国式的民主治理模式，首当其冲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超大社会、社会资源总量有限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其中，他认为超大社会不仅是人口问题,人口问题折射出了错综复杂的政治、行政、经济、文化、宗教等问题,为民主设定了政治条件、组织条件、心理条件和文化条件等方面的难度。……